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千陽

瑪麗雅姆在阿富汗一個偏遠貧窮的地方長大，她想上學，母親卻告誡她：“學校怎麼會教你這樣的人，一個女人只要學一樣本領，那就是忍耐。”

私生女瑪麗雅姆的童年在十五歲生日時一去不復返：母親自殺，定期探訪的父親也彷彿陌路。她成為了喀布爾中年鞋匠拉希德的妻子，生活在動蕩年代的家庭暴力陰影下。十八年後，戰亂仍未平息，少女萊拉失去了父母與戀人，亦被迫嫁給拉希德。

兩名阿富汗女性各自帶著屬於不同時代的悲慘回憶，共同經受著戰亂、貧困與家庭暴力的重壓，心底潛藏著的悲苦與忍耐相互交織，讓她們曾經水火不容，又讓她們締結情誼，如母女般相濡以沫。

胡賽尼在回復《京華時報》採訪郵件中稱，在完成《追風箏的人》之後，他對於創作有關阿富汗女性故事的想法相當著迷，於是就寫出了《燦爛千陽》，他希望這本小說能為阿富汗傳統婦女增添更多深度、細緻與情感的內涵。與前一本小說《追風箏的人》一樣，《燦爛千陽》講述的也是一個關於愛的故事。

對於新書取名《燦爛千陽》，胡賽尼解釋說，該書的書名源自一首有關喀布爾的詩，“這首詩是17世紀阿富汗詩人Saib-e-Tabrizi在參觀喀布爾之後創作的，其末尾詞語‘一千個燦爛的太陽’正適合這本小說想要表達的主題。與此同時，這首詩還很適合書中人物即將離開深愛城市時的悲傷氣氛。”

胡賽尼坦言創作《燦爛千陽》時困難也更多：“開始創作時，我對是否有能力再創作出一本成功的小說有些疑慮，缺乏自信，尤其是知道有眾多讀者正迫不及待地想看我的新作品后，我就更加恐慌，我的妻子可以為我作證。但當我提起筆創作，故事情節開始進行時，我就很快融入了主角瑪麗雅姆與萊拉的世界，憂慮逐漸消失了。”

胡賽尼說，當他開始寫時，他不斷想起那些充滿韌性的阿富汗婦女。“雖然她們不見得是引發我描寫萊拉或者瑪麗雅姆的靈感來源，但她們的聲音、面容與堅毅的生存故事卻一直影響著我，可以說，來自阿富汗女性的集體精神力量給我的創作帶來了很大啟發。”

瑪麗雅姆

瑪麗雅姆是一個“哈拉米”（私生子的意思），私生女。她與母親離群索居，生存在簡陋的泥屋裡。每天聆聽著母親關於幸福不可能得到的教誨。渴望父愛的她最期待的事情是在每個星期四與生父扎里勒見面，父愛對瑪利亞姆來說，已經是一個強大而無法抗拒的磁場，只待她前行。終於15歲生日那年她為了父親一個模糊沒有把握的決定，表現出了一個孩子的任性與反叛，不顧母親甚至是以死亡相逼的挽留，離開了泥屋走到了父親面前。終於，她體會了母親的想法，也識別了父親的假象。從瑪麗雅姆遭受的生活巨變中可以看出，在阿富汗落後的世俗枷鎖下，一個男人選擇了背棄了內心的情感，為了自己的名譽和地位遵循著舊制度的套路生活，相反，一個普通的女人卻表現出了忍受苦難的堅強與偉大，這裡諷刺了傳統習俗的殘酷，在一種病態社會的形態下發掘了人性，歌頌了女人的自立和堅韌形象。

萊拉

小說的另一位女主人翁萊拉，是拉希德另一個妻子。在與前蘇聯的戰爭中，萊拉失去了兩個兄弟。炸彈奪走了她父母的生命。她深愛的男孩也被迫逃離阿富汗。主人公生活里到處都是失落與絕望。過著簡單美國式生活的美國讀者甚至難以體會。

剛開始，兩位妻子相互敵視，漸漸的，兩人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越來越親密。她們的友情在拉希德的虐待和國家的無情戰火中留存。動人的情感成為小說的核心。兩個女人苦難深重，某種程度上，她們慶祝塔利班的到來，希望能結束她們的苦難。

