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寧
康健寧
1981年到湖南師範大學運動生理系進修一年；
1984年離開寧夏大學，到寧夏電視台新聞部任編導；
1985年到新成立的寧夏電視台對外宣傳部工作；
1994年任寧夏電視台對外宣傳部主任；
1999年任寧夏電視台副台長。
《黃河謎》(1985)；
《黃河流長》(1986)；
《窯洞·人》(1987)；
《闖江湖》(1988，與高峰合作)；
《沙與海》(1989，50分鐘，與高國棟合作，獲得第二十八屆亞廣聯紀錄片大獎)；
《石頭上的印記》(1991)；
《雪域》(1992)；
《瀘沽湖》(1993)；
《天籟》(1994)；
《生活》(1995，合導)；
《陰陽》(1995--1997，180分鐘)
康健寧
《聽樊先生講過去的事情》（2002）
《陝北啟示錄》共六集（2011）
康健寧是中國紀錄片界最具聲望的導演之一，他的作品《沙與海》曾獲亞廣聯大獎，《陰陽》被譽為反映中國農村題材的紀錄片中最深刻的一部。在《唐之韻》這部被稱為“詩的紀錄片”中，康健寧依然保持著他作品中一貫對人的重視： “我們更關注那些作詩的人——他們自身的命運，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對自然景物的觀察，他們對國家的看法以及他們對人生的態度”。
總編導 康健寧：中國紀錄片界最具聲望的導演之一，主要作品：《沙與海》曾獲亞廣聯大獎，180分鐘紀錄片《陰陽》被譽為中國農村題材紀錄片中最深刻的一部，著名獨立製片人吳文光曾說：“《陰陽》就象一塊大石頭，談當代中國紀錄片沒有人能繞過它。”
十四年後，每每提起康健寧，略曉一二的人還是要回到1989年，回到《沙與海》(康健寧與高國棟合導)。一周前，康健寧在北京三多堂，談到某電視台又拿《沙與海》說事，忽地面色一沉，聲調卻提高了兩倍——我就不相信，一個紀錄片獲了個獎，它就是一顆鑽石了？就是什麼里程碑了？這麼多年了，還在說!
知者無怪。此言雖重，純粹是一種對待紀錄片功利主義的過於鮮明的態度，這個態度就是康健寧成其為康健寧的原因之一。十四年了，他那條不輕的船，也行過了多少重山水；《沙與海》至多只是其中的一站。但是另一面，也唯有那一站，讓眾人還算清晰地看到過他一次——儘管他自己始終不以為然。從那以後，康健寧這個人其實一直處在“見首不見尾”的狀態。一個在中國首次拿到“國際大獎”的紀錄片導演，曾經的寧夏電視台部門主任和副台長，從來不在這樣那樣的小圈子大圈子“閃亮登場”，卻經常從單位徹底地消失，少則數月半載，多則兩三年；回來了，除了面容衣襟添些塵土色，往往仍舊只是沉默。很難有人說得清他去了哪裡，做了些什麼。
《沙與海》之後的十四年來，康健寧在做些什麼？這裡有一份還不夠清楚的清單：
《石頭上的印記》（1991），未播出；
《雪域》（1992），未播出；
《瀘沽湖》（1993），未播出；
《天籟》（1994），未播出；
《生活》（1995，合導），未完整播出；
康健寧
《當兵》(2001)，未完整播出；
《聽樊先生講過去的事情》（2002），未播出。
這些紀錄片的重量，夠得上擔當任何一種中國紀錄片史的壓艙石。但它們不僅基本上未在國內主流媒體公映過，而且也極少進入其它的“小眾”傳播渠道，更勿論參加評獎研討會之類。這個目錄還不夠清楚，是因為另有一些被他自稱為“亂七八糟”而排除在外的片目，其中包括《景德鎮》、《改革開放二十年》、《20年·20人》、《晉商》、《唐之韻》之類聲名遠播的系列片——當然，分佈在不同時間序列和各類人群里的觀眾，很難記得住它們的總導演是同一個人；他還出人意料地做了一個劇情片《出汗》。
