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戈亮

1971年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男子雙打冠軍（與庄則棟合作），並是獲得男子團體冠軍的中國隊的主力隊員之一。

1973年第三十二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混合雙打冠軍（與李莉合作），並是獲得男子團體亞軍的中國隊的主力隊員之一。

1975年第三十三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混合雙打第三名（與張立合作），並是獲得男子團體冠軍的中國隊的主力隊員之一。

是我國第一個在團體賽中丟掉三分的選手，以至使我國在第32屆男團中丟掉了金牌，尤其是輸給了瑞典板凳隊員維克斯特倫，被公認為我國乒壇歷史上最不應該輸的一場比賽，而且在第35屆世乒賽又獨丟三分，對中國隊的士氣造成極大影響。但又是70年代我國男運動員中戰績最好的一位，連續參加5屆世乒賽，5屆世乒賽均獲得金牌，共得6枚，這在當時的中國乒乓球隊是無人能比的.（31屆男團，32屆混雙，33屆男團，34屆男團、男雙，35屆混雙，這樣的功勞巨大，失誤也巨大的選手在中國乒壇找不到第二人)

梁戈亮，對於三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只要提起他曾有的輝煌，也會生出十分的敬意，他是乒乓球世界冠軍。當年他得世界冠軍的時候，是一顆耀眼的星，不亞於姚明在當今籃球迷心中的位置。從他1971年第一次拿到乒乓球男子團體世界冠軍至今，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當年20歲的梁戈亮，已年過半百，被北京大學醫學部聘為教授，並出任學校的高級教練，成為普通高校中鮮有的世界冠軍級的體育教授。從世界冠軍到北大教授，跨越了一個從封閉到開放的時代，其間有過多少滄桑、多少故事。在和梁戈亮的接觸中，梁戈亮語調平和地敘述了他的往事，他特別談到了那場至今還常被人提及的乒乓外交，他說能見證那段歷史，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庄則棟向周恩來推薦了我

我能成為中國乒乓球國家隊隊員，要感謝庄則棟，是他向周總理推薦了我。

那是“文革”中期的事情了。大概國家領導人覺得老這樣鬧哄哄也不行，總要恢復一些正常秩序。當時乒乓球是中國的強項，周總理認為通過乒乓球可以有助恢復國際交往，所以周總理決定讓中國乒乓球隊恢復訓練，準備接外事任務。

有一次訓練完后，周總理來了，問在場的人乒乓球的後備力量怎麼樣？一時間，沒有人說話，也難怪，“文革”鬧成這樣，基本沒有人抓，有沒有優秀的後備選手，大多數人心裡沒有底。見大家沉默，周總理把目光轉向庄則棟，問你有什麼看法。庄則棟說：有一位，叫梁戈亮。一聽，周總理便問我的情況和打法。這樣，周總理心裡有點數。

過了沒多久，我們專門為周總理進行了一場乒乓球訓練彙報。那次我和周蘭蓀打了一場，周蘭蓀球技很高，有重炮手之稱，推擋也很好，我是用長膠球拍，以削球為主，發球進攻性強，那天我贏了周蘭蓀。周總理對乒乓球很內行，看了以後很高興。當時周總理就問我：“你是哪裡人？”我說：“廣西玉林人。”周總理一聽，當場讓我說了幾句當地的方言。就在這場彙報比賽之後，我就成了乒乓球國家隊主力隊員。這一年，我20歲。

其實，“文革”開始以後，我練得也不多，向周總理彙報的時候，也是現買現賣，心裡也打鼓。“文革”時期國家體委也在打派仗，誰練得都不多。我和庄則棟還是對立的兩個派，到他家抄家時，我還跟著去呢，當時我只是國家青年隊的隊員，16歲，我也好奇，想看看庄則棟家什麼樣，跟著起鬨。但是，向周總理彙報的時候，也不是完全心中沒有底兒，我這個人比較注意向別人學習，剛進入國家青年隊的時候，我就觀察國家隊的主力球員，一下子我大開眼界，世界冠軍的絕招我都看到了，我就拚命學，誰有本事我學誰，每個人特點都不同，我都學，不重複，把他們的優勢集中到一起，這樣我的水平就有了很大的提高，也有了威脅，特別是曾經還戰勝過庄則棟，讓我頓時有了自信心，因為在我看來，打贏了世界冠軍，就能打敗外國人。當然，庄則棟推薦我，也是有他的道理，庄則棟比我大10歲，1966年，我第一次參加全國比賽，我輸了他，但在和庄則棟平時訓練的時候，我有時能夠贏他，威脅很大，他知道我潛在的力量，所以他有把握推薦我。

