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瓚

張學良赴南京就任國民革命軍陸海空副總司令時，王被選定為隨行人員。后被任命為平津衛戍司令部衛隊營上校營長。1936年春，王玉瓚奉張學良電召率部離北平赴西安，任“西北剿匪總部”衛隊第一營營長。同年6月入“王曲軍官訓練團”第一期幹部連學習。

1936年10月和12月蔣介石先後兩次到西安時，王均奉張學良之命擔負華清池蔣行轅之警衛任務。因捉蔣任務有功，受到張學良的嘉獎並晉陞為15旅43團團長。王參加過當年由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問題座談會。

1937年冬季，王奉調參加上海戰役，阻擊由杭州灣登陸之日寇，以保上海右翼之安全，因戰績顯著被晉陞為副旅長。1940年任中國紅十字會貴陽衛生人員訓練所軍事學教官兼學員大隊隊長。1946年任雲南省第23臨時教養院院長。

1949年冬，解放軍進軍大西南后，作為雲南第23榮譽軍人教養院院長，王率全院千餘官兵，參加了以當時雲南最高軍政長官盧漢為首的起義。1950年，王玉瓚作為起義人員，在其要求下，由解放軍將其全家8口護送返回原籍遼寧。

從西安事變到1979年，長達40多年間，王玉瓚捉蔣的經歷鮮為人知。與此同時，當年的二營營長孫銘九，先後在《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不少關於他自己捉蔣過程的文章。

在這些文章中，孫銘九一直未曾提及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也不說自己是“衛隊第二營營長”，而只說是“衛隊營長”，有意迴避“衛隊第一營”。故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內，外界不知捉蔣的真相。

當時，張學良的衛隊團團長兼第二營營長孫銘九，副團長兼第三營營長賈陶（地下黨員），第一營營長王玉瓚。

王玉瓚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因我捉蔣有功，張副司令獎賞我5千元，又晉陞為上校團長。盧溝橋事變后，我奉命北上抗日，先在華北戰場與日寇奮戰，后又調到上海參加淞滬戰役。旅長戰死於巷戰，我被臨危受命為副旅長。”

1984年春天，王玉瓚先生去世的時候，幾乎沒人知道這位年近九秩的老人，竟是當年西安事變打響捉蔣第一槍的“西北剿匪總部”衛隊一營營長。

此前，關於西安事變的細節，眾說紛紜。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在眾多史書的描寫中，成為率兵打進華清池頭道門並活捉蔣介石的“英雄”。但這一說法長期以來得到許多人的質疑。爭議的最大焦點是，華清池打響捉蔣第一槍的人，到底是誰?

直到1981年，在全國政協文史辦舉行的“關於華清池捉蔣及二·二事件座談會”上，與會諸多當事人才撥去歷史的重重迷霧，認定最先進攻華清池的是衛隊一營的加強連。即是說，打響西安事變第一槍的是王玉瓚。

這一結論及其論證過程，長久以來外界所知甚少。在西安事變70周年前夕，本刊尋訪到王玉瓚的三子、吉林大學教授王文成先生，通過他提供的鮮為人知的材料，試圖還原出一個最接近歷史真相的西安事變的細節故事。

“要抓活的，不許打死他！”

1936年，蔣介石在10月底和12月初兩次由洛陽到西安，均住在華清池之內。蔣隨身僅有二三十名侍衛，負責華清池二道門以內及住處五間廳的守衛。華清池的頭道門即大門兩次均由時任“西北剿匪總部”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守衛。

事變前一天，即12月11日下午4時許，張學良從華清池頭道門出來，王玉瓚正在門口帶兵執勤，張說：“王營長，跟我回城裡去（指他在城裡的張公館）”。王玉瓚隨即開著三輪摩托跟在張的汽車之後進了西安城。

張學良公館在靠近朝陽門的金家巷一號院內。王玉瓚下車后，站在院中候命。張學良對王說：“來！”王跟隨張走進客廳時，沒有關門。張壓低聲音說：“關上門”。

張用十分嚴峻的眼光上下打量著王玉瓚，說“我命令你把蔣委員長請進城來，要抓活的，不許打死他！”王玉瓚在震驚之後回答說：“蔣的侍衛只二三十人，華清池外的憲兵也不過幾十人，我帶步、騎300多人去，保證完成任務！”

張以沉重的聲音說道：“明天，是我死、是你死都說不定。我們都要有準備，做好部署。你和孫銘九要互相配合，把事情辦好。你營是華清池頭道門守衛者，應先行動！”並囑咐道：“你們要改穿藍色軍衣，以便打起來能跟蔣的侍衛穿的黃色軍裝區別開。具體事情由譚海副官告訴你。”王玉瓚退出客廳，譚海對他說：“開始時間定在明天拂曉，你先換衣服吧！”王當晚沒有回家，一直在譚海辦公室內。