在《燦爛千陽》里，兩位女主人公瑪麗雅姆和萊拉，在強大的父權制從家庭和社會兩個方面的滲透下一步步迷失了自我，喪失了人格的主體性。

女權運動的創始人西蒙。波娃曾在《第二性——女人》中指出： “婚姻，是傳統社會指派給女性的命運。”她反對妻子作為“滿足男人的性慾並照顧他的家務”的家庭意義。在父權制社會中，家庭是造成女性苦難的無底深淵。《燦爛千陽》的女主人公瑪麗雅姆在年僅15 歲時就被父親逼迫嫁給了40多歲的鞋匠拉希德，這使她從父親的陰影中走出來，又掉進了另一個更黑暗的深淵。像大多數的阿富汗家庭那樣，丈夫拉希德是家庭唯一的經濟來源，而妻子瑪麗雅姆則在家裡做家務。“就兩性的活動而言，性的角色決定由女人從事家務和照料孩子，而人類的其他業績、事業和抱負卻是男性的份內事。分配給女性的有限的角色趨向於讓她們停留在生物體驗的水準上。結果是，幾乎所有能夠被描述為真正的人而非動物的活動都保留給了男性”。正是因為夫妻雙方這種不同的分工形式，決定了身為男性的拉希德作為家長的地位，而瑪麗雅姆只是他的附屬物，他可以無償佔有她的家務勞動和身體，把她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作為性慾和生育的工具。

女性在阿富汗最基本的人權都無法獲得，她們處於男權話語和父系制度的壓迫之下，出門必須裹上沉重的布卡，蒙上面紗，只露出驚恐的雙眼。瑪麗雅姆是一個“哈拉米”，私生女。在阿富汗落後強權的伊斯蘭世界里，從她出生開始，就註定她這一生都將背負這個恥辱的標誌，不能像別人一樣正常地生活。所以她背負的苦難比普通女性更沉重更心酸。

從某種程度上講，萊拉的童年比瑪麗雅姆快樂多了，她有一群玩伴，有相對溫馨的家，還有愛人的呵護。但戰爭使曾經美麗的街道遍布廢墟，使和諧的生活陷入黑暗，萊拉的愛人和父母也在轟炸中離開了她，剩她一個人孤零零地活在喀布爾，為了保住和塔里克的孩子，不得不下嫁給拉希德。從此，命運把瑪麗雅姆和萊拉緊緊地綁在了一起。在世俗落後的阿富汗，男人通常是家裡的唯一經濟支柱，女人除了生孩子就是做家務，由於性別角色的規範和社會分工的不同，女性在男性眼裡就是沒有血肉的機器和工具。所以在瑪麗雅姆不幸流產七次，喪失生育功能后，拉希德逐漸將她視為“廢物”。至此，瑪麗雅姆徹底淪為丈夫的附屬物和私人財產，她的自我和作為人的本性遭到驅逐、擠壓甚至粗暴地踐踏，一步步走向萎縮和乾癟，最後只剩下一具形容枯槁的干軀。

“這個見鬼的國家沒有一個法院會為我所做的事情判我的罪。”這句話赤裸裸地揭示了阿富汗的強權父系制度對阿富汗女性身心的嚴重摧殘。瑪麗雅姆的母親娜娜曾經說過：每一片雪花都是人世間某個悲哀的女人嘆出的一口氣。雪花讓人想起像我們這樣的女人要承受多少苦難，我們多麼安靜地忍受一切降臨在我們身上的災難。在過去的日子裡，曾多少個這樣陰鬱的冬天，瑪麗雅姆看著紛飛的雪花想起母親的這句話，她的苦難如此巨大，幾乎要淹沒了她。而現在，這一切的不堪回首都將隨著她生命的終結而結束，她看到的只有希望，只有陽光，只有永不隕落的燦爛千陽。

萊拉重獲自由和幸福，完成了自我認知和自我救贖，和塔里克、孩子們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這是個圓滿的結局，正如瑪麗雅姆希望看到的一樣。千千萬萬的阿富汗婦女蒙在面紗后的面孔是笑著還是哭著，沒人知道，但她們唯一呈現給這個世界的雙眼卻充滿著希望。雖然女性解放的道路相當漫長而曲折，但經過她們的不懈努力，最後實現男女平等，共同撐起阿富汗的純凈天空也是指日可待的。讀者可以看到，在瑪麗雅姆和萊拉身上，這樣的希望已經初見曙光。

通觀瑪麗雅姆和萊拉的悲慘人生，不難發現，她們的痛苦和災難都根源於父權制通過社會和家庭給她們施加的壓迫。“這個世界是男人的世界，法律是男人的法律，政府是男人的政府，國家是男人的國家”，女性的地位被父權制度所歪曲，處於遠離父權文化和話語中心的邊緣地位。她們生活在男性的陰影和淫威之下，成為男性的附屬物和私有財產，從而使她們的存在僅僅只是一種“作為符號的婦女”，而不是真正意義的自我存在。她們試圖反抗，可是“在父權制下，孩子和母親的地位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依附於男人的地位。並且，由於男人的這一重要性不僅僅是社會性的，還涉及她的依附者賴以生存的經濟權力，男性在家庭內部的地位，無論在物質或意識形態上，都是十分穩固的”。強大而穩固的父權制讓作為個體的婦女無法也無力抵抗，最終陷於女性自我和本性迷失的泥淖之中。瑪麗雅姆和萊拉的遭遇折射出阿富汗千千萬萬蒙著面紗的婦女的悲慘命運，也是阿富汗所有苦難和災難的縮影。

