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華熾
光譜學家、物理教育家
鄭華熾(1903-1990),光譜學家、物理教育家,我國利用光譜學探討物質結構的先驅者之一。對紅外吸收光譜和紫外吸收光譜,尤其對同位素效應的研究,成效卓著。執教50餘年,曾任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教授,為培養我國的科技人才做出了貢獻。
鄭華熾,1903年8月18日出生於廣東省中山縣一個商人家庭,祖父在香港經商,父親轉求功名,但未能如願。鄭華熾自幼喪父,靠伯父母撫養成人。1919年考入南開中學。在中學期間,努力學習,成績優秀。1924年以全優成績進入南開大學學習。當時,學校聘請了一批剛從國外歸來的學者任教,在老師們的精心培育和嚴格要求下,學習氣氛良好,學生們除掌握課本內容和規定的實驗外,還參閱大量的課外讀物,並要求撰寫學習體會,擇優選登在南開大學的理科學報上。這些活動使學生們開闊了眼界,擴大了知識面,了解了最新的科技動態,從而使鄭華熾培養了獨立學習的能力。
1924—1928年 在南開大學學習,獲理學學士學位。
1928年,鄭華熾在南開大學畢業,獲得理學學士學位。同年,他懷著科學救國的信念,前往柏林工科大學學習。學習期間,鄭華熾常到另外一所有名的大學——柏林大學聽課,該校師資力量雄厚,學術水平很高,在此任教的有A.愛因斯坦(Einstein)、E.薛定諤(Schrodinger)、M.von勞厄(Laue)、W.F.H.能斯脫(Nernst)等諾貝爾獎獲得者。當時,國際上量子力學剛剛提出,格丁根大學和慕尼黑大學是德國研究量子力學的兩所主要學校。鄭華熾為了掌握最新的理論知識,1930年到格丁根大學進修量子力學理論,1931年又到慕尼黑大學聽A.索末菲(Sommerfeld)的課,並開始把量子力學應用於物質的分子結構的研究中。由於著名物理學家的言傳身教,為他以後的科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1932年,希特勒上台,德國加緊迫害進步知識分子。鄭華熾前往奧地利進入格拉芝工業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在奧地利著名物理學家K.W.F.柯爾饒希(Kohlrausch)的指導下,選擇喇曼效應為研究課題。1934年完成博士論文,同年獲工學博士學位。此時,法國的J.卡班(Cabannes)教授對喇曼效應也頗有研究,並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因此,鄭華熾於1934年前往法國蒙皮里埃(Montplier)大學,和卡班合作共同研究喇曼光譜,同時在巴黎大學進修紅外吸收光譜學,后發表論文多篇。1935—1938年 任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1935—1936)、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1936—1937)、長沙臨時大學教授(1937—1938)。
由於鄭華熾對光譜學研究做出了成績,國內的一些大學紛紛聘請他回國任教。1935年秋他回到了久別的祖國,先在中央大學任教,1936年應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之聘,到北京大學任教。
1937年,日本侵略軍發動侵華戰爭,平津淪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輾轉遷至昆明,於1938年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在缺乏儀器設備、圖書等教學設施的困難條件下,鄭華熾和其他教師一起堅持教學。1941年,日本侵略軍南侵,西南聯合大學在四川敘永成立分校,鄭華熾任分校教務主任。當時條件艱苦,他花了大量精力組織教學並親自授課,保證了教學工作的順利進行。1944年1月饒毓泰休假出國,鄭華熾任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主任。1945年日本投降,北京大學遷回北平,鄭華熾繼續在北京大學任教授,併兼任北京大學教務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鄭華熾被調到北京師範大學任物理系教授,后兼任該校研究部副主任、副教務長等職。他還兼任中國物理學會北京分會常務理事,中國光學學會常務理事,《物理通報》常務編輯,中國物理學會論文編目委員會委員,《光譜學與光譜分析》編委會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物理學卷編輯委員會委員和原子物理學部分的副主編等職。他兼職很多,但工作踏實,認真負責,為了備課或編審稿件往往工作到深夜。鄭華熾1956年參加九三學社,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第六屆北京市委員會委員。
1952—1986年 任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研究部副主任、副教務長。
1983年,鄭華熾80歲壽辰之際,北京師範大學為表彰他對我國光譜學和教育事業做出的貢獻,召開了“慶祝鄭華熾教授執教50周年大會”。
1990年2月7日 在北京逝世。
最早光譜學家之一