稍有紀錄片常識的人，不會不明白這份清單對十餘年的人生意味著什麼。試問同康健寧差不多一起上路的人，“主流”也好，“獨立”也好，今天有幾個還在身體力行地做著當年追求的“紀錄片”？而借著這三個字，遠比康健寧“有名”、“有利”的，又何止一二。中國紀錄片最熱鬧的時候，大概在90年代中期前後，紀錄片的媒介地位正如日中天，真箇是“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但莊稼的收成不只與鳴蛙有關，俯首犁地的耕牛就一向弄不出什麼響動。
康健寧“消失”的原委，也就這麼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他只不過是在做紀錄片而已，只是埋頭在做，其餘萬事皆不關心；就因為做得太過專註而與所謂的“紀錄片圈子”兩相淡忘。康健寧明明知道，自己盡心竭力所做的絕大部分事情收不回任何看得見的成本——身前如此，身後也未可知——他依然這樣一路走來，一個人；直到此時此刻，仍在路上。
這個人的身影就像他的紀錄片一樣，沉重得不合時宜。可他又自比為補鍋釘碗的小工匠，紀錄片對他來說，早就褪去了“光榮與夢想”的色彩，轉化成另一種“物質”的生命形態。
但為什麼偏偏選擇紀錄片？為什麼又偏偏“一意孤行”地走了這麼遠？康健寧答：可能我呆的那個地方比較封閉，封閉給我帶來的好處就是讓我“心無旁物”；心無旁物，就一心一意了，一心一意，就把有些事情變得可能了。
如此，就是寧夏的風沙與黃土塑造了康健寧，雖然也僅僅塑造了這一個。而他對這片土地所傾注的生命，應該足以報答它了。
還得回到著名的《沙與海》。一般人知道，《沙與海》斷斷續續地拍了半年多；而就在《沙與海》之前，康健寧還做過兩部“另類”的紀錄片，都是對“貧窮”與“封閉”的苦苦追問：一部是《闖江湖》(1988)，拍的是寧夏最貧窮的地區西海固；更早的一部是《窯洞·人》(1987)，拍的是陝北窯洞。在思想邏輯的時間線上，康健寧至少用了三年的推敲叩問，才成就了一部《沙與海》。
《沙與海》之後，康健寧也曾一度“闖江湖”一般，裹在眾多的攝製組裡，不辭萬里，跑去雪域高原，拍青海，拍西藏，拍瀘沽湖。但他很快發現那裡不是他的領地，於是他回到寧夏，繼續關注劉澤遠一家的生活；到了1995年，將續拍的部分與《沙與海》之《沙》銜接起來，合成了紀錄片《生活》。
這一年秋天，在吳文光的推薦下，康健寧帶著《生活》去了趟山形電影節。那裡的人群和熱鬧依然受到他本能的抵制，但山形還是留給他一個印象：為了一部五六十分鐘的片子，居然有人不惜耗費整整五年的時間做前期調研；而且七老八十了還在拍！此人名叫懷斯曼，是康健寧至今能夠記住名字的唯一一個外國導演。他看到了一種對待紀錄片的態度，真正知道自己該怎麼走下去了。
從山形回來，康健寧重返西海固，在有備而來的搜尋中，他等到了風水先生徐文章的出現——這就是後來拍了三個年頭的《陰陽》。這一次，他深深地沉到了黃土的最底層。對於中國的農業文化傳統與社會現實癥結，《陰陽》的沉潛與提升幾乎都到了極致，是一部當之無愧的集大成之作。康健寧編完《陰陽》是在1997年，此時距離他第一次進駐陝北的窯洞剛好十年。十年磨一劍，他的“黃土情結”至此終於有了一個了結。
這以後，他才調轉目光，拍了城市題材的《公安分局》和《當兵》。最近的一部紀錄片是去年完成的《聽樊先生講過去的事情》，形式單純的個人口述歷史；康健寧說，這是《陰陽》之後他個人最為滿意的一部紀錄片。
