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相愛
兼相愛
《墨子》
戰國(公元前475—前221年)初期,墨子在齊國聽說楚國要攻打宋國,他立即派大弟子禽滑厘率領他的三百多名學生,攜帶守城器械,到宋都商丘,作防守的戰鬥準備,自己日夜兼程連續十天十夜到楚都郡,見到替楚國製造攻城用的雲梯的公輸般。公輸般說:“您有什麼吩咐呢?”墨子說:“北方有人欺侮我,希望你殺了他。”公輸般不高興。墨子說:“我給你十兩金子。”公輸般問:“我遵循義從來就不殺人。”墨子站起來再拜說:“請讓我來說一說義吧。我在北方聽說你製造雲梯,將用來攻打宋國。宋國有什麼罪過呢?楚國土地有餘而人口不足,殺掉缺少的人而去爭有多餘的土地,這不能說有智慧,宋國沒有罪過而攻打它,不可以說是仁愛。知道了這些都不去據理力爭,也不可以說是忠誠,爭而沒有成功,不可能說是強。你說遵循義,不去殺一個人而殺眾多的人,不可以說是明智的一類。”公輸般表示折服了。墨子說:“既然這樣,為何不停止呢?”公輸般說:“不能,因已經告訴楚王了。”墨子說:“為什麼不引我見楚王?”公輸般答應了。
墨子見到楚王說:“現在有人在這裡捨棄自己的彩車而想去偷鄰居的破車,捨棄自己的錦繡衣裳而去偷鄰居的粗布衣服,捨棄自己的精美肉食而去偷鄰居的糟糠。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楚王說:“這人必定有偷竊的毛病。”墨子說:“楚國的土地有方圓五千里,宋國才五百里,這就好比彩車與破車;楚國有雲夢澤及犀、兕、麋、鹿,長江、漢水里的魚、鱉、黿、鼉是天下最多的,而宋國所有的無非是野雞、兔、鯽魚等,這就好比精美肉食與糟糠。楚國有大松樹、文梓、楩、楠、豫章等,宋國連大樹都沒有,這就好比錦繡衣裳與粗布衣服。我從這三件事上認為您派遣人攻打宋國就同那個人是同類。”楚王說:“雖然是這樣,但公輸般為我造了雲梯,一定可以奪取宋國。”墨子請楚王讓他和公輸般較量一番,墨子解下腰帶作為城,用細小的木片為器械。公輸般九次設計攻城的機關,墨子九次都擋住了。公輸般攻城的機關用盡了,墨子守城的裝備還綽綽有餘。公輸般辦法窮盡,卻說:“我知道用什麼辦法來對付你,不過我不說。”墨子說:“我知道你用什麼辦法對付我,我也是不說罷了。”楚王問他為什麼。墨子說:“公輸般的意思,不過是想殺掉我,殺了我,宋國就守不住,就可以進攻了。然而我的學生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經持有我的防禦器械,在宋國京城上等待楚國侵略者了,即使殺了我,也不能殺盡防禦的人。”楚王說:“好啊!我不攻打宋國了。”
選自《公輸》。這是主張兼愛、非攻的墨子一次成功的實踐。
墨子(約公元前468—前376年),姓墨,名翟,生在魯國,曾在宋國做官,生平足跡遍及齊國、衛國,又屢次到楚國,后又長期居住在魯國。他是墨家學派的創始者。墨子的軍事思想主旨是兼愛、非攻,但他並非一味反對戰爭,而是主張以義伐不義,注重戰爭準備,講究防禦之能,抵抗侵略戰爭,以求立於不敗之地。理論
徠這是墨家法律觀的核心,墨家以“兼愛”和“交利”為標準衡量各國的法律制度,評價各家的思想學說,特別要將它貫徹到立法司法之中。“兼相愛”是針對“別相惡”而言,指不分親疏、貴賤、貧富,一視同仁地愛所有的人。“交相利”是針對“交相賊”而言,主張人們互相幫助,共謀福利,反對互相爭奪.
