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依爾·馬爾科維奇·鮑羅庭

米哈依爾·馬爾科維奇· 鮑羅庭（按俄國習慣是以父名、本名和姓排列），

1884年出生於沙俄帝國維帖爾布斯克州一個貧苦家庭，少年時在拉脫維亞度過。

1903年在俄共前身即社會民主工黨成立時便加入了黨，參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奉派赴美國組織俄僑，並參加美國社會黨。

1918年返蘇俄，在外交人民委員會工作。

1919年被列寧派往美國，成為共產國際赴美洲的首次使者。後轉西班牙、德國工作。

1922年以化名赴英國，被捕后判苦役半年。翌年返蘇聯后，被派赴華任孫中山的首席顧問併兼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

1927年夏被武漢國民政府解聘后返蘇，后擔任過塔斯社負責人和《莫斯科新聞》英文版編輯主任。

1949年蒙冤被捕，1951年死於勞動營，1956年獲平反。

在20年代的中國大革命中，受聘於國民黨的“鮑顧問”可以說是在華影響最大的外國人。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鮑羅庭是有著共同信仰的朋友，雖然他因不同國度的條件差異和歷史局限犯過錯誤，那種以滿腔熱忱援助中國革命的精神還是值得後人緬懷。

國民黨改組時的黨綱就出自於這個蘇聯共產黨人之手，不過其中的革命內容只得到孫中山贊同，而不能讓黨內多數元老接受。

在“國父”孫中山之下，鮑羅庭被國民黨尊稱為“亞父”，並成為主管援華款的財神。

生於俄羅斯、長於拉脫維亞、長期活動於美國和西歐的職業革命家鮑羅庭，在蘇俄建立后就被列寧任命為共產國際首位赴美洲的特使。1923年初，孫中山確定“以俄為師”后，擔任駐華大使的蘇俄外交家加拉罕便推薦老友鮑羅庭到華南方向任顧問。9月間，鮑羅庭先到北京與加拉罕參加研究工作，並向李大釗等了解情況，隨後，又去上海與陳獨秀溝通。10月間，他到廣州與孫中山見面，馬上被任命為“中國國民黨組織教練員”。鮑羅庭此後在東山的一座小樓內居住，帶著兩個男孩的妻子法尼婭·謝苗諾夫娜成為他的秘書。

此後近四年間，在國民黨中央會議上，經常能看到這位身材魁梧、前額寬闊，留著士兵式的大鬍子和馬蹄鐵形波浪式長發的“鮑顧問”。他不僅是孫中山的顧問，又與其成為很好的私人朋友，兩人以流暢的英語來交流。孫中山曾盛讚鮑羅庭“是一個無與倫比的人”，去世前還由鮑羅庭與宋慶齡守在床邊，託付了遺囑和致蘇聯的遺書。孫中山彌留之際，還以古代劉備託孤之語，對汪精衛、何香凝說：“要師事鮑顧問”，當時國民黨內便將鮑稱為“亞父”。

鮑羅庭來華后，首先以聯共（布）的經驗指導國民黨改組。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黨綱黨章便出於他之手。其中表述的民族、民權革命和扶助農工的革命原則，因得到孫中山的贊同和新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擁護而在“一大”得到通過，多數元老卻暗中反對。孫中山去世僅半年，國民黨西山會議派便通過將鮑羅庭解聘的決議。翌年2月，左派為主召開的國民黨二大卻繼續聘他為高等顧問，並鑄造了一座刻有“共同奮鬥”的銀鼎相贈。

當時，國民黨要人們恭維鮑羅庭，主要原因還是求助於這位“財神”。開辦黃埔軍校沒有錢，經鮑羅庭聯繫蘇聯開來一條油輪，在廣州賣油所獲250萬元成為蔣介石辦校和建立黃埔軍的最初財源。中共廣東區委經費上的困難，也經常由鮑羅庭補貼，不過，每年也就幾萬元。1924年秋，周恩來等人主張以大元帥府“鐵甲車隊”的名義建立一支共產黨人的軍隊，鮑羅庭表示同意並給予經費幫助。這支隊伍翌年發展成葉挺獨立團。不過，當時鮑羅庭、陳獨秀都擔心擴大革命武裝會影響國共合作，未能大力發展軍隊，把主要希望仍寄託於國民黨左派。後來，國民黨大罵共產黨“拿盧布”，其實它在大革命時期拿的盧布更多。

鮑羅庭雖是國民黨中央的顧問，基本立場卻是協助共產黨，最稱讚的兩人是張太雷和周恩來。他原以為自己“箱里還有草”，國民黨還不敢反共，結果被解聘。

到達中國后不久，日夜忙碌的鮑羅庭頭上很快便有了白髮。他對外是國民黨的顧問，在內部又兼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負責同中共中央協商並指導工作（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他聯繫工作的主要對象是上海的陳獨秀和廣州的譚平山，最稱道的卻是兩個都只有二十幾歲的共產黨員，即張太雷與周恩來。張太雷不僅是他的隨身翻譯，而且擔任了與中共中央和廣東區委的聯繫人。胡志明這時也擔任鮑羅庭的助手和翻譯，在參加中國大革命時也在廣州主辦越南革命幹部訓練班並籌辦建黨。

