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闖初

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三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一九三一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十六軍第七師師部排長，縣獨立營連長，湘鄂贛軍區動員武裝部一科科長，縣軍事部部長兼獨立營營長，湘鄂贛軍區司令部作戰科參謀，軍區獨立營營長。堅持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軍部教導隊隊長，教導大隊大隊長，特務團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蘇中三旅副政治委員，華中野戰軍第六師參謀長，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十八師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副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福建省軍區政治委員，福州軍區政治部顧問，江西省軍區政治委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11年12月，出生於湖南省平江縣長田鄉團石塘村

1929年7月，參加赤色工會

1937年初，任湘鄂贛軍區作戰參謀

1938年4月，調任新四軍第一支隊作戰參謀

1940年8月，任新四軍特務團第一任政委

1944年7月，蘇中三旅任副旅長兼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任華中野戰軍第六師參謀長

1947年，任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第十八師政委

1955年9月，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和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61年1月，任福建省軍區政委、省軍區黨委書記

1979年7月～1982年9月，任江西省軍區政委兼紀委書記

1996年4月21日，因病逝世

“皖南事變”后，張闖初要求去華中黨校學習。然而，在前往黨校的途中數次遇敵。幸好來自軍部的騎兵排助眾人突圍。

1937年秋，湘鄂贛軍區所屬的紅軍游擊隊走出深山，在嘉義集中后，改編為湘鄂贛紅軍抗日游擊支隊。1938年初，湘鄂贛紅軍抗日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后，張闖初隨一團一千多名抗日將士，浩浩蕩蕩地從湖南平江嘉義出發，開赴皖南抗日前線。4月初，在皖南岩寺與江南各地游擊隊會合。當時，陳毅來一團視察，將張闖初調一支隊任作戰參謀。

這時，一大批知識青年從上海、蘇南一帶紛紛趕來，慕名投奔新四軍。正當大家滿腔熱血抗日的時候，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了。

在安徽涇縣茂林地區發生的“皖南事變”中，張闖初率領部隊，經過幾天幾夜的浴血奮戰，才突出重圍。儘管如此，大家迅速休整，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

由於“皖南事變”使新四軍損失慘重，張闖初開始思考更深的問題。他打電報給劉少奇，要求去華中黨校學習。不久，劉少奇回電批准了張闖初與其他一些幹部的請求。張闖初等20多名幹部便從安徽蕪湖上路了。然而，他們在前往華中黨校的途中數次遇敵。眼看就要撐不住的時候，突然碰上了來自軍部的騎兵排。這樣一來，張闖初等人便和騎兵排一同到達鹽城軍部。抵達后，大夥受到劉少奇、陳毅等人的親切接見，軍部首長還特意詢問了張闖初帶隊突圍的情況。陳毅知道張闖初屢次負傷，來到張闖初跟前，讓他脫去鞋子，仔細查看他受傷的腳。

現在想起來呀，還真是太巧了。如果當初沒有遇到這支騎兵排，後果真是不敢想象。所以，有時我聽他談起這事的時候就想，騎兵排真的只是碰巧路過嗎？這會不會是軍部的特意安排，就是接應來黨校學習的幹部呢？如若不然，騎兵排要是有任務在身，在戰爭年代又怎麼會專門陪他們一路到鹽城呢？但是事隔多年，現在也沒法求證當時到底是什麼情況。

也就是有了這次現在仍說不清的離奇突圍大難不死，才會有張闖初1947年率領華東野戰軍十八師參加著名的孟良崮戰役。

他寧可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讓醫生一點點地取出碎骨。前前後後共進行了11次手術，才清除掉碎骨。

1996年4月21日，張闖初因病逝世。他的骨灰盒內有一件伴隨了他60餘年的特殊物品——一顆子彈。這顆子彈是1935年張闖初任詠生縣軍事部長時，在一次戰鬥中腰部中彈后留下的。

解放後福州一家醫院曾經組織過專家會診張闖初的腰傷，試圖將子彈取出。但經過檢查，發現開刀很可能會影響中樞神經，導致半身癱瘓，就這樣子彈伴著他走過了一生。張闖初在戰鬥中屢屢負傷，而有一次受傷治療的過程簡直就是現代版的“關公刮骨”傳奇。

1937年初，張闖初奉命帶領一個獨立團及一個營阻擊敵人。戰鬥中一顆子彈飛來打斷了腳趾，雖然沒有擊中張闖初的要害，但是張闖初的腿和腳腫得很大。當時的醫療條件很差，住在散棚里，部隊里也沒有麻藥。為了保全他的性命，醫生要鋸他的腿。

“少了一條腿的戰士如何打仗？”張闖初斷然拒絕了這個方案。他寧可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讓醫生一點點地取出碎骨。他忍著痛讓醫生用鑷子將打碎的骨頭取出，雖然每次都痛得滿頭大汗，但仍是硬挺著。就這樣，取一點休息一會兒，前前後後共進行了11次手術才清除掉碎骨。