應該說，在我生命中，有很多人影響了我，其中我最感激的是周恩來，還有庄則棟。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我第一次作為國家隊主力隊員參加了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第31屆世乒賽不僅對於整個國家是不同尋常，而且對於我的意義也不同尋常。在這次國際大賽中，離別六載的斯韋思林杯又回到了中國，我是獲得男子團體冠軍的中國隊的主力隊員之一。

第31屆乒乓球錦標賽以後，在全國掀起了乒乓球熱。乒乓球更成為周恩來搞民間外交的一張王牌。第31屆乒乓球錦標賽球比賽后，澳大利亞乒乓球隊來了，加拿大乒乓球隊也來了，意義更深遠的是美國乒乓球隊也來了，所謂中國隊的“乒乓外交”“以小球轉動大球”的傑作就是在這次世錦賽中創造的。周恩來也因此對乒乓球隊的貢獻尤其在外交上的貢獻更加看重了。這屆比賽回來之後，也就是五一節那天，周恩來接見了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乒乓球隊之後，就在人民大會堂請我們吃飯，總理說：“我很高興。這是我代表主席請你們吃飯。”還說你們這次打得不錯，完成了任務，拿了冠軍回來，主席講了，黨和人民不會忘記你們，我首先代表主席和你們干三杯酒。說完真是連干三杯，是茅台酒。吃完飯以後，總理很高興，問我們還有什麼要求，我們就說想見一見毛主席。周總理說：那好，我們一起上天安門。就這樣，我們一同上了天安門。在天安門城樓上，我們隨周總理來到了毛主席的面前，主席見到我們也很高興，和我們一一握手，但沒有說話。當時我有一種很榮幸的感覺。林彪9·13事件之後，毛主席就再也沒有上過天安門，所以毛主席接見我們是他最後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亮相。這時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的鬥爭已經很激烈了，這是事後才知道的。

中美關係大門讓乒乓球隊給敲開了一條縫

周恩來經常對中國乒乓球隊說：要有人民外交的觀念，要善於搞民間外交。可以說，在“文革”那樣的時期，是周恩來一手培養了中國乒乓球隊，也一手實踐了他的外交思想。如果沒有這些教育，第31屆世乒賽一些事情也許就不會發生。

當時，在去不去日本參加第31屆世乒賽上，是有爭論的。當時和日本沒有外交關係，但乒乓球隊可以去，這是民間外交。但是當時日本的右派勢力很猖狂，中國的代表團去，會不會遭到暗殺，他們有沒有可能搞破壞，都是嚴峻的問題。中央也知道這種情況，所以周總理對我們說：你們討論一下到底去還是不去。

爭論的結果，有的主張去，有的主張不去。

最後上報毛主席，毛主席說：要去。

就這樣，由於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決策，中國乒乓球隊參加第31屆世乒賽。決定之後，我們所受的教育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要有為事業做可能犧牲的準備，國家的利益重於泰山。我們當時的思想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不能有其他的考慮。當然在安全上周總理也做了具體的安排，從各個方面保證我們的安全。到了日本以後，右派勢力的確很猖狂，但是日本政府的保安工作也做得很細，畢竟是兩國關係的事，出了事他們要負責的。

沒想到，我們這一去，機會就來了。這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中國乒乓球隊隊員庄則棟和美國乒乓球運動員科恩的一段交往而引發的乒乓外交。

那天科恩上了中國乒乓球隊的大轎車，發現上錯車后，他感到有些發窘。庄則棟則迎上前去說：歡迎！歡迎！還說了一段中美兩國人民友好之類的話。這段看似平平常常的交往，因為發生在當時敵對的兩個國家，則成為一件不平常的事情。也難怪有一位副團長捅了一下庄則棟，叫他別多說。當時，我很年輕，但是我認為庄則棟做得是對的。周總理對我們總是講人民外交，在我們的意識中，人民外交的觀念還是有的，庄則棟這樣做也是正常的。接下來，加拿大等國賽完后，提出要訪問中國，美國隊一聽，表示也想到中國來，這非同小可，是件大事，代表團立即上報給總理，總理上報給毛主席，毛主席批准同意美國隊來。美國政府對這件事也是喜出望外，他們也一直在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的途徑。

1971年4月6日，中國乒乓球隊向美國乒乓球隊發出訪華邀請。1971年4月10日，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和一小批美國新聞記者，成為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批獲准進入新中國境內的美國人。4月14日，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包括科恩在內美國乒乓球隊的成員，並對他們說你們在中美兩國人民的關係上打開了一個新篇章。在體育館，中美兩隊進行了友誼表演賽，和我對打的是一位黑人選手。