1926年3月，蔣介石發動反共政變預演，鮑羅庭便預感前景不妙。隨後，國民政府想取消省港罷工糾察隊，鮑羅庭便利用蔣介石與財政部長宋子文的矛盾，讓宋同意以“緝私衛商團”名義保存下這支一千人的武裝。他還與鄧中夏、蘇征親自到廣州郊外考察地形，為糾察隊選擇了駐地。北伐期間，鮑羅庭為抗衡蔣而主要扶助湘軍首領唐生智。“四一二”事變后，他迴避土地革命，又提出依靠馮玉祥的“西北學說”。他認為國民黨左派還不會與共產黨決裂，並解釋說：“我的箱里還有草，他還要吃我的草，不至於跑掉。”事實上，這些“左派”一旦感到從西方列強和蔣介石那裡能獲得更大利益，有限的蘇援之“草”就拴不住他們。

1927年6月，鮑羅庭被武漢政府解除顧問職務。因陳獨秀辭職，他便與負責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商定了大革命失敗后的人事安排，再於7月26日離開武漢。汪精衛等假惺惺地到車站送行，並催促蘇聯快把最後許諾的援款寄來。鮑羅庭剛進入馮玉祥轄下的鄭州，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次日汪精衛便叫喊：“得砍掉兩三個俄國人的頭，他們就知道如何組織暴動了！”武漢政府通知馮玉祥要他將鮑羅庭等逮捕或槍斃，仍保留聯俄聯共希望的馮玉祥自然不肯做惡人，便通知鮑羅庭儘快離開，又複電武漢稱：很遺憾，鮑羅庭已走。

返程汽車上裝滿油桶，在荒原沙漠行駛兩個月返回蘇聯，共產國際將大革命失敗的錯誤責任推給他，此後他只負責新聞編輯。

想化裝成神父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未獲准，晚年蒙冤死於勞動營，后獲平反昭雪。

1927年秋，鮑羅庭一行所乘汽車裝滿油桶，在“格別烏”特工護衛下穿越無公路的草原、荒漠，經甘肅、寧夏、蒙古，艱難跋涉兩個月才回到蘇聯。當時，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把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指導錯誤責任都推給鮑羅庭，他只短期擔任過勞動人民委員會委員，便被安排到塔斯社代理負責人，以後長年只擔任《莫斯科新聞》英文版編輯主任。

30年代初，得知中國共產黨人在江西建立了根據地，鮑羅庭又向共產國際提出想化裝成外國神父，通過封鎖進入那裡。得到的回答卻是讓他少過問中國的事。鮑羅庭仍牽掛著那裡，他的家距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所在地“柳克斯”旅館很近，便經常來看望中國同志和他們的子女，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和李富春的女兒李特特等經常被他接到家中。1939年，蔡暢把新來的張芝明領到他家，介紹這就是張太雷的兒子，鮑羅庭馬上過去緊緊擁抱並熱淚縱橫，後來多年間如同對待自己子女一樣來照顧。

據美國進步記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回憶，1948年秋天解放戰爭取得決定勝利時，鮑羅庭不僅同她一樣歡欣鼓舞，還同懷疑中國革命的理論家激烈辯論說：“他們正在打勝仗，不是嗎？這不證明他們的理論是對的嗎？”這時斯特朗也向記者講，在蘇聯和南斯拉夫發生爭論時，“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場我緊靠俄國人”；假如要在中蘇之間選擇，“答案可能就不同了”。蘇聯領導人得知后大為惱火，將斯特朗扣上“美國間諜”罪名逮捕。鮑羅庭也受株連，被逮捕併流放到伊爾庫茨克附近。他在條件惡劣的西伯利亞勞改，身體狀況日下，聽廣播最關心的仍是新中國的成就。1951年5月，鮑羅庭帶著遺憾在勞動營去世。

1955年蘇聯政府宣布斯特朗一案純屬冤案，翌年鮑羅庭也被平反昭雪並恢複名譽。周恩來訪蘇時，專門會見了闊別多年的鮑羅庭夫人，對他們夫婦當年的工作表示了感謝。

在中國革命的播火過程中，外國先進人士起過重要作用，然而找到一條適合自身特色的正確道路仍要靠中國人自己。鮑羅庭這樣有特殊活動經歷的人，是特定世界環境中湧現出來的國際革命家。近代資本主義列強用炮艦把全球連成一片，也使中國革命成為當時世界性的革命高潮的一部分。孫中山的“以俄為師”和中國共產黨選擇“走俄國人的路”，正是那個時代的產物。鮑羅庭在這種氣候下來華，為國民黨起草過黨綱，對共產黨提出過指導性意見，客觀地講對傳播大革命之火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雖然當年國共兩黨都尊崇鮑羅庭，卻因語言和種族方面的障礙，使他畢竟不能深入地了解中國社會。1926年夏天至冬天，鮑羅庭在廣州建立了兩個由蘇聯年輕理論工作者組成的理論小組，試圖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然而飽受列強欺侮的工農群眾一見到洋麵孔便迴避，使他們只能浮在表面以俄國革命的教條硬套於中國，這樣的指導不可能不犯錯誤。歷史證明，最終要掌握中國革命和建設特殊規律，還是靠中國人自己，鮑羅庭來華的正誤得失也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