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舞蹈紋盆

新石器時代舞蹈紋彩陶盆高14.1厘米，口徑28厘米，底徑10厘米，呈橙紅色。上腹部弧形，下腹內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以簡單的黑線條作為裝飾。內壁飾三組舞蹈圖，圖案上下均飾弦紋，組與組之間以平行豎線和葉紋作隔。舞蹈圖每組均為五人，舞者手拉著手，面均朝向右前方，步調一致，似踩著節拍在翩翩起舞。人物的頭上都有髮辮狀飾物，身下也有飄動的斜向飾物，頭飾與下部飾物分別向左右兩邊飄起，每一組中最外側兩人的外側手臂均畫出兩根線條。

1973年，為修建儲物倉庫，在開挖地基時無意中發現了很多彩陶殘片，施工人員馬上報告了青海省文物考古部門，考古工作者們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當發掘漢墓甲區20號時，在其西側發現了一座馬家窯文化的墓葬甲區M384，並把陶器碎片清理妥當送往北京，經過北京專家的復原鑒定，才知道當中有一件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馬家窯文化的珍寶。

上孫家寨墓地是新石器時代墓地，位於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后子河鄉上孫家寨村。1973年至1981年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發掘。發現居址和墓地，包括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卡約文化、辛店文化等遺存。清理出墓葬1000餘座，包括漢晉墓群。史前墓葬有馬家窯類型21座、齊家文化2座。發現齊家文化灰坑100餘個。

新石器時代舞蹈紋彩陶盆上的精美圖案，證明了當時人在從事狩獵的同時已從事農業生產勞動。而陶盆的歷史價值，在於它生動地反映了五千年前先民的舞蹈，同時它還是狩獵舞蹈和農耕舞蹈交替時期的典型舞蹈文物。圖案所展示出的原始先民舞蹈的生動場面，是非常珍貴的形象資料，對於了解原始先民的生活，探索原始舞蹈起源、發展、藝術特徵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2013年8月19號，國家文物局將新石器時代舞蹈紋彩陶盆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目錄》。

關於舞蹈內容說法較多，有認為是遠古時期氏族成員在舉行狩獵歸來的慶功會，跳著狩獵舞；也有認為是氏族成員裝扮成氏族的圖騰獸在進行圖騰舞蹈，舞蹈者頭上及身下的飾物，是人們為象徵某種動物而戴的頭飾和尾飾；更有人認為是在進行祈求人口生殖繁盛和作物豐收的儀禮舞等。

（馬家窯類型）

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出土，中國歷史博物館藏。這個彩陶盆高14厘米，口徑29厘米、底部10厘米，卷唇平底，內壁繪有四道平行帶紋，最上一道較粗，口沿處也有一圈帶紋，上下兩組紋飾間有舞蹈人三組，每組兩邊用內向弧線分隔，兩組弧線間還有一條斜向的柳葉形寬線。舞蹈紋每組五人，手拉手，面向一致，頭上有辮髮，外側的兩人的一臂均為兩道線，似為表示舞蹈動作之意。值得注意的是在每個人物的體側都有一尾狀物，大約是模擬動物的一種裝飾。舞蹈人足下的四道平圓圈線，可能是表示人們在湖邊進行舞蹈表演的場景。在這裡，彩陶工藝家表現的意境，富有詩情畫意。彩陶盆的外壁用三道線裝飾，它模擬著三道繩圈將陶盆緊緊地捆紮著。這是一件傑出的優秀彩陶工藝品。

舞蹈是以有節奏的動作為主要表現手段，表現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藝術形式，一般用音樂伴奏。舞蹈在原始社會已經產生，先民們用舞蹈來慶祝豐收歡慶勝利祈求上蒼或祭祀祖先，這件彩陶盆就表達了歡樂的主題，集中反映了五六千年前人們的智慧和生活情趣。盆用細泥紅陶製成。大口微斂，卷唇鼓腹，下腹內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上部採用了一些簡單的線條裝飾，作為主要裝飾的舞蹈紋在內壁上部。