中美關係始於乒乓外交，看似偶然，實際上有一定的必然性。建國以來，乒乓球成為中國體育比較有優勢的項目，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拿得出手，周總理把這樣的項目用於民間外交是有遠見的。中美兩國都想改善關係，但苦於沒有機會，不料讓乒乓球運動敲開了一道縫。

周總理不僅通過乒乓球解凍了中美關係，而且把乒乓外交擴展到亞非國家。由於“文革”我們和世界的關係疏遠了，通過乒乓球比賽，把和亞非拉國家的關係拉得近了，周總理提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文革”後期，我們需要朋友，需要廣交朋友，周總理把乒乓外交球搞得很熱，江青也想插手乒乓球運動。可以說，把體育和外交拉在一起，是那個時代的發明。“文革”期間搞了幾次亞非拉乒乓球友誼賽，請亞非拉國家的乒乓球選手來，沒有錢，我們給你機票，還管吃住。在比賽中，我們還經常讓球，大家可能不理解，但是當時讓球也是為了國家利益，或者是乒乓外交的需要，是發展對外交往的需要。我也有讓球的經歷，我讓給的是日本乒乓球運動員河野滿，以前我從來沒有輸過他。因為當時內定的目標就是要求拿四個冠軍，任務完成了。

作為乒乓外交的實踐者，我們所接受的就是國家利益高於一切，不能有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奢望。工資只有38元，沒有獎金，獎勵就是榮譽獎章，出國比賽只有三十多美金的零花費。

儘管這樣，我無怨無悔，因為能為國家做事情，是一件榮耀的事情。

1997年，我帶著腿傷參加了乒乓外交25周年慶祝活動

我1985年出國，那年我35歲。我出國的想法挺簡單的，周恩來當年到法國勤工儉學，對他一生的革命經歷產生了影響。我打乒乓球走過很多國家，但都是走馬看花，我要像周恩來那樣，在一個地方待一段時間和當地人在一起處一處，了解外面世界究竟是什麼樣。

抱著出去看一看、闖一闖的想法，我最終選擇了德國，因為德國乒乓球俱樂部比較多，掙錢相對容易一些，比較容易生存。本想待上幾年就回國，熏不料想，為了在德國長大的孩子，我遲遲未能回國，一待就是18年。這18年裡，我在德國先後在慕尼黑等城市學習語言、打球、教球，最後還做一些體育產品方面的生意，在慕尼黑開了一家體育用品商店。直到一次意外，我面臨著又一次選擇。

那是1997年復活節的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車被撞了，人也受傷了。後來我愛人告訴我當時的場面很慘，車在冒煙，我滿身是血，毛衣，皮帶和血肉粘在一起。我被送到醫院搶救，診斷結果是骨折，在醫院的日子裡，我想得最多的是還能不能打乒乓球。當時德國一些媒體報道說，梁戈亮不能再打球了。乒乓球是我事業的支撐，是我價值的體現。此時我心中的信念是：我不能離開乒乓球台，我不能不打乒乓球。於是住院沒有多久，我就強烈要求出院，以後開始頑強地恢復鍛煉，腿剛有好轉，就開始天天跑步。

車禍三個月後，也就是1997年7—8月，國家體委告訴我為紀念“乒乓外交”25周年，中國乒乓球協會和美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美國乒乓球協會將於7月下旬至8月下旬聯合舉辦系列交流活動，希望我參加，但是要自費，還要參加表演賽。我沒有任何猶豫，就自費到了美國，來的人挺多，可惜的是庄則棟沒有來。活動搞得挺隆重，在慶祝活動中，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發表了講話，肯定乒乓外交的重大作用，在這次講話中，確認了這樣一個信息，就是在乒乓外交之前，美國政府一直在尋找機會，打開通往中國的大門，但是沒有找到。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讓斯諾上天安門與他站在一起，是放個試探氣球，要觸動美國人的感覺神經。但是美國政府不相信斯諾，機會就失去了。但是乒乓外交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在表演賽中，我的對手還是25年前在北京比賽中那個黑人選手，他是有備而來的，他知道我遭遇了車禍，想趁我腿傷尚未徹底痊癒贏上一回，不料還是輸了。

作為乒乓外交的親歷者，我深感到：為國家做點事情很自豪。

我也通過這段經歷學到了很多東西，在我心中，國家利益是高於一切。在德國，我為自己立下規矩：不在德國國家隊當教練，不申請德國護照加入德國國籍。車禍以後，我決定回國。我在北京大學醫學部當體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