黃紀蘇

黃紀蘇，社會學家、劇作家，現任《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 文版）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曾經編創的劇本：《愛情螞蟻》、《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

史詩劇《切·格瓦拉》被評為2000年中國知識界十大事件之一，在一片轟動且褒貶不一的喧鬧聲中，《切·格瓦拉》劇組遠赴河南、上海、廣州等地，陣陣的掌聲和爭論還沒有結束，來自深圳、四川、山西等地的邀請接踵而來。“想不演都不行”，幾乎成了劇組演員的口頭禪。

作為《切·格瓦拉》劇組的編劇和領隊，黃紀蘇從2001年5月份開始，又將帶著劇組奔赴新的戰場，以滿足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

很多人見到黃紀蘇都大感意外。因為《切》劇“對舉世關注的大事、貌似神聖的扮演、深奧的理論、複雜微妙的關係，往往以時下流行的語彙出之，化抽象為具象，寓大雅於大俗，奇思妙想，常令人驚嘆不已”，未想竟出自這樣一個瘦弱的男人之手。而他言談中的樸實和謙虛，和《切》劇中他刻畫的反面角色的伶牙俐齒相比，倒真的更難讓人相信。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切》在新世紀掀起的高潮，和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我們生存的環境，有切身的體會、深刻的認識、獨到的感受，不無關係。

1990年的夏天，大學都沒上過的黃紀蘇，直接考上了美國某大學的社會學碩士專業。

1993年回國。從沒學過戲劇的他一躍跨入了編劇的行列。緣於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中戲的沈林博士送來的免費戲票，黃紀蘇才開始對戲劇有了“一星半點兒的了解”。

而他和戲劇直接發生關係是緣於《小丑之夜》。中央戲劇學院有位藝名“笑倒天”的以色列留學生。“笑倒天”是猶太人，在歐洲遭白眼，於是移民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劇團里當小丑跑龍套，心有不甘，於是跑到中國試運氣，但生計還靠在公司教英語或在電視片中演外國無賴來維持，被壓迫的底層感覺依然揮之不去。半生的鳥氣，被他熟練地裝進一個反專制爭自由的近現代套路，演繹成一出有聲有色的喜劇劇本《小丑之夜》。這齣戲，“笑倒天”十分看中，想找人譯成中文，沈林便介紹他和黃紀蘇接了頭。這樣一齣劇在中國上演是不大容易的，但通過翻譯這個本子，按黃紀蘇的說法，他開始對話劇這個以往只覺其“拿腔拿調”、極不順耳的行當生出幾分好感。後來因為“笑倒天”不是名家，找不到資助劇本沒能上演。聽“笑倒天”說完遭遇，黃紀蘇“很為這個勢利的社會感到難為情”。

後來黃紀蘇編寫了劇本《愛情螞蟻》，改編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最有意思的是，2006年4月份，北京人藝小劇場的《切》和首都大劇場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同時上演，卻又同時爆滿，票房出奇的好。黃紀蘇曾說過一句話：“以人道為終極目的的社會主義探索，是人類在價值上告別動物世界的一次最悲壯的出走，是一段百折千徊歷程，是一首悲喜交集的史詩。”我們期待《切》在外地的演出活動中，取得成功，也成為戲劇演出史上的一次史詩。

2006年黃紀蘇編寫了劇本《我們走在大路上》，社會批評的語氣濃重，最後提出“我們一起走”。

近著《中國不高興》（合著）、《與精英保持距離》等，有廣泛影響。

近代中國，書香門第某種程度上是中華文脈傳承所依託的重要載體，這些書香門第有的很強勢，有的也很弱勢，但不管強勢還是弱勢，他們都代表著中華民族的過去與未來。

黃紀蘇是因為他編劇的幾個話劇被讀者熟悉的，從早期的《愛情螞蟻》、《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意外死亡》，到後來火暴的《切·格瓦拉》、《我們走在大路上》等，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實，早在此之前我就看過他翻譯的外國小說，後來更是讀到過他大量的議論文章，雖然有些觀點不免偏頗，但是文章絕對好看，看得出他對社會研究曾經下過很大的功夫。他的《切·格瓦拉》上演后我曾經在《作品與爭鳴》寫過一篇評論，那時我還在人民大學哲學系進修。

