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均鶴

胡均鶴

1928年2月至6月任青年團江蘇省（兼上海市）委員會書記。同年6月作為共青團的正式代表，出席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8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莫斯科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作為少共國際中國支部代表參加共產國際六大及少共國際五大，當選為少共國際委員。回國後任浙江特派員。1929年7月起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上海市滬西區委員會書記。

1930年9月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經濟鬥爭部部長。10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員。同年12月至1931年2月任中共河北省委員會委員。

1931年1月至1933年1月任少年共產黨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部長。1931年4月至10月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組織部部長。1931年9月至10月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1931年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32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蘇區共青團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蘇區團中央局的組織部部長。不久又回到上海，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

1932年11月在上海被捕后自首。1933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開除其中央執行委員職務。1938年被國民黨中統局派往蘇滬區任副區長兼情報股股長，後任國民黨中央調查局總幹事級調查員。

1939年9月被汪偽特工逮捕，投靠汪精衛的特務組織並受到重用，被任命為汪偽特工總部南京區副區長兼情報科長。不久又被調往上海任特工總部二處處長，同時還兼任李士群任社長的“海社”書記長。後任汪偽特工總部副廳長兼江蘇實驗區區長。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國民黨當局判處徒刑關進南京老虎橋監獄。1949年初被國民黨釋放。1954年9月被公安部扣押。1983年保外就醫。1984年釋放。1993年9月在上海去世。

上個世紀50年代的“潘漢年、揚帆”冤案，今天的人們並不陌生。1955年4月3日，公安部在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請求逮捕潘漢年的報告中，主要列舉他的“罪行”有兩條：一是說他在抗戰時期曾經背著黨同汪精衛勾結，並長期隱瞞、欺騙組織；二是說他在饒漱石、揚帆“包庇掩護特務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問題上負有直接責任。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對潘漢年的《刑事判決書》中，給他立了三項“罪名”:一是說他在1936年的國共談判中投降了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特務，暗藏於中國共產黨內從事內奸活動；二是說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務機關，當了日本特務，並與大漢奸汪精衛進行勾結；三是說他在上海解放后掩護以胡均鶴為首的大批中統潛伏特務和反革命分子，並提供情報給盤踞在台灣的國民黨特務，引起1950年“二六轟炸”。因此將潘漢年定性為“內奸”、“特務”、“反革命”。在潘漢年的主要“罪狀”中，涉及這樣一個人——胡均鶴。

1907年，胡均鶴出生於江蘇吳縣一個貧苦的知識分子家庭，早年喪父，靠母親做傭人養家糊口。在叔叔的資助下，他念完小學,14歲離開家鄉到上海學做生意，當過學徒和幫工。1925年，在五卅運動的感召下，胡均鶴投身到革命之中。就在這一年，他經瞿景白(瞿秋白之弟)和另一位黨員的介紹加入了共產黨。胡均鶴出身貧苦，又有點文化，在當時的革命環境中迅速嶄露頭角。大革命失敗以後，胡均鶴擔任了團中央組織部長，並於1928年作為少共國際中國支部代表去莫斯科參加少共國際代表大會。回國以後，他先來到江西中央蘇區，在蘇區共青團第一次代表大會(1932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上，胡均鶴當選為蘇區團中央局的組織部長。不久，他又回到白區，在上海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

1932年秋，胡均鶴被捕。在獄中，他經受住了國民黨特務的嚴刑拷打，堅貞不屈，也曾經自殺，但沒有成功。大叛徒顧順章向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建議：對此類共黨分子，拷打是不頂用的，一定要攻心為上。於是徐恩曾叫人不知從什麼地方找來幾本共產黨刊物(其實很可能是偽造的),放到胡均鶴面前說：你看看這些刊物吧。你還在為共產主義信仰奮鬥，但共產黨早已將你視為叛徒，把你開除出黨了。再說你的老婆馬上就要生孩子……脆弱的胡均鶴信以為真，成了可恥的叛徒。

1938年，胡均鶴被國民黨中統局派往蘇滬區任副區長兼情報股長。1939年3月，早已投靠日本人充當漢奸的原國民黨軍統特務丁默村和中統特務李士群與汪精衛勾結，成立了汪偽特工總部(總部設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后以“76號”為該組織的代稱)成立。9月，與胡均鶴同為蘇滬區副區長的蘇成德投靠了“76號”,並將除了區長與會計之外的蘇滬區全部人馬供出，胡均鶴被汪偽特工逮捕。這一次胡均鶴又背叛了自己的民族，當了漢奸。投靠汪精衛的特務組織以後，胡均鶴很快受到重用，被任命為汪偽特工總部南京區副區長兼情報科長，不久又被調往上海任特工總部二處處長，專門對付中統和共產黨。同時還兼任李士群擔任社長的"海社"書記長，專門破壞學生運動。他不苟言笑，心狠手辣，被李士群視為心腹。