1932-1935年,國際上量子力學剛剛興起,光譜學作為研究物質結構的一種方法,是當時物理學研究的前沿工作,前蘇聯、法國、德國、印度等國都有一批科學家從事光譜學研究。前蘇聯科學家利用晶體作散射物,散射太強,沒有得到顯著的結果。法國科學家利用氣體作散射物,散射太弱,同樣沒有成功。而印度科學家C.V.喇曼(Raman)用液體作散射物,選擇可見光作光源,研究了散射光和物質結構的關係,終於在1928年發現了喇曼效應,這一發現使光譜學在研究物質的分子結構方面取得新的進展。另外,紫外吸收光譜和紅外吸收光譜在當時也是比較新、難、複雜的問題,它在研究物質結構問題中起到和喇曼光譜互相補充的作用。鄭華熾注意到這一發展動態,在導師的指點下,選擇光譜學作為他的博士研究課題。經過努力,1933年完成題為《二苯嵌苯及衍生物的紫外吸收光譜》的論文,1934年又以《乙醯及乙腈的混合物的喇曼光譜》和《鹵醋酸酯喇曼光譜》為題作為博士論文發表。以上文章均發表在德國《物理化學雜誌》上,此後他在法國《化學物理雜誌》上發表多篇論文。這些研究成果,當時具有國際水平。
1936年,鄭華熾在北京大學一方面進行教學,另一方面仍堅持科學研究工作。他和吳大猷合作,在助手薛琴舫的協助下,開展對喇曼效應應用於同位素的研究,這在當時屬於國際上首創。他們克服了資金不足、儀器簡陋的困難,經過連續幾百小時的照相,終於發現在苯的強譜線附近存在一條弱伴線,繼而測定了這兩條譜線的強度比,並進一步建立同位素移動的近似理論估算,從理論上證明同位素移動是由於苯環中一個碳原子被一個原子量為13的同位素所代替而產生。這一工作被介紹給1937年來中國訪問的N.玻爾(Bohr)時,他感到非常驚訝,認為在這麼差的條件下居然能完成如此艱難、複雜的工作,是相當了不起的。後來,他們把這一研究成果寫成題為《苯的喇曼光譜和同位素效應》的論文,發表在1938年的美國《化學物理雜誌》上。1938年底,印度人也發表了一篇類似的文章,其中記錄的實驗結果和鄭華熾等人在年初時發表的文章基本相同,這證明了鄭華熾等人工作的正確性,並得到國際科學界的公認。
培養人才嘔心瀝血
1935年鄭華熾回國以後,一直在高等院校任教,歷時50餘年,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為培養我國新一代的科技人才做出了貢獻。
早在留學德國期間,鄭華熾注意到重視教育事業對德國經濟和科技發展所起的重大作用。回國以後,他試圖在北京大學的教學中採用德國的教學方法,這一想法得到饒毓泰的支持和鼓勵。隨後鄭華熾在授課中非常注意理論聯繫實際,並加強直觀性教學。他提倡和加強演示實驗,經常自製電學和光學儀器,自製幻燈片,在由他設計而建造成的階梯教室里進行演示。當時他主講的光學、熱學和普通物理學等課程,教學效果很好。
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時,鄭華熾講授原子物理和普通物理等課程,在講課中完全體現了他的學風和特點:重視演示實驗,如講授原子物理課時,要求和指導他的助教用威爾遜雲霧室觀察粒子的徑跡,並向學生演示,使原來枯燥、難學的課程變得直觀、易懂,受到學生的好評;不僅講授課文本身,而且結合課文引證大量物理學史料,使學生了解物理學的發展脈絡,從而能較好地接受和掌握新的物理思想與概念;及時介紹科學前沿和發展動態,以擴大學生的知識面,給人以啟示,有利於學生對科研方向的選擇。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對低溫物理、超導電性及固體物理的研究,是和他鄭教授超前介紹超導性和超流性密切相關的。
1954年,鄭華熾在北京師範大學創辦了普通物理研究班。為了改善辦學條件和提高教學質量,他自任班主任並親自授課,為此付出了許多精力。後來,又招收光譜學方面的研究生多人,對有條件的研究生推薦出國深造。他的學生大多成為專家、教授,有的已成為博士生導師、大學校長等。這和鄭華熾在教育戰線上的辛勤耕耘是分不開的。
鄭華熾除對學生細心培育以外,對中、青年教師的業務成長也關懷備至。他精通德、法、英等國語言,經常閱讀各種文字的雜誌,也要求青年教師特別是他的助教學好外語,能熟練地閱讀外文資料,有時還指定某些外文雜誌作為青年教師的必讀書刊,並親自和他們進行討論。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時,鄭華熾曾多次給物理系師生舉辦講座,介紹科技動態、學習方法及物理學史方面的知識,對青年教師幫助很大。鄭華熾退休以後,青年教師常去他家中探望或求教,他總是熱心接待,指導查閱外文資料,對確定科研方向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他的學生馬本堃回憶說:“鄭先生十分關心年輕教師的成長,可以說有求必應,甚至是不求也經常關心我們。”並追憶他在研究班畢業后,鄭華熾主動介紹和推薦他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理論物理研究室進修,使他獲得了獨立從事科學研究的能力,並結識了很多有才華的同行。馬本堃為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博士生導師。
鄭華熾為了振興中國的科學,希望有更多的人學習科學、熱愛科學。他利用業餘時間經常發表科學普及的文章。早在1947年,在天津《大公報》發表題為《原子光譜》和《分子光譜》的文章,向廣大讀者介紹先進的科學知識。還發表過《紀念普朗克教授》和《約瑟夫·約翰·湯姆孫》等文章,向青年讀者介紹著名物理學家的治學思想和方法。此外,他對中學教育事業也非常關心,對解放初期我國中學物理教學大綱的制定做了大量指導性工作。
鄭華熾是一位優秀的愛國知識分子,早在1946年曾和北京大學的47位教授聯名向美國駐華大使寫抗議信,強烈譴責美軍對中國女學生的野蠻暴行。1948年,他又和北平各院校的100多位教授聯名發表宣言,針對美、蔣飛機狂轟濫炸開封一事,呼籲停止破壞文化機關和名城。在“文化大革命”中,鄭華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能以國家和民族的大局為重,愛國之心從不動搖。
鄭華熾為我國的光譜學研究和教育事業貢獻了一生,他總是默默地奉獻,不向社會索取。他生前曾留下囑託,在他死後殯葬從簡,不開追悼會,不舉行向遺體告別儀式。學校尊重並按照他的囑託辦理後事。為了表示紀念,出版了以《深切懷念鄭華熾教授》為題的紀念冊。鄭華熾高尚的道德品質和在學術上的貢獻,值得後人崇敬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