偶然一個機會，我發現了黃紀蘇家族的秘密和文化的基因。原來，他們家族是一個在中國近代當代很重要的中華文脈之一，可以說某種程度上他們黃氏家族是近代中國書香門第的活化石。其祖父黃文弼（字仲良），生前是中國“著名考古學家”，是“新疆考古學的先驅者”，是“西北史地專家”，是全國政協委員；其父黃烈是中國古代民族史（唐以前）學家，曾任郭沫若秘書，是《郭沫若全集·歷史編（八卷）》的負責人。

關於其祖父黃文弼，黃紀蘇寫過一篇文章《我的祖父黃文弼》，文章寫的很小心，很拘謹，寫的是外界很少知道的一面。據黃紀蘇的文章，他與祖父的關係很一般，與祖父的全面接觸也僅僅二次，一次是黃紀蘇剛知道東西南北時給老爺子展示過一次，一次是老爺子自己找孫子交流毛主席語錄的學習心得。

此外，黃紀蘇對祖父的了解與我們差不多，一個是通過黃文弼自己的著作，一個是相關舊聞和國外的資料。

[學術成就]

黃文弼,（1893～1966)，中國現代考古學家。字仲良。湖北省漢川縣人。生於清光緒十九年三月初八(4月23日)，1966年12月18日在北京病逝。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19年到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任教，並於1927～1930年參加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內蒙古、新疆考察活動。1934～1937年任西北科學考察團專任研究員，1935年又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身份派駐西安任辦事處主任，進行整理碑林等工作。抗日戰爭期間任西北聯合大學和四川大學教授，又任西北大學歷史、邊政兩系主任。1947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1964年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為人、性格]

他被稱為“中國西北考古的第一人”，作為自學考古學的傳統知識分子，黃文弼的考察日記對專業之外的事，無論“岩石土壤、山川氣候”，還是宗教民俗等，都不惜筆墨。後人高度評價了這些關於社會經濟以及民族關係的史料，認為它們是“通過公共知識分子的視野、手筆”才得以留存下來。考察團被後來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接收”，但長期沒有引起重視。據說，許多學者都是從國外文獻上才知道這個團體的存在。而發起這次考察的北京大學，其校史上竟然對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一字未提。

[四次入疆]

斯文·赫定對“將古代中國的文獻裝成6個木箱隨身攜帶”的博學的考古學家黃文弼很是敬佩，在他的旅行記中寫道：“在現場，凡是你想了解的事情，不論是史料，還是對問題進行過研究的學者，黃都能讓你立刻知道。”他還說：“我把這件事情略略地研究了一下，為的是可以得到一個觀念，能明白和中國學者們合作，對於一個在中國境內的歐洲考查團有多麼大的價值，要只是我一個人或者同著一些西洋人旅行，最多也只好在歸來后找歐洲的‘中國通’才能求得二千一百年前在噶順淖爾表演著的歷史遺事的說明。現在不只是有書，還有學者指示我，隨時隨地都能知道我願知道的一切！我說中國團員對於我的考查事業增加無上的價值，現在大家該了解我了吧！”

[黃烈與黃文弼]

據黃烈說，郭老比他父親黃文弼年長一歲。因為曾經與郭沫若的親密關係和學術師承關係，他參與編輯了《郭沫若全集》，並擔任了《郭沫若全集·歷史編（八卷）》負責人，也是研究郭沫若的專家。而其父親黃文弼生前也不太被關注，所以他還為整理出版先父黃文弼的遺著傾注了大量心血。關於父親黃烈，黃紀蘇似乎說的很少，但他曾對記者說黃烈是典型的“中國讀書人”，天下家國常在他視野之中，在黃烈臨終前幾天，稍稍清醒時還讓子女為他讀《參考消息》。辭世前，曾留下喪事從簡的遺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