12日凌晨2時，王玉瓚騎摩托車先到東郊十里鋪，向一營騎兵連長傳達了捉蔣命令，並令他們包圍華清池外圍，逮捕一切外逃人員；然後，到灞橋鎮，命令手槍排長金萬普帶全排士兵迅速趕到華清池參加捉蔣。

王隨即趕回華清池，部署捉蔣任務。有人問：“我們一個班與蔣的憲兵隊住裡外屋，怎麼辦？”王說：“先下掉他們的槍，派人看守，不許他們出屋！”

一切安排妥當后，王帶領一連連長王世民及當晚在頭道門值勤的排長馬體玉等一連戰士，進入頭道門。當趁夜色悄悄摸向二道門時，留在大門外的戰士就開始裝子彈。王擔心驚動二道門內蔣的衛士，就小聲對馬體玉說：“讓他們先別上子彈，聽我槍響，再動作來得及。”

大約凌晨4時許，王在二道門前見蔣的一個哨兵來回走動。王見時機已到，就舉槍連打三槍。第一槍就把這個哨兵打倒了，隨即率王世民等一營戰士衝進二道門。蔣的衛士長慌張地跑出來喊：“什麼事？什麼事？”，又被打倒。蔣的衛士隨即出來抵抗，雙方展開了槍戰。此時，衛隊二營孫銘九部的50餘人，才趕到二道門內加入戰鬥。孫銘九營於10日晚駐紮到灞橋鎮。

王玉瓚與王世民衝到五間廳門前的平台上，看到蔣住的三號廳的門虛掩著，就闖進卧室。發現床上沒人，掀開被子，察看床底，均不見人，王看見蔣的黑斗蓬還掛在衣架上。王意識到蔣逃跑了，心急如焚，急令官兵四處搜索。

此時，一營手槍排戰士石志中跑來報告，后牆腳下發現一隻鞋。這表明蔣可能已越牆逃上後面的驪山。於是，王帶一營從左側搜山，孫銘九則帶二營從右側搜山。此時天已微亮，滿山都是捉蔣的官兵。

隨後，一營手槍排班長劉允政等人，在距五間廳500米左右的半山腰一塊大石后的亂草叢中，發現了蔣。劉大聲喊：“委員長在那兒！委員長在那兒呀！”

這時，兩營官兵一齊跑過去，把蔣架下了山。蔣坐在公路上，一身古銅色綢袍，光頭赤腳，狠狽不堪。他只是連聲問：“張副司令在哪裡？在哪裡？”

湮沒的真相

1979年，王玉瓚在報紙上看到孫銘九撰寫的關於捉蔣的文章，他覺得有必要站出來澄清真相。王便給葉劍英委員長寫了一封長達6千字的信，因為葉劍英曾陪同周恩來在西安張公館與張學良以及下轄軍官會談過，王玉瓚也在列。

葉劍英很快把信批轉並責成遼寧省委“速辦”。遼寧省委書記批示“請撫順市委調處”，並派秘書專程赴撫順催辦（王玉瓚當時住在其長子所在的撫順）。兩位外調員歷時3個半月，行程8700公里，查證了22個線索。

1979年底，組織上根據王曾參加過西安事變、抗日淞滬會戰和雲南起義的事實，對其做出了“愛國、正義、有功”的結論。兩個月後，王被增補為遼寧省政協委員，后選為常委。

1981年，應全國政協之邀，王玉瓚參加了“紀念西安事變45周年”活動。此間，應邀參加了由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西安事變史編輯組專門召開的“關於華清池捉蔣和二·二事件辯論核實會”。

這次會議由全國政協文史辦副主任、西安事變編輯組組長張魁堂主持，主要是澄清西安事變捉蔣的細節以及二·二事件。會上，王玉瓚講述了捉蔣的全過程。

通過面對面的核實，就澄清了長期以來撲朔迷離的捉蔣真相。會後，張魁堂發表了文章《臨潼捉蔣史實全貌已基本查清》，文中肯定了“守衛華清池大門的是衛隊一營的一個加強連”等重要事實。

張魁堂特別寫道：“如果臨潼扣蔣的部署真像孫銘九所述的那樣簡單，就讓孫率幾十人一衝完事，既不顧友鄰部隊，也不怕蔣突圍逃跑，那將置張學良將軍於何地？這樣一件關乎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就簡單地交由孫銘九一人帶幾十人去辦，豈不是視同兒戲？哪裡還像一個久經疆場的30萬大軍的統帥？”文章最後結論性地寫道：“經過編輯組反覆核實，臨潼扣蔣的主要情況和參與人員清楚了。歷史事實俱在，誰也不能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