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士英

宋士英，又名俊生，字敬德，1905年出生於無為縣宋家廟一個農民家庭，漢族。由於幼年喪父，家境日漸不支，10歲以前，他常協助兄長沛生捕魚，以補家用，曾因划船而累得吐血，后其祖父見之不忍，又看他天資聰慧，便讓士英就讀於家鄉私塾。

宋士英深知家庭供他讀書不易，所以學習格外刻苦。幾年之後，便考近了無為縣城內的兢存學校。中途曾因交不起學費而輟學數次。但他總是設法自修補課而跟上原班，並在班上始終保持優異成績，常受到老師的誇獎。

當時無為縣城的地方封建勢力極為雄厚，人們受舊文化、舊道德的影響也較深。自“五四”運動以後，許多進步書籍、刊物像春風一樣吹進這個封閉的縣城。同時，一些在外地求學的進步青年也常回到家鄉宣傳、演講。因此，兢存學校的師生們也開始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宋士英在兢存學校通過幾年新舊並蓄、中外兼收的奮發學習之後，結合自己在農村遭受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的親身感受，他逐漸有一個普通學生而成為一位新文化、新思想的堅決擁護者，這個時期的學習為他後來投身革命事業奠定了思想基礎。

宋士英早年不僅在思想上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深惡痛絕，而且也身體力行地和兢存學校的進步同學一起從事著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喚醒民眾的工作。在兢存學校的學習期間，他寫了很多通俗易懂、反映貧苦大眾生活的白話文，在學校里逐漸樹起了新文化的旗幟。

1924年春，兢存學校學生劉笑賢遭推銷日貨的“盛和”廣貨店老闆毆辱，反帝情緒日益高漲的兢存學生獲悉后，立即搗毀了這家商店。后因警察干涉，宋士英帶頭高呼“打倒賣國賊！”“打倒奸商！”的口號，率眾衝進縣衙。縣長見學生如此“冒犯”，命令警察關押了宋士英、張昌萬（張愷帆）等8位同學。這一鎮壓行為更激起了學生們的憤怒，他們立即罷課，走上街頭遊行。由於學生們的愛國行為深得進步人士的同情支持，經過幾天的罷課、遊行，最後縣長不得不釋放學生，奸商也被迫具結不賣日貨，宋士英等8位同學在一路鞭炮聲中凱旋返校。“五四”運動以後，無為雖亦有過幾次聲援外地安國運動的遊行，但如此直接與奸商、縣衙衝突而爆發的學潮還屬首次，這對無為愛國學生運動地開展，可以說是開創了一個好的先例。

1924年，宋士英從兢存中學畢業后即考取了蕪湖市安徽省立第五中學。“五卅”運動前後的蕪湖市，是宮喬岩、錢杏村、李克農等同志在那裡從事秘密建黨和進行革命活動的地方，亦是工運、農運、學運活動蓬勃開展的城市，五中也是學運開展的較早、較好的學校。宋士英在蕪湖的學習生活，不僅是他新學業的開端，而且也是他一生道路的轉折點。是他從一個愛國學生而轉變成為中華民族謀取自由解放的戰士。

宋士英除了認真學習功課外，還大量閱讀進步書籍和刊物，追求新的理想。他的床頭枕邊，自修桌上，進步書刊琳琅滿目，他主編的每周一期的校刊，同學們都爭相傳閱。宋士英思想敏銳，倚馬成章，在短短的三年中，他寫了不少謳歌革命的詩稿，也寫過不少針砭時弊，犀利潑辣的時評。宮喬岩、錢杏村、李克農等同志當時雖在民主中學工作，但宋士英很快就和他們聯繫上了，而且過從甚密，經常在他們的指導下從事學運工作。

1926年下半年，北伐軍的節節勝利，使革命者受到了極大地鼓舞，蕪湖地區的工、農運動和學運更加風起雲湧。1927年1月，宋士英擔任蕪湖市學聯秘書股長，在地下黨的領導下，他利用自己流暢的筆墨，起草了許多布告、文件，積極配合了當時的革命鬥爭的開展。北伐軍到達蕪湖后，宋士英更是欣喜萬分，激情滿懷。他和學聯的同事們打開原孫督府糧倉，賑濟貧民，他們還帶領學生深入郊區農村調查，幫助農民組織“農民協會”。

二

“四.一二”反革命事件之後，蕪湖地區也掀起了一股反動逆流。宋士英為之奔走呼叫的“國民革命”卻換來了一片白色恐怖，他感到痛心疾首，也感到困惑不解。這時，他想到了原先在蕪湖工作的李克農諸位老師，想到他們向他講解的革命道理。於是，宋士英便毅然決定到當時的革命中心武漢去尋求革命真理。

5月，宋士英到達武漢進入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不久，因身患重病，無法再過軍旅生活，地下黨組織便建議他暫時回家鄉從事革命工作。8月底，宋士英經九江到達無為，隨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按照中共無為特支的要求，留在城內擔任杏花泉小學教師，以合法的身份在無為地區從事學運工作。

