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邦

1951年12月生於河南沈丘農村。

畢業以後當農民。

1967年畢業於河南沈丘第四中學。

19歲招工招到煤礦去當礦工，礦務局宣傳部幹事，《中國煤炭報》編輯、記者、副刊部主任。現為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一級作家，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

劉慶邦比較重視語言，在寫小說的幾個要素中間，高爾基把語言放在第一位的，汪曾祺說過寫小說是寫語言，語言和小說是註定的，看小說的好壞看前面幾行，就能判斷作者的水平達到哪一步了。這個質地怎麼樣了。這個小說的質地對語言是長期的磨鍊過程，首先對自己有高的要求，語言一定要樸實、準確、自然，高的境界就是要有味道，有自己的個性，打上自己的烙印。語言首先是作家個性化的表現，至少不用標準件的語言。語言有好幾種，公文語言，媒體語言，官方講話的語言等等的語言，文學還有自己的語言，小說有小說的語言，我們寫小說，首先要進入小說的語言系統，然後再形成自己的語言風格，這不是短時間內可以達到的，他一直在追求這個，或者說語言背後有語言，話背後有話，盡量地發揮語言的張力，發揮漢字特長，漢字有這麼悠久的歷史，多少人撫摸著，但是還用這些字，我們一定要把它吃透，根很深，李白用過，白居易用過，還是這些字，我們怎麼用，我們要吃透它，理解它，盡量地把它用好，把它安置在非常合適的地方去，不安到合適的地方，字是很難受的，字應該是一個活物，他願意把字人格化，你把它安置在不是地方，它很難受，字會死掉的。你安排在很好的地方，它會非常地活躍，煥發著它的生命力。字有溫度，有樂感，有氣味，有顏色等等，所有的美好因素在字裡面都能體現出來，我們應該這樣來看字，來適應字，才好一些。

在劉慶邦的寫作中，一半是煤礦，一半是鄉土。他的中篇小說《平原上的歌謠》獲得了《人民文學》頒發的一個獎，但沒有引起評論界足夠的重視。劉慶邦親歷過飢荒，河南飢荒很嚴重，死了很多人，餓得頭大脖子粗，他本人就吃過柿樹皮，說是很硬。至於寫這個題材的契機，劉慶邦表示，要讓民族保留歷史記憶，不要這麼早就遺忘這些慘痛教訓，一個民族要是失去了記憶，那是非常悲哀的，作家有這個責任，如果不能承擔起這個責任，則愧對作家這一稱號。而歷史記錄畢竟是粗線條的，新聞報道也有可能虛假，只有文學作品的表現是準確的，是細節化的，也更可信。“我每年都要回家，那不叫深入生活，那是回家啊！如果硬要那麼說的話，那叫深入到家了。一個作家如果是從農村出來的話，那麼最好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就是回家。”事實上，劉慶邦本人並不願意承認《紅煤》是煤礦題材小說，他說：“小說是虛構的藝術，想像力才是作家最基本的生產力，小說的故事是在沒有故事的地方寫故事，是在故事的盡頭開始小說的故事。”

劉慶邦寫過一個小說叫《玉字》，王安憶曾在講課時，引來作為“什麼是小說”的一個例證。小說的故事是他從母親那裡聽來的，就發生在臨村：姑娘和奶奶一起去看電影，天黑，被兩個人拉到高粱地強暴，姑娘回家后不吃不喝想死，結果就病了，後來就真的死了。“其實她知道施暴的人是誰，但就是不敢說，於是我的小說構思開始了，我設計姑娘當時聞到了那兩個人身上的膻味，回想起以前有人給她介紹過一個殺羊的，她沒答應。她於是開始向殺羊的復仇，她起來吃飯了，說不想死了，並主動嫁給了那個男人，隨後採取了一系列復仇，向兩個兇手復仇。王安憶說，本來一個受氣包，現在變成了復仇女神。”這就是生活通過邏輯力量，變成了小說。劉慶邦“短篇王”的稱呼並非白來，另外，青年導演李揚借他的《神木》拍了電影《盲井》，也曾為他贏得了更大的聲譽。這電影震撼了不少人，但作為原著作者的劉慶邦卻並不完全買賬，他最不滿意的，是電影的結局，“電影的結局毀了我的理想設計，我很看重那個高中生心底的純潔，我跟導演交流過，但他也許不在乎我的意見。在小說里，那孩子其實找過一個小姐，但後來就沒聯繫了，然而電影並非如此，電影中導演讓小姐給孩子家中寄錢，會暴露出可以破案的線索，電影的邏輯不嚴謹。”

在所有發表過的作品中，劉慶邦個人偏愛的故事不是《神木》，而是《響器》（發表於《人民文學》）。所謂“響器”，就是嗩吶那一套傢伙，故事講一個姑娘，看人家辦喪事聽到嗩吶，生命深處受到民間音樂的感動，於是跟著人家想學嗩吶，但家人反對，還把她關起來，但她寧可不吃飯，也堅持要學，最後她吹的嗩吶異常驚心動魄。劉慶邦說，“這裡面，故事可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反是味道，是音樂的自然性。看這個小說，好比你看到一棵樹，你只看到滿樹繁花，而不在意枝幹。我的觀點是，每個人都是一個響器，都渴望發出自己最‘驚心動魄’的聲音，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響器。”

劉慶邦，中國作家中的“異數”，多年來堅持以“人與自然”為母題進行著現實主義寫作。其作品可以簡單地劃分為鄉土和礦區兩大題材，這是通向他記憶深處兩條幽深的隧道，一條被他命名為“人與自然的和諧”，另一條則沿著相反的方向延伸，被命名為“人與自然的抗爭。”1978年，劉慶邦來到北京，開始了嶄新的城市生活，如今已經過去28年，但他身上，依然保持著明顯的農民生活習性——他喜歡在家裡種豆芽，並為此感到自豪，“我經常回老家，每次都帶回來剛收的新綠豆，這是我綠豆種得好的秘訣”。劉慶邦是個“城裡人”，卻極其熟悉鄉村和煤礦生活，原因在於他每年都要選擇去礦山小住，除了西藏煤礦，全國大小煤礦如今幾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的新長篇《紅煤》一經問世，立刻得到眾多讀者的關注，甚至在我們採訪時他還收到一個陌生讀者的簡訊，對方說自己剛剛一口氣讀完了《紅煤》。“一口氣”，放下電話，劉慶邦笑笑，“我倒不覺得這是好事兒。”他對此的解釋是，“我對作品的最高評價首先是自然，好作品要能讓人走神兒，神思飄渺，最好走到天外去！都說好作品是抓人的，讓人一口氣讀完，我倒覺得好作品應該是‘放人’的，讓人看了有回味，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經歷和往事。“

除了希望作品能夠令人走神兒，劉慶邦還喜歡反覆閱讀自己的作品——寫完要讀，發表要讀，出版后還會再讀。“有時候我會被自己感動得哭，被眼淚辣得讀不下去……重鮮血不重眼淚是不對的，真正悲傷的時候，眼淚也許根本流不出來。人們總希望看到那些濃烈的東西，其實那些濃烈之底隱藏的，依然是樸素。每個作家在生命深處都是悲涼的、悲痛的，生命就是個悲劇，作品都是表達作家脆弱的感情，真正好的作品，它應該是柔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