墨子認為:愛是相互的,利也是相互的,愛與利的關係是對立的統一,是相輔相成、互為依存、互為條件的辯證關係。梁啟超曾指出:“兼相愛是理論,交相利是實行這理論的方法。”而當今世界“以人為本”的思想,與墨子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
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之實質,是一種柔性管理,它通過人們之間互動的相愛來改善人際關係,消除破壞性衝突,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使人們既能自愛又能愛人,從而每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滿足,這符合人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會道德法律規範。
墨子的柔性管理思想也非常豐富。比如“以人為本”思想,對於當今企業管理具有相當的借鑒作用。比如墨子對以人為本的解釋是:君子作戰雖然有陣法,但是勇敢是其根本所在。士人雖然有學問,但是品行是其根本。所以,我們學習管理,必定明察左右,知其根本。
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現其身”。那就是,看待別人的國家就象看待自己的國家,看待別人的家族就象看自己的家族,看待別人的身體就象看自己的身體一樣。其實墨子在此告訴我們的就是“以人為本,視人若己”,多從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避免誤解,消除衝突。人人相愛不再相殘害,父子因相愛而慈愛孝順,兄弟因相愛而和諧協調,因為相愛出現了,以此禍害、埋怨、憤恨等就不會產生了。
兼愛非攻,相愛相利
墨子的思想宗旨是“貴兼”。他認為當時社會的“大害”、“巨害”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人與人之間的爭奪,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人們的不相愛。因此,他主張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都應當“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從其兼愛思想出發,主張非攻,反對戰爭。他斷定,愛人運行時,人亦從而愛之;利人運行時,人亦從而利之。反之亦然。既然如此,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之間,只要相互兼愛,不要發動戰爭,相互攻伐,這樣不以兵刃毒藥水火相攻伐,從而可以共同取利。否則,以兵刃毒藥水火相攻伐,便使大家共同取害。因此,墨子“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主張“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以興“天下之利”,反對“大國之攻小國”,“大家之亂小家”,以行“天下之害”(《墨子·兼愛下》)。
墨子還從戰爭的道義性方面,反對戰爭。墨子的思想旨意十分明確,殺人者死,殺一人有一死,殺十人有十死,殺百人有百死,這是對不義之人應有的懲罰,是他們的罪有應得,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然而,對於那些發動戰爭攻伐別國,死傷大量人口的侵略者,有些人則不知非之,反而譽之,這顯然是黑白顛倒,是非混淆之論。對於這種義與不義顛倒、不辯之論,墨子極力予以辯白,指出好戰者為不義,從而說明了非攻的道理。
墨子還從戰爭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死傷無數的人口,破壞社會生產力等戰爭危害性上,反對戰爭,主張非攻。
墨子稱讚古代仁君能與大國相交,與鄰國相處,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率百姓從農事,為民取利的功德,反對當時的王公、諸侯發動戰爭的暴行,主張對戰爭發動者殺無赦。對於發動侵略戰爭,攻伐無罪之國的戰爭販子,要處以死罪,不能使其繼續執政為害天下萬民。
興利除害,討伐不義
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非攻”,反對不義之戰,他是主張非攻,而不是主張非戰爭。他認為,仁人之舉,就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此,要舉行義戰,討伐不義之戰。
墨子認為,禹征伐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都是為天下萬民興利除害,不是為自己求富貴享樂的義舉。墨子把“攻”與“誅”加以區別,伐“無罪之國”是“攻”,伐有罪之君是“誅”,所以禹、湯、武王之舉是“誅”,而不是“攻”。墨子贊同“誅”,反對“攻”。因為“誅”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仁義之舉,“攻”則相反。他指出,好戰之國,以自己的堅甲利兵,去“攻伐無罪之國”,掠奪財物,勁殺萬民,這是“攻”,對於攻伐者,應當“罪死無赦”,故他積極反對“攻”;對於無道有罪之“君”,為了給萬民除害,就要“誅”之。因此,墨子主張誅討有罪之君,反對攻伐無罪之國。“攻伐無罪之國”的侵略戰爭,他堅決反對;“誅殺狂夫民賊”的正義戰爭,他積極支持。一切都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標準,這個思想不乏合理之處。
尚賢得民,戰之必勝
墨子在區分“攻”與“誅”之異的同時,又進一步指出:“攻”者必敗,“誅”者必勝。其所以如此,就因為“攻伐無罪之國”者,違背天志、天意,失掉民心、民意,故必然失敗;“誅殺狂夫民賊”者,順乎天志、天意,符合民心、民意,故必然勝利。由此,他肯定,民心所向,戰之必勝。而得民心,尤要尚賢。尚賢是聖王治國之要務,為政之根本,所以要尚賢。因為賢良之士是固國之珍寶,社稷之輔佐。對於賢人要富之、貴之、敬之、譽之。衡量賢與不賢的標準是德義、才能,而不是親疏、美醜,真正做到公而無私,有能則舉之、用之,這樣人人都競相為義、為能、為德,這樣國家就可以治理了,人民就可以免除禍患了,當然也就得民心、合民意了。
墨子深知,民心向背決定戰爭的勝負,所以他極為重視民心、民意的問題。他以古者聖王之事,說明行德政,愛百姓,得民心,得天下的道理。如周文王封於歧山,封地方百里,他能“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墨子·非命上》)。能與百姓兼相愛,交相利,行德政,就可不戰而勝,最終王天下。
注重戰備,有備無患
墨子主張兼愛、非攻,反對“攻伐無罪之國”,主張義戰。他十分關注戰爭,注重戰爭準備。墨子講究攻守之備的問題。
墨子由“非攻”而“講求備御之法”,故他對備戰理論、技術頗有研究。
墨子認為,國家的主要禍患有七個方面,不消除“七患”則城不守、國不保。他說:
”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游者愛佼,君修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強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墨子·七患》)
墨子不僅從理論上重視備戰,講求備御之法,而且在技術上講求備戰、守城的技巧。墨子在《墨子》書中的《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傅》、《迎敵祠》、《旗幟》、《號令》、《雜守》等十一篇中,運用力學、光學、數學、形學等道理,具體規定了守城的方法,於中可見其對軍事技術的重視,也顯現了他的自然科學知識以及軍事技術、技巧。
墨子從兼相愛、交相利、兼愛非攻、興利除害的戰爭觀點出發,所闡明的軍事思想主張和戰爭技術、技巧,不乏高明、合理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