舞蹈紋共分三組，每組有舞蹈者五人，手拉著手，踏歌而舞，面向一致。他們頭上有髮辮狀飾物，身下也有飄動的飾物，似是裙擺。人物頭飾與下部飾物分別向左右兩邊飄起，增添了舞蹈的動感。更奇妙的是，每組外側兩人的外側手臂均畫出兩根線條，好像是為了表現空著的兩臂舞蹈動作較大和擺動頻繁。西方現代繪畫中把在靜止畫面上表現事物的連續運動視為一種藝術創新，而在中國的原始藝術中就已出現了類似的表現手法，這種大膽的創造不能不使人擊節讚歎。

彩陶盆的設計製作，還體現了當時制陶工藝的熟練和審美思想的進步。舞蹈者的形象以單色平塗的手法繪成，造型簡練明快，三列舞人繞盆沿形成圓圈，下有四道平行道紋，代表地面。盆中盛水時，舞人可與池中倒影相映成趣。小小水盆成了平靜的池塘，池邊歡樂的人群映在池水之上，舞蹈的韻味讓人心醉。關於舞蹈的內容，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家一致認同的是它不僅真實生動地再現了先民們群舞的熱烈場面，更形象地傳達出他們生機勃勃的活力。正如德國學者格羅塞所說：“原始的舞蹈才真是原始的審美感情的最直率最完美，卻又最有力的表現”。

從一些發表的材料看，宗日墓地所出彩陶多數與馬家窯類型王保保組一致，可作為判斷其時代的參考。流失日本的舞蹈紋盆沿面較寬，大口，淺腹，內外腹壁所繪花紋極具馬家窯類型雁兒灣組風格。武威磨嘴子所出彩盆腹部高深，下腹內斂，內外壁所繪花紋與上孫家寨、宗日彩陶盆接近，唯線條寬大粗獷，是馬家窯類型小坪子組的特徵。

據嚴文明先生研究，馬家窯類型的雁兒灣組要早於王保保組，小坪子組的時代最晚，據此可推定上述彩陶盆的時間早晚。有趣的是，上述彩陶盆的時間早晚與其出土的空間位置呈正向對應，流失日本的一件時代應最早，其器形、花紋也與蘭州左近出土的同時期遺物相同；上孫家寨、宗日所出兩件時代居中，其造型多流行於青海東部地區；磨嘴子一件最晚，此種深腹造型的彩陶盆為甘肅河西走廊地區馬家窯類型所特有，在武威至酒泉一線均有發現。這一現象表明，舞蹈紋盆很可能是在馬家窯類型中期首先出現在蘭州左近一帶，隨後逐漸西移，流行於青海東部湟水上游、黃河上游地區，晚期則進入到甘肅河西走廊。這一趨向正好同馬家窯類型中晚期開始向西北遷徙、拓展的格局相呼應。自馬家窯類型以降，舞蹈紋曾一度銷聲匿跡，無論在半山類型、還是在馬廠類型中，至今尚未有此類題材的遺物發現。但是，在馬廠類型以後，這一藝術形式卻再度出現。

1987年，北京大學考古學系與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市發掘了干骨崖遺址。這是一個包含有墓地和多處生活居址的遺址群，出土有多件繪人物舞蹈紋的彩陶器和殘片。四壩文化較之馬家窯類型晚了近千年，舞蹈紋的造型也有所改變，有些尚保持寫實的構圖，用倒瓜子形表示舞者的頭部，軀幹瘦長，細腰，雙手交合於腹部，下身著長裙曳地；有些採用幾何線條構圖，用疊置的三角形表現舞者的頭部和軀體，造型相當簡化。而變化最大的是人物數量更多，排列十分緊湊，不見相互手拉手的造型。舞蹈者有的不分組，圍繞器腹排列一周；有的3人為一群，圍繞器腹分為若干組，構圖十分精細。四壩文化中盆類器數量不很突出，內彩已極少見，所見舞蹈紋多繪於陶罐腹中部。舞蹈紋在四壩文化中的再現，說明這一藝術表現形式在我國西北地區的遠古文化中有著頑強的生命活力。這種畫面在彩陶花紋中反覆出現，形象地再現了該地區遠古居民精神生活的一個層面，並暗示我國西部氏羌系統從很早起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這一傳統經久而不衰，一直保持到今天。