縱觀整部小說，太多的痛苦和離別、暴力和流血、痛苦和災難讓人久久不能釋懷，瑪麗雅姆被槍決更是給人一種悲切甚至悲壯的感覺。然而，故事的結尾也給了讀者希望：戰爭結束了，和平重新降臨這個國度；乾旱結束了，大雪昭示著綠色和豐收。最終，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被推翻，民主政府上台，平等和自由開始降臨這片飽受了30年災難的土地。萊拉最後也逃脫了拉希德的魔爪，與塔里克結婚，享受與孩子一起的天倫之樂，重新獲得了自由和幸福，恢復了女性的自我和本性。誠如魯樞元所說：“女性的真正解放，在於恢復女性長久以來被壓抑、被扭曲的天性，發揚女性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獨特優勢。這表現為：大地崇拜的女性精神，護佑萬物的女性倫理，充滿感性與溫情的女性思維。”由此可見，阿富汗婦女一定能夠通過不斷努力，實現與男子地位平等，在阿富汗的重建中發揮重要作用。

不管書評怎麼寫，《燦爛千陽》肯定會大為暢銷。但或許你有興趣聽聽在下的意見。它是否和《追風箏的人》一樣好，答案是不是，它更好。《燦爛千陽》是通俗小說的精品，是一部有關勇敢、榮譽與寬容的書。——《華盛頓郵報》

胡塞尼憑藉其處女座《追風箏的人》一舉成名，雖然他的第二本小說讓其忠實讀者苦苦等候，但《燦爛千陽》的確沒有令他們失望。胡塞尼在小說中展現出了更為精湛的敘事才能，講述了一個為了留住希望與快樂而做出必要犧牲，用愛的力量戰勝恐懼的故事。——《紐約每日新聞》

阿富汗三十年歷史的揪心記錄，一部關於家庭、友誼、信念和自我救贖的動人故事。關於不可寬恕的時代，不可能的友誼以及不可毀滅的愛。——《出版商周刊》

作者胡賽尼由此證明，在以暢銷書嶄露文壇之後，他有能力再完成一部成功的作品。 ……胡賽尼熟練地勾勒出了其故土在20世紀後期的歷史。與此同時，他還描繪了微妙的，非常具有說服力的雙重肖像。他的寫作簡單，樸實無華，但是他的故事卻動人心弦。高度推薦。——《圖書館雜誌》

在以暢銷書開場之後，胡賽尼繼續回顧20世紀後期阿富汗的風貌。這一次，是通過兩位女性的眼睛。……胡賽尼的第二本鴻篇巨製具有不可思議的悲劇風格，是對阿富汗的苦難與力量悲傷而又優美的告白。喜愛《追風箏的人》的讀者們，一定不會錯過這一令人難忘的續作。——《書目報》

繼超級暢銷的《追風箏的人》之後，卡勒德·胡賽尼在新作《燦爛千陽》中通過兩位女性的視角精心講述了一個關於他祖國的故事……國度的興衰對於略知國際新聞的讀者來說並不陌生。但是通過小說的渲染，這一切以全新的方式震撼著我們。它迫使我們思考：如果註定要面對慘淡的人生，我們將何去何從？——《明尼阿波利斯星壇報》

卡勒德·胡賽尼完成了一件極其艱難的工作：《燦爛千陽》的力度和深度都超越了處女作《追風箏的人》……通常，第二部作品相較於前作都會顯得蒼白無力，但這部備受矚目的作品成功地把讀者帶進了那個殘酷、絕望、苦難和貧困的世界，同時又以希望、救贖和愛來撫平痛苦。——《夏洛特觀察家報》

個人在困境中掙扎的旅程，家庭里那些似乎無窮無盡的秘密。胡賽尼的兩本小說以及小說中的各個角色都以不同的方式在追問以上的問題，而答案也不盡相同。在阿富汗，在美國，我們每個人也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在這本略顯散亂卻更為睿智的小說中，胡賽尼延續著他那富有同情的敘述方式，以及簡練、引人動情的語言特色。——《聖路易斯郵訊報》

胡塞尼對於日常生活本質的洞察及對人類情感細緻入微的刻畫增添了小說的生動性與曲折性《燦爛千陽》不愧是繼胡塞尼《追風箏的人》后的又一佳作。——《洛杉磯時報》

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1965年生於阿富汗喀布爾市，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美籍阿富汗裔作家、醫生，其主要作品有小說《追風箏的人》、《燦爛千陽》、《群山回唱》。

1980年，卡勒德·胡賽尼隨父親遷往美國。1993年取得行醫執照，1999年開始創作，2003年出版第一部小說《追風箏的人》。曾獲得聯合國人道主義獎、約翰·斯坦貝克文學獎等多個獎項，並受邀擔任聯合國難民署親善大使。

2021年6月，小說《燦爛千陽》將被改編成限定劇，One Community拿下了改編權，胡賽尼也將參與改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