解放戰爭推進到長江以南后，只要有解放軍的隊伍路過家門，張闖初的母親就會搬張凳子坐在門口，詢問自己兒子的下落。

張闖初參加革命后，母親一直非常支持他參加革命工作。在張闖初任游擊隊長時，敵人曾懸賞捉拿他。捉不到張闖初，敵人無計可施之下竟將他的母親捉去了，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嚴刑，拷打張母並逼問張闖初的下落。他們甚至還罵她土匪婆，要張母交出當紅軍的兒子。

張母氣憤地說：“你們都抓不到，叫我到哪裡去找兒子！”母親堅定的態度讓敵人無可奈何，將她關了幾天後只好放其回家。之後，母親一直非常擔心張闖初的安危，而革命在外的張闖初卻無法回家探望母親。

當解放戰爭推進到長江以南，勝利的消息節節傳來，張母聽在耳里，喜在心裡。每當有解放軍的隊伍經過，她都會搬張凳子坐在門口，拉住路過的士兵，一個個詢問是否知道自己兒子張闖初的情況。

一天，當一支部隊路過時，張母尋子的消息傳到一位知道張闖初的軍隊幹部耳里。他趕緊告訴張母：“你兒子還活著，而且還在部隊里當了官呢。”這樣，張母才安下了心。

事隔40餘年後的一個秋天，張闖初偕夫人來到了新四軍軍部駐贛辦事處舊址，其心情與當年化裝前來時的心情不可同日而語。

儘管過去了27年，但那一天的情景，張闖初的夫人——石含真永遠也忘不了。

1979年的秋天，秋高氣爽，艷陽高照。就在南昌市三眼井附近，一對神采奕奕的老夫妻攜手相伴在找尋著什麼。

此時的張闖初心情激動，拉著老伴石含真的手，一邊依循著自己的記憶，一邊向路人打聽新四軍軍部駐贛辦事處曾經的所在地——張勳公館，這個他曾經秘密化裝來過的地方。通過路人的幫助，他在一片民居后找到了公館大門。事隔40餘年，張闖初再次來到這個地方，其心情與當年化裝前來時的心情不可同日而語。

這時的新四軍軍部駐贛辦事處已是江西印刷廠的宿舍，戰爭年代的印跡蕩然無存。但這絲毫不影響張闖初的思緒，看著館內的廣場，摸著曾經的建築，走進當年與項英秘談的房間，張闖初感慨萬千。

石含真老人回憶說：“張闖初3歲時父親去世，靠母親紡紗、種地維持生活。他11歲開始當學徒工，受盡剝削壓迫。1929年，平江日益蓬勃的農民運動使年僅18歲的張闖初決定投身革命，參加赤色工會。1937年初，他從一個普通革命戰士成長為湘鄂贛軍區作戰參謀。一次國民黨某師用兩個團的兵力進攻軍區，張闖初奉命帶領一個獨立團及一個營阻擊敵人。英勇善戰的他帶領部隊擊退敵人進攻，保證了軍區安全。”

“張闖初曾在江西的萬載、銅鼓、永修等地戰鬥過。他們那個時候就是在這些地方的山裡打游擊，後來我還時常聽老伴說起這些戰鬥經歷。”石含真老人說，就在張闖初當參謀時，曾奉命到南昌與項英接頭。面對緊張的局勢，張闖初孤身一人毫無畏懼。他巧妙地化裝成國民黨少校來到南昌張勳公館找到了項英，聯繫改編游擊隊的事情。

“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遷來南昌后就搬進了友竹路的張勳公館。”江西科技師範學院的蔣文瀾教授說，當時國民黨的特務機構捷報社與新四軍軍部駐贛辦事處設在同一個大院里。

“這裡原來留有不少明清時代大官的宅子，友竹路的南端曾有明朝嚴嵩的房子，不少人走嚴嵩的後門當上了大官，所以友竹路的南端又被稱為‘高升巷’。”蔣文瀾回憶說。國民黨的特務機構外面掛的牌子是“中央各軍校畢業生調查處江西分處”，其實也就是“中華復興社江西分社”，復興社設在前院，新四軍軍部和戰地服務團駐紮在後院大樓，這兩個機構的樓中有一道牆隔著。

如今走在友竹路上，蔣文瀾向記者一一指出當時各機構的地理位置。當時，新四軍軍部駐贛辦事處為了方便工作，還特意在公館的北邊靠友竹路開了一個大門。

蔣文瀾教授回憶說：“我小時候天天上學都要路過張勳公館，當時的大門旁邊用油布做了塊黃色的大牌子，上面用宋體字寫著‘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的黑色大字。每天都有兩名穿著灰色軍服的警衛員筆直地站在門口，持槍放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