當時，上海的情報戰線非常複雜。美、英、法等國以及蘇聯都在這裡設了情報機構，重慶的國民黨政府利用軍統和中統在上海的根基也派有特工人員，我黨秘密組織及一些進步團體也在此從事情報活動，而且各方人員狀況也十分複雜，常常相互交叉滲透。1939年秋，既投機過共產黨又投靠過國民黨、后又當了汪偽漢奸的李士群、胡均鶴為給自己留條後路，腳踩幾隻船，既和國民黨的地下人員取得聯繫，又通過關係向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表示希望建立聯繫。為了解敵情，負責中共中央社會部華南情報局上海情報站工作的潘漢年經組織同意，開始和李士群、胡均鶴交往。已升任汪偽特工總部副廳長兼江蘇實驗區區長的胡均鶴作為李士群的助手，專門負責李士群和潘漢年之間的聯繫。

上海的租界被日軍全部佔領后，中共中央指示在上海做秘密情報工作的機關人員撤出上海。

1942年9月，潘漢年向李士群提出要求，希望對方確保我方撤退人員安全抵達新四軍淮南抗日根據地。胡均鶴在李士群的安排下，專程到鎮江，安排護送潘漢年一行。

為了充分利用李士群、胡均鶴這一情報資源，潘漢年一行安全抵達根據地后，經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和代政委兼華中局代書記饒漱石首肯，按事先商定的方法繼續與胡均鶴保持聯絡。

1943年初，抗戰形勢嚴峻。種種跡象表明，日偽可能對淮南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掃蕩”,但具體情況一時無法搞清。而正在此時，潘漢年與李士群、胡均鶴之間的秘密聯繫卻中斷了。為通過李、胡加強搜集日偽軍的情報，經饒漱石批准，潘漢年來到上海，找到胡均鶴。未曾想，李士群、胡均鶴設下了圈套，提出要帶潘漢年去見汪精衛。其目的就是想借著名的中共代表潘漢年來為自己在汪精衛面前邀功，同時以壯越來越孤立的汪偽政權的聲勢。當時，潘漢年既無法向上級請示，又無法一口回絕，因為潘漢年知道如果拒絕，將失去繼續爭取利用李士群等人的機會，也失去了為根據地搜集有關“掃蕩”情報的機會。為了順利獲取情報，潘漢年不得已隨同胡均鶴去南京見了汪精衛。雖然這次會見談話沒什麼實質性內容，但就潘漢年個人而言，由此種下了日後厄運的禍根。

1945年日本投降后，已再次投靠中統的胡均鶴被國民黨當局判處10年徒刑(一說15年),關進了南京老虎橋監獄。1949年初，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為了給即將接管政權的共產黨增添麻煩，就將監獄中關押的罪犯統統放了出來。胡均鶴被釋放后，國民黨特務機關又命他作潛伏特務。

胡均鶴見國民黨大勢已去，不想再為之賣命，便又派人與在香港的潘漢年取得聯繫，表示願投奔解放區，為人民解放盡一點微薄之力，將功贖罪。潘漢年考慮到他雖做過漢奸，但也曾為我黨情報工作、掩護中共要人撤退做過有益的事，便將他的情況和要求電告華東局情報機關。經中央情報部門同意、華東局領導的批准，胡均鶴被帶往上海，協助公安部門鎮反，並在上海公安局成立的“情報委員會”擔任了主任一職。他主動向公安部門提供了一份“已予運用及可予運用之滬地偽兩統(指中統和軍統)人員表”,供公安部門在肅反時參考使用，為我破獲國民黨特務活動提供了線索。

胡均鶴的反戈一擊，使台灣國民黨特務部門非常惱火。他們通過電台的廣播威脅他，後來又派了一個特務對他進行試探，企圖策反。當時上海解放不久，時局尚不安定，謠言四起。在關鍵時刻經常動搖的胡均鶴，這一次卻非常堅定。他不但沒有被國民黨所嚇倒，還協助有關部門抓獲了這個派遣特務。

1954年9月，胡均鶴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公安部彙報工作。哪知一下車就被扣押，一關就是28年。妻子趙尚芸(著名抗日英雄趙尚志的妹妹)也受到牽連，被關押了7年。1955年4月3日，潘漢年也在北京被捕。潘、胡誰也不會想到，這兩個有著完全不同經歷、不同性格的歷史人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居然關在同一所監獄里。

1982年，潘漢年冤案平反。1983年，胡均鶴被保外就醫，走出監獄。1984年，公安部給胡均鶴作了結論：對於他已交代的歷史罪行，根據黨的政策既往不咎；肯定了他當年與中共建立聯繫后對革命所做的一切。有關部門對胡均鶴宣布撤銷原有的判決，無罪釋放。根據黨的政策，上海市政府給他享受離休幹部待遇。1993年3月，胡均鶴闔然長逝，走完了他榮辱相間的複雜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