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後改革

該文件非常嚴厲地指出：日本所面臨的經濟上的“苦難境地”“是日本自身行為的直接結果”，盟國不負擔“恢復日本所蒙受損害的責任”，“日本在著手重建物質生產的同時”，必須“徹底改革其經濟活動及經濟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反法西斯盟國和日本人民的要求下，由美國佔領當局主持，在日本政治、經濟和教育等方面實行的“民主化”改革。改革從修改憲法開始。1945年10月，盟軍最高司令官D.麥克阿瑟指示日本政府修改1889年制定的 《明治憲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新的《日本國憲法》，翌年5月3日正式實施。新憲法第 9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戰爭和戰爭手段。通過修改憲法，改革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同時，還在教育制度和經濟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政治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 改革天皇制：新憲法取消了天皇總攬國家一切統治權的權力。憲法第1 條規定，天皇只是“日本國的象徵，是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徵，其地位，以主權所屬的全體國民的意志為依據”。憲法第3、4條規定，“天皇關於國家的一切行動須有內閣的建議和承認，由內閣負其責任”。他“只能行使憲法所規定的有關國事行為，並無關於國政的權能”。同時，廢除輔佐天皇的樞密院、貴族院及天皇制的支柱－軍部。1946年1月1日，裕仁天皇發表《人間宣言》，宣布自己不是神而是人，自我否定其所擁有的神權。對天皇制的改革，不僅革除了類似封建帝王的專制主義大權，而且剷除了法西斯帝國主義的精神支柱－天皇主義。② 改革議會制：戰前日本議會分為眾議院和貴族院，貴族院的權力大於眾議院，議會不對選民負責，而對天皇負責；通過改革，取消了貴族院，設眾議院和參議院，兩院均由20歲以上男女公民直接選舉產生。其次，取消天皇以敕令、敕語立法的權利，排除天皇和軍隊對議會的控制和干涉。新憲法第41條規定，“國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和唯一的立法機關”，修改憲法、制定法律、審議預算、任命總理大臣等一切重大問題均由國會決定。③ 改革內閣制：戰前總理大臣由元老和重臣推薦，由天皇任命，總理大臣奉天皇之命組織內閣；經改革，建立了議會制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確定，一般由在眾議院中佔多數席位的政黨總裁擔任。新憲法第65、66條規定，“行政權屬於內閣”，“內閣行使行政權，對國會負連帶責任”。總理大臣和其他國務大臣均由文官擔任，職業軍人不得擔任。內閣負責總理國務，處理外交，締結條約，編製預算，制定政令，決定大赦、特赦，掌握人事等有關行政事務。④ 改革中央集權制，實行地方自治：戰前地方的一切行政事務和人事，均由中央決定和管理；新憲法第92、95條規定，都、道、府、縣、市、町、村在憲法和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實行地方自治。地方領導人由當地居民直接選舉產生。地方可設各級議會，編製預算、制訂地方性條例和法令。⑤ 改革司法制度:戰前，天皇是法律的最高主宰；經改革，一切司法權均歸最高法院和下級法院。同時，擴大了司法機構的獨立性，最高法院成為同國會、內閣鼎立的獨立機構。⑥ 擴大民主權利：新憲法第10～40條規定了國民的義務和權利，特別是過去政治地位很低的婦女，從此也和男人一樣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戰前日本教育帶有封建法西斯軍國主義色彩；戰後盟軍總司令部連續發出指令，要求排除教育領域中的法西斯軍國主義，禁止用神道進行宣傳和教育。1947年 3月31日日本政府發布《教育基本法》，改革中央集權的教育行政體制，實行與地方自治相適應的地方分權制，由民選的各級教育委員會負責當地教育行政及教員任免等事務。國民義務教育由6年延長為9年。通過教育開發“人材資源”，有力地推動了日本經濟的發展。

以封建血緣家族為中心形成的日本財閥，是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和對外進行經濟侵略的先鋒。日本投降后，作為日本經濟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一項措施，盟軍總司令部指令“解散財閥”。這項工作的第1階段是成立控股公司整理委員會，指定三井、三菱等83家為控股公司，指名“十大財閥”的56人為財閥家族，勒令他們交出面值達75.7億多日元的 1.6億餘張股票。交出的股票，一半以上作為財產稅上繳，其餘由控股公司整理委員會公開出售。出售後付給公債，公債償還期為10年以上，在戰後通貨惡性膨脹的情況下，這種償還等於沒收。於是，財閥家族失去了股票和資本，他們的總公司解體，總公司和子公司間的控股主從關係隨之瓦解，財閥家族退出財界。第2階段是防止日本壟斷資本復活。美國佔領當局指令日本政府於1947年 7月20日發布《關於禁止私人壟斷和保證公平交易的法律》（簡稱《禁止壟斷法》），同年12月18日又發布《排除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簡稱《集排法》），禁止以卡特爾協定之類的形式進行壟斷，並指定 325家公司為經濟力量過度集中的企業，令其分散化小。《禁止壟斷法》對持有股票、兼任要職、合併企業、引進外資和國外新技術等都作了種種限制，以防止壟斷財團復活。由於後來美國對日佔領政策的轉變，“解散財閥”工作進行得很不徹底。83家控股公司中被解散的只有三井、三菱等28家；《集排法》指定的 325家公司中分散化小的只有11家。《禁止壟斷法》后經數次修改，放寬了限制。儘管如此，“解散財閥”對戰後日本經濟的發展仍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具有實際管理能力的中上層管理人員登上財界的領導崗位，建立了資本和經營相對分離的新體制，對改善經營管理起了較好作用。

改革前，佃租地有236.8萬多町步（1町步約合 1公頃），佔全部耕地的45%左右。無地或少地的101.6萬多戶農民佃耕這些土地，繳納收穫量50～80%的地租，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這種情況嚴重阻礙農業的發展。由於戰後空前的糧食危機，土地和糧食問題更加突出。因此，日本政府繼1945年12月28日公布第一次《農地改革法》后，在盟軍總司令部的敦促下，又於1946年10月21日發布了第二次《農地改革法》。

該法規定:①由國家徵購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土地、在村地主的 1町步以上的出租地（北海道為 4町步）、農地委員會認為不宜耕種的土地、出租地和自耕地超過 3町步以上的土地（北海道為12町步）以及經營上所需的房地、草地和未開墾地。②被徵購的土地賣給佃農和少地農民。③成立由地主 3人、自耕農2人、佃農5人組成的市町村農地委員會。④殘存租地的地租改為貨幣地租，地租率是水田25%以下，旱田15%以下。根據該法，政府徵購174.19萬町步地主、寺院、神社、教會的土地，加上軍用地和其他國有地，列入改革的土地共 193萬多町步。經改革，474萬多戶佃農和少地農民買到189.9萬多町步土地。自耕地增加到 467.5萬多町步，佔全部耕地的89%；佃租地只剩51.4萬多町步，佔全部耕地的不足10%。不在村地主完全被消滅，在村地主基本被消滅；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增加到 541.1萬多戶，占農戶總數的87%；佃農和半佃農減少到22.3萬多戶，佔13%。於是，基本上消滅了寄生地主及其土地所有制。

日本戰後的改革雖然很不徹底，但打擊了法西斯軍國主義勢力，加速了資產階級民主化進程，對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