無獨有偶，18年後，即1991年春天，甘肅武威市在進行文物普查過程中，在市區以南的新華鄉磨嘴子遺址採集到一批殘破的彩陶片。返回室內整理時，發現這些彩片屬同一個體，遂多次前往該址，反覆尋找缺失的殘片。功夫不負有心人，最終使這件陶器大體得以復原。難能可貴的是，這是一件彩陶盆，盆內壁繪有兩組手拉手的舞蹈人物，每組9人。舞蹈畫面之間和盆外壁繪弧線、弧邊三角、角形葉紋。構圖比較簡單，舞者頭、腹部用圓球來表現，肢體、胸部為簡單的線條，下肢繪長短一致的三股豎線，應是對舞蹈人所穿服飾的抽象化概括。由於舞蹈人物增多，排列緊湊，加之幾何圖形化的處理手法，使畫中人物形態略顯僵硬，動態感隨之削弱。與上孫家寨舞蹈紋不同的是，舞蹈者腦後沒有下垂的"髮辮"。

199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黃河上游的同德縣發掘了宗日遺址。這是迄今為止在黃河上游地區發掘規模最大、地理位置最西、出土文物也最豐富的一座馬家窯文化遺址。在該址第157號墓內再次發現一件彩繪舞蹈紋盆，盆沿面繪對齒、斜線，腹外壁繪三股平行線及兩個相交而成的折鉤，宛若水面翻起的一排浪花。盆內壁所繪舞蹈人物分兩組，每組人物數量不同，一組11人，另一組13人，比較特殊。舞蹈畫面之間的紋樣與前幾件大致相同。舞蹈人的形象與磨嘴子所出接近，唯四肢、胸部線條略粗，下肢大多簡化為稍粗的單線，少數繪雙線。儘管舞蹈人數更多，但畫面處理得比較活潑，給人一種優雅舒緩的舞蹈意境。宗日遺址共清理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墓葬180餘座，其中有些屬半山類型和齊家文化，尚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座墓屬馬家窯類型，但可以肯定這是迄今所見最大的一處馬家窯類型墓地。該墓地僅出此一件人物舞蹈紋盆，僅此足以說明此類彩陶盆在當時應屬權貴重、特殊之物。

不久前在日本出版的一本書籍中披露一件新的舞蹈紋盆，這是目前所見馬家窯類型舞蹈紋盆中畫面最精彩的一件。此器為細泥橙黃陶，通高11.5、口徑34厘米，大敞口，寬沿，弧腹較淺，上腹捏塑雞冠狀器耳一對，平底。器表打磨光滑，繪黑色彩，外腹壁繪有密集的流動水波，其間穿插零星的卵點，盆沿繪細密的網格。盆內壁繪舞蹈人物，推測畫面應為3組，每組5人，互相手拉手作舞蹈狀。其人物構圖與上孫家寨所出接近，舞者頭部為圓形，但腦後無"髮辮"，軀體略粗肥，肩寬腹瘦，形體健美，胯部突起一短斜線，四肢纖細，末端略加粗，以表現手、足。舞蹈畫面之間繪弧線、弧邊三角紋。從構圖、運筆可明顯看出，彩繪者的繪畫技巧極其嫻熟，畫面處理相當出色，舞蹈者的形態描繪頗具寫意畫的筆法，寥寥數筆，準確地表達出舞者的神態、肢體的擺動和舞步的運動方向。左側2人頭部偏向右方，其體態、舞姿也作相應的扭曲，雙腿交錯，以左腿為重心，右腿甩向左前方。右側2人面部、體態則向左略微傾斜，下肢動作與左側2人恰好相反，以此烘托並強化了中心領舞者的突出地位。畫面所表達的舞蹈語言相當豐富、準確。

該作品不僅讓我們形象地觀賞到5000年前"舞蹈藝術家"那幽雅美妙、整齊劃一的翩翩舞姿，而且能感受到原始社會歡快、濃烈的部落節日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