當時無為中學是全縣僅有的一所中學，也是知識分子較為集中的地方。校長金喚獅卻儼然以封建家長式的方法統治學校，他排斥和迫害進步師生，禁止學生閱讀進步刊物，大部分師生深為不滿，一場鬥爭正在孕育之中。為了佔領這塊陣地，10月，中共無為特區委（特支改稱）決定由宋士英去領導、組織無為中學的“擇師運動”。

宋士英接受任務后，以插班讀書的名義進入無為中學，他深入學校師生之間，秘密召集“反金”的學生開會，研究鬥爭方法，利用學生會的名義進行合法活動。恰逢此時消防隊學生進行突擊考核，學生們堅決抵制，反“金”情緒激昂。宋士英立即抓住這一時機，由學生會出面，發動了一場驅逐校長金喚獅的鬥爭。開始時，學生會組織了全校總罷課，提出“擇師運動如同耕者有其田”、“金喚獅薄學無能貽誤青年”、“金喚獅不走決不複課”的口號。學生們走上街頭宣傳演說，揭露學校的腐敗，爭取社會的同情和支持。金喚獅見罷課鬥爭日趨激烈，便請縣長張正純帶領警察到學校操場給全體學生訓話。在張訓話時，學生故意大聲喧嘩，頻繁走動，秩序一片混亂。接著學生們衝出警察所設的崗哨，一鬨而散，張正純站在講台上呆若木雞，無可奈何。罷課鬥爭進行了幾天，金喚獅見複課無望，只得以 “身染沉痾不能幹”、“受人牽制不能幹”為託詞而辭職。這時，中共無為特區委通過學校師生推薦進步人士呂惠生當校長。至此，在宋士英的精心組織和領導下，轟動全省的無為中學 “擇師運動”宣告勝利結束。

呂惠生任校長后，撤換了一大批反動教師，聘請了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劉方鼐、張泰康、葛辰白、查舒生、朱子帆等到校任職，無為中學也建立了黨的組織，學潮中表現積極、要求進步的學生劉更如、楊從虎、方后魯、錢光勝等加入了共青團，學校政治空氣濃郁，師生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擇師”鬥爭是無為縣黨組織進行的第一次鬥爭嘗試，從此揭開了無為地區開展革命鬥爭的序幕。

1927年底，宋士英按照特區委分工，和馬玉滿（字中驥）到宋家廟開展農運工作。他們利用廟宇開辦了一個“改良私塾”，名義上是教書，實際上是開辦夜校，提高入學農民的階級覺悟。當時，宋家廟的宋族勢力相當強大，地主宋少章收租千畝，吃盡佃農的果實，侵吞族產和本族的公積金，農民們敢怒而不敢言。宋士英回到家鄉后，為了打開農運局面，便組織宋興余、宋興照、宋興倉等人和宋少章清算族產，書寫訴狀，率眾上告到縣衙，並打贏了這場官司。連當時國民黨縣長高壽恆也在一次庭審是公開對宋少章說：“你們宋家出了個英俊少年，你想侵吞公產是不可能的。”這話雖有意挑撥他仇恨宋士英，但也表明宋士英在宋家廟一帶貧苦農民心目中的威望。自此以後，宋家廟的農運工作開展迅速，很快就建立了農民協會，這也是全縣最早的三個農協之一。潘笑痴、宋沛生、宋興余、宋興照等農運中的積極分子也都被吸收入黨，並成立了宋家廟黨支部。

1928年春荒之際，無為特區委根據中央指示，在農村廣泛地開展了“向大戶借糧”的活動。在宋士英的組織下，宋家廟一帶的農民協會組織貧苦農民攜籮帶筐，有組織地向大戶借糧。土豪劣紳見此情景，只好忍痛借出。全縣借糧鬥爭的勝利開展，不僅使貧苦農民從飢餓線上得到了解放，而且也使他們更加信任和靠攏農協組織，從而為今後開展政治鬥爭打下了組織基礎。

是年夏，根據中共安徽省臨委指示，中共無為特區委在白茆冒新洲吳錦章家召開黨員大會，決定成立中共無為縣委臨時縣委，宋士英以他的組織才幹和出色的工作成績，受到與會40餘位黨員的信賴，被推選為縣臨委書記。

三

1928年9月，宋士英奉調到中共安徽省臨時省委工作，任省委秘書長，併兼管蕪湖市委工作。這個時期黨的地下工作十分艱難，由於省委交通站被破壞和黨內出現叛徒，因此蕪湖市白色恐怖十分嚴重，黨的活動處於低潮。為了便於掩護，宋士英將愛人鄒玉英接到蕪湖市。當時的省委書記尹寬（化名宋雨亭，稱大哥）和宋士英（化名宋雨堂，稱老二），劉方鼐（化名宋雨齋，稱老三）等省委機關人員，組成一個“家庭”，住在一起。宋士英此時不但要維持省委機關工作的正常運轉，到下屬縣委指導、巡視，還要在特務、叛徒到處盯梢的情況下，冒著生命危險，直接領導蕪湖市委開展工作。當時黨內經費十分有限，為了支付那“一家人”的費用，宋士英還通過私人關係，多次向家境較好的無為黨員高士林等私人求援。他在蕪湖工作的一年多時間裡，就有五六位無為的黨員先後送錢到省委機關，竭力支持黨的活動。

