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厚明

康厚明，男，漢族，中共黨員，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曾在家鄉務農，1998年至今，在重慶市城建控股（集團）第一市政工程公司臨時工、路面處農工班班長。參加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擬提出的建議：主要是關於農民工就業、子女入學方面的問題。

2017年12月，當選重慶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副主席。

康厚明說咱是農民工，以前完全沒有這個機會。2002年在村裡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只有參加黨組織活動時，才有機會學習。康厚明是由公司工會推薦到重慶市總工會，又由市總工會推薦到重慶市人大，參加選舉的。我們公司(重慶城建控股第一市政公司)是國有大企業，光農民工就有十幾萬人。我的材料都是報上去的，代表們可以根據這些材料了解我。另外我所在的班組比較出名，當過多年先進，我也當選過全國勞動模範。

康厚明說我是最底層的農民工，整天幹活，學習少，我打工這麼多年，關於農民工的問題多得很，這次提了4個最主要的：關注農民工職業病，加強農民工的勞動保障，加強農村留守老人小孩的照顧，加強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剛當上人大代表時，我只是感到非常光榮，認為自己把農民工中間存在的問題，向黨和政府提些建議就行了。現在，我更關心的不僅僅是農民工，還有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回去以後，我要向工友們宣傳大會精神，自己還要學習法律、代表職責等知識。這次會上發了很多書：各種手冊、法律法規等，我都裝了滿滿一紙箱。我得先把這些東西基本掌握了，才能履行好代表的職責，否則，去跟人家交涉，都不知道該怎麼說。

康厚明說過去沒有農民工當全國人大代表，現在有了，已經是一個進步了，2億農民工，是一個不小的群體，現在政府已經算重視了，而且很多老代表也心繫農民工，在討論人大工作報告、政府工作報告時都提到過農民工，所以我們3個人不感覺孤單。還有新聞媒體也很關心農民工的問題，光我接受過的採訪就不下一二百次了，他們都很熱情。富人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事，我沒思考過，不好表態。富人的提案是否合適，應該由政府判斷。但我覺得富人的錢是下面很多工人辛勤勞動為他掙的，他想得更多的應該是工人。當然，富人的致富經驗可以推廣。

你們3位農民工代表這次提的建議，幾乎沒有涉及農民工利益與企業利益衝突的，實際上這方面的衝突是經常發生的，並且農民工常常是利益受損的一方。康厚明我們搞建築的流動性大，就業機會多，如果與老闆有衝突，他會炒農民工，農民工也會炒他。我們只要技術好，在哪兒打工都不怕。所以我沒考慮過這個問題。我覺得如果企業通過各種手段壓成本，不但會壓低農民工的工資，質量也沒有保證了。比如5000萬元的項目，他4500萬元拿下了，怎麼消化這500萬元？就要在施工上做文章。所以，企業競爭應該有個底線，超過這個底線，政府就不要給他做。不過我們公司是大企業，做得好，沒有拖欠過農民工工資。我們住在民工樓，12個人一間，每個房間都有空調。

康厚明說重慶因為參保的農民工很少，所以還沒有退保的。重慶工廠里的農民工不多，700萬農民工的一

大半都在建築行業，我們在職業方面長不大，幹得最好是當老闆，咱又當不成老闆。來到北京后，我問了一些在建築行業里工作的農民工，他們說，北京的農民工社保金繳得很好。我覺得這一點值得其他地方學習，但是北京農民工子女上學受歧視，這是社會風氣、教師素質等問題造成的。

康厚明說我不算是什麼管理者。我當了9年班長，每天跟大家一起幹活，一起下班。(伸出自己的雙手來看)我要回去幾天，手就又變樣了。朱雪芹、胡小燕她們是管理者。朱雪芹的學歷高，工作環境好，還去日本學習過，她已經進入了高層次，90%以上的農民工達不到她那水平，很多正式工也沒她好。我是來自最底層的農民工，說話欠缺很多，大道理不會講，只能說些實際情況。我覺得不管在哪個層次，只要對農民工關注，為農民工說話，並且心裡想著國家事務，他就是個合格的人大代表。我也代表農民，因為我是從農村出來的，農村始終還是我的牽掛。我來開會這十幾天，800塊錢手機費都打沒了，好多農民給我打電話，反映他們的問題。河南農民說，他的孩子被拐賣了，讓我管管。我說這是該公安局和派出所管的事呀。他說他到派出所報案了，警察也在找，但是還沒找到。我說只要他們努力在找，就屬於正常。所以我也提了廉租房的建議，現在城裡的廉租房只考慮有城市戶口的人，我覺得應該把農民工也加進去，給他們多些家的溫暖。

希望進一步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實現同工同酬同待遇，讓農民工無後顧之憂地融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