康建寧最成熟的作品是《陰陽》，拍攝的是寧夏西北的一個村子，叫陡坡村，真正的黃土高坡，缺水嚴重，人與自然的關係非常緊張。片中的主要人物是一個 叫徐文章的風水先生，也叫陰陽先生。康建寧最早注意到他是因為他衣服口袋上別的一隻鋼筆，他是這裡的知識分子，方圓多少里人家有大事都會請他去算日子，定 方位。他還有一整套教育兒女和別人的生活哲學，既有忠孝傳家也有“五講四美”，任何事情都要有規矩，政治的事情不要管，農民把地種好就行了，家和萬事 興，……而這些大道理到了自己身上卻變得可以靈活掌握。片中的主要情節都是圍繞水來的，政府補貼他們打窖蓄水，農民們卻乘機想多撈好處；通往水溝的新路要 經過陰陽先生家的地，他和村長大打出手。在他勘探的好風水的地點打井卻不出水，由於面子問題，他不肯承認失敗，他和兒子們又艱苦卓絕地去打第二口井，這次 有水卻很少，又有塌方，他們討論一番也就平靜地放棄了這個才打好的井。在這裡的生活中，“希望”就像這裡的水一樣，是那麼的稀罕和珍貴。片子最後，陰陽先 生身穿剛做好的西裝，在替人做媒，他說，別看這裡不怎麼樣，可挺過這幾年就好了！
《當兵》講的是一個叫小邵的少年，小邵初中畢業 以後無所事事，在家裡呆著，到外面和朋友喝酒，遊盪，城市開始徵兵，父母送他參軍，經過三個月的訓練，他成為一名戰士。影片就記錄了一個人的這樣一段生 活，但作者並未把他的鏡頭局限在這一個人物身上。我們不僅可以從中看到不用學習，沒有工作的小邵在家中的無聊，和父母的關係，還有他迅速地對部隊生活的適 應，同時也真切地感受城市裡徵兵季節的特殊氛圍以及新兵營日常訓練的非日常性——如果說在片中這種生活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實感，那不僅是因為作者不吝惜 地使用了特寫和近鏡頭，讓我們在畫面上清晰地看到了汗水和眼淚，聽到了風聲和喘息，更可能是基於一個軍隊空間難以被介入和涉及的事實。基於這一事實的另一個事實是，攝像機雖然進去了，但遠未做到深入和遊刃有餘——幸好這並不是標準和理想狀態，恰恰相反：正因為作者只拍了那些表面的，用眼 睛能看到的東西，這部片子才具有了許多令人回味的餘地。
樊先生何許人也？看過《陰陽》的寥寥數人大約不會注意到，它的片尾字幕里，有一個“文學顧問”樊修章，就是這個樊先生——50年代北大的一介書生，被打成“右派”遠赴寧夏，在農場以煙盒作稿紙翻譯了《浮士德》。轟動一時的電視系列片《唐之韻》撰稿也是樊先生。每集結尾壓軸的一首唐詩，用的是童聲朗誦王維的《送元二使關西》：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惺惺相惜的別情，清涼而恬淡，猶在觸手可及的眼前。想必樊先生有意用這樣舉重若輕的心境，作彆氣象萬千的唐朝，作別三千六百多詩人，也作別自己顛沛流離七十年的往事。
事實上，康健寧本人也並非寧夏土生土長。人生輾轉飄浮，何處無離別？何處不相逢？何處是永久的故鄉？或許在路上就是人生的唯一歸宿，也是他的紀錄片的唯一歸宿。
事實上，康健寧最初聽到樊先生講過去的事情，還是始能誦詩書的年紀，距今也有三四十年了。那位年逾古稀仍默默著述不止的老人，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隱在他背後的精神源泉。
每當選擇紀錄一個人的時候，康健寧總要看看那人背後站了多少人。牧民劉澤遠、“陰陽”徐文章的背後，站著十幾億的中國農民；樊先生的背後，站著一代命運多舛卻是出污泥終不染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果說，古來聖賢皆寂寞，那麼康健寧也好，樊先生也好，都談不上孤獨。向他們的背後回首望去——向歷史的更深處望去，那裡有整座星空。
又記：在我倉促行文之際，康健寧正在一邊籌劃宋詞的電視系列片製作，一邊抽空到內蒙古，為中央電視台拍攝一個關於蒙古族的紀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