1929年4月，宋士英和安徽各地的黨、團骨幹到上海參加中央干訓班學習，他被指定為安徽小組組長。宋士英才華橫溢，工作勤懇，深受同志們的愛戴，安徽的與會同志和中央負責人都誇他為“安徽的惲代英”。干訓班結束后，根據中央決定，二屆省臨委撤銷，安徽成立四個中心區，歸中央直接領導，宋士英被任命為蕪湖中心縣委書記。

同年10月，駐蕪湖市的國民黨石友三部隊發生內訌，敗者搶劫后逃散，勝者又借搜查散兵為名復又搶掠，23日上午，宋士英正與劉方鼐編寫、油印慶祝蘇聯十月革命節的材料時，國民黨軍隊闖進屋內搜查。劉方鼐見勢不妙，立即將準備油印的蠟紙塗上重重的油墨，一邊高聲問來人是幹什麼來的。士兵見油印機，便追問劉方鼐幹什麼工作，劉說是當教師，謊稱買煙招待，便出門而去。宋士英在屋裡聽見喧嚷，匆忙將一些文件塞進夾牆，快步從後門出走。當敵人搜出《為慶祝蘇聯十月革命節告蕪湖市民書》等宣傳材料出門追捕時，兩人已不見蹤影。於是，他們便將鄒玉英及剛滿四個月的孩子解送市公安局。

在此險惡的環境下，宋士英並沒有為了個人的安危迅速離開蕪湖，而是與劉方鼐碰頭后，布置劉方鼐立即通知本地黨員注意隱蔽，然後回無為籌款給他，準備適時向中央彙報。他自己則隱蔽到人力車工人住的棚戶區內，寫信給所屬的各縣縣委與中央，用“我因病外出就醫，請暫勿來”，“貨已告缺，不要徒勞往返”等暗語，通知他們不要來蕪，以防不測。幾天後，無為縣黨員馬玉滿按劉方鼐的要求，從無為送款到蕪湖。當馬與宋士英談及國民黨部隊逮捕了鄒玉英和僅僅幾個月的嬰兒時，宋士英說：“她終日忙於家務，其他活動並不了解，也不會說。我認為敵人再瘋狂，也無法從她口中撈到什麼，最後還得要放他們。同志們可以放心，不必再為她花費人力、物力。”馬玉滿望著他那因熬夜未睡而紅腫的眼睛，聽了這公而忘私的話語，不禁淚水涔涔而下。第二日，馬玉滿送宋士英安全地登上了開往上海的大輪。

鄒玉英和孩子若紅（現名若宏）被捕以後，先是作為要犯解往南京，后則送到安慶的省政府監獄關押。鄒玉英雖然是個一字不識的鄉下婦女，但在宋士英革命思想的影響下，她一直支持丈夫所從事的工作，在敵人的多次審訊中，她一直矢口否認宋士英是共產黨員，只說丈夫是教書先生，也沒有說出任何一位與丈夫來往的人。儘管她腳脖上帶著鐐銬，懷中抱著嗷嗷待哺的嬰兒，但她始終堅貞不屈地和孩子一起忍受了種種磨難，歷經10個月的獄中生活，最後由組織營救出獄。

宋士英到中央彙報情況后，黨中央考慮到他身份暴露已不適宜到蕪湖工作，就將其分配到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市的滬西地區從事工人運動。

1929年12月，宋士英因事回皖，途經家鄉無為時，適遇無為縣委正在領導農民開展了一場禁糧外運的鬥爭。他在實地考察、了解后，對這場禁糧外運的鬥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當時與縣委同志交談外，在回上海后，他給中央寫了《關於無為縣分米鬥爭運動的領導問題》的長篇報告。在這篇洋洋萬言的報告中，他既從理論上闡述了“分米鬥爭”的政治意義，也直率地指出了縣委在領導這場鬥爭中的主要問題——“未經過縣委很好地向各級黨組織，尤其是支部提出討論，經過黨的支部在群眾中起核心作用，使普遍的群眾有徹底的了解。”《報告》分析精闢，意見中肯。這份《報告》充分顯示了宋士英不僅具備較高的政治理論水平，而且也有較強的政策水平，讀後令人嘆服。同時，《報告》也展現了宋士英的坦蕩胸懷，他雖在外地工作，但他仍關心家鄉革命事業的成功與失敗；他雖然向中央報告無為分米鬥爭中存在的問題，但也不是全盤否定縣委的工作，《報告》結尾仍強調“至於其它錯誤不是非常多”，只是“望中央做一指示寄給他們，一邊改正他們一切錯誤的觀點和行動。”

1930年8月,宋士英奉派到東北參加滿洲特委工作,后因機關破壞,多數同志被捕,宋士英隻身返回中央.因途中飽受風塵之苦,回上海后即生病住院,1930年10月病逝於上海廣慈醫院.

宋士英病故時才二十六歲,儘管他在人世間度過了短暫的一生,但卻象太空中的流星一樣,在那劃破夜空的耀眼燦爛的光芒中,為革命事業釋放了自己全部的光和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