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

1930年與1931年之交，巴金動筆創作構思已久的中篇小說 《新生》。這是《滅亡》的姊妹篇，是巴金計劃中要寫的連續性系列作品之一。巴金在法國讀了 佐拉的《盧貢？馬加爾家族》這套連續性小說后，也曾設想嘗試寫成五部連續性的小說，甚至連書名也已擬好：《春夢》、《一生》、《滅亡》、 《新生》、《黎明》。

但是作品著重描寫的是李靜淑的哥哥李冷的故事。由於杜大心的死，他的思想引起矛盾，既放棄了過去的優裕生活，又不願投身到革命中去，過著孤獨而寂寞的生活。他喊叫，“我只知道我自己。在我底世界中我當然是中心。”他成了虛無主義、個人主義者，說：“我否認一切，我反抗一切，便是你們奉為神聖的人民我也反對。”於是他只能陷在絕望之中，覺得自己的前方只有黑暗的墳墓。他的妹妹李靜淑、戀人張文珠，以及許多朋友給了他愛，使他也走上了革命的路。後來他被捕后，夢見一個可怕的殘忍的殺戮兩位少女的場面，激起了他的復仇之火。他雖然犧牲了，但是集體的生命仍在延續。本書結尾，巴金借用《聖經？約翰福音》中的一句話來點化主題：“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新生》有兩個稿本。第一個稿本和刊載這部小說的《小說月報》在一九三二年初都被毀於日寇的炮火，他又重寫了第二個稿本。《新生》和《死去的太陽》出版后，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和一九三五年三月，先後被當局所禁止。《新生》的罪名是“鼓吹階級鬥爭”，《死去的太陽》的罪名是傳播“普羅意識”。

巴金對日本帝國主義作過一篇憤怒的聲討，覺得還不足以抒發自己的憤懣。再一次顯示他對侵略者的仇恨和蔑視的，是寫中篇小說《新生》。這部小說本來早在1931年8月就寫好了，9月間他托朋友索非送到小說月報社去，編者鄭振鐸決定從1932年1月號起在《小說月報》連載。巴金已經看到了這一期雜誌的“目錄預告”，聽朋友說雜誌已印好在裝訂中。卻沒有想到“一 . 二八”事變的炮火把閘北商務印書館的廠房毀得一乾二淨，它所屬的小說月報社和印刷廠全給毀了。紙灰飛滿閘北的天空。《新生》這部作品，從原稿、校樣直到剛印成的雜誌，全部化成灰燼。

巴金看見，這時不少人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災禍，仍然勇敢地站起來跟侵略者作鬥爭。他不會為自己這本小說感到痛惜，他說，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彈毀滅不了的，我要把《新生》重寫出來。1932年7月的盛夏，他的房間悶熱如同蒸籠，從白天到深夜他一動不動地伏案寫作，有時飯也忘了吃。就這樣，他只花了兩個多星期的功夫，第二次寫完了《新生》這部十萬字的小說。他是一口氣寫完它的。第一稿的內容和文字還很清楚地印在他的腦子裡，必須趁還沒有忘記的時候寫出來。他寫得快，因為這是已經裝在腦子裡面的東西，不必停筆苦思。《新生》重寫成功，他建起了一座帝國主義的炸彈所不能毀滅的、將要永久存在下去的“紀念碑”。

《新生》在藝術上保持了作者原有的熱情奔放、描寫酣暢的風格，但是比起《滅亡》來，似乎缺少那種熾烈的、火辣辣的、甚至帶有一點狂熱的描寫，顯得平淡了一些。

他寫《新生》，採用日記體裁第一人稱自敘的形式。故事描寫杜大心雖然死了，但是理想不滅，更多的人起來奮鬥。李靜淑和朋友張文珠都穿藍布短衫到工人中去從事革命運動，辦夜校，出刊物，領導工人運動，籌備“五卅慘案”周年紀念等等。人們從這裡或多或少會感受到為巴金傾心讚美的俄國民粹派到民間去的歷史在她們身上的延續。

我帶著一顆純白的心，走進了這個世界。這顆心是母親給我的，她還給了我沸騰的血液和同情的眼淚。

日子在風雨中過去了，我還活著。我並沒有浪費我的時間，我已經在懸崖上建築了我的樓台。我說這是一座很美麗的樓台，我要整天坐在裡面。

然而暴風雨來了，這是時代的暴風雨。這風是人類的哭泣和呼喚，這雨是人的熱血和眼淚。那許多失了人形的人，也有著血和淚。

我不能在我的樓台里住下去了，但是父親他們拉著我的手說“你不能夠出去，這是一座很好的樓台，你建築它時，我們都給你幫了忙。”我知道實際上幫忙我建築樓台的，還有那些失了人形的人。我進了樓台，卻讓他們陷在崖下的深淵裡。

我不聽從長輩的話。他們依舊不許我走，他們的眼睛里是沒有那暴風雨的。

然而在暴風雨的打擊下，我的樓台終於倒塌了。我找到了一塊草地，救了我的命，因為我在樓台快要倒塌時跳了出去。

我離開了懸崖，那已經不是懸崖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人們填平了深淵。我辭別了山，渡過了江，划起了一隻獨木小舟，向著人間的海駛去。暴風雨吹打我的臉，巨浪顛簸我的舟，但他們並不曾淹沒了我。

於是，一個寒冷的冬夜來了。我的疲倦的身子，我的發痛的手實在不能支持下去，在一個大岩石的腳下，我的舟給打破了。

遠遠的在山腳邊現著強烈的光芒，光芒里閃爍著無數的眼睛，我知道那是什麼地方。

那些明亮的眼睛照徹了我的心。我認出來，這正是幫我建築我的樓台的人的眼睛。我走進了樓台就忘記了他們。可是如今在我的樓台毀滅了以後，他們從深淵裡跳了出來，卻向我呼喚了。

我低下頭看我的胸膛，破爛的衣服不曾給我遮住它。那上面忽然現出了舊的字跡：忠實的生活，忠實的愛人。這是母親給我刻印的，只有這十個字，那上面並沒有“休息”，並沒有“幸福”，並沒有“光榮”，母親決不會欺騙我。

去罷！我開始收拾破舟的木片，我要補好我的舟，我要駛到山那邊去，去找那般人，幫忙建築他們的樓台。他們的樓台不會建築在懸崖上，也沒有風雨來吹打它。在那座新的樓台里，我一定可以找到居住的地方。

在我的樓台的廢墟上，新的樓台開始建築了，我希望我能看到人們完成它。

巴金在這兩部作品中，描寫的是小資產階級和分子在動蕩混亂的社會中，從迷茫逐漸走向覺醒，最終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艱難歷程。

《滅亡》的主人公杜大心，是一個憤世嫉俗的青年，他憎惡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統治，同情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窮苦人民。但他又對人民的麻木不仁無法忍受。於是他憎恨一切人及世上的一發美好的事物，甚至憎惡太陽。在黑暗現實和病痛的折磨下，杜大心冒險從事暗殺行動，做了無畏的犧牲。

《新生》描寫在杜大心死後，他的女友繼承了他的革命事業，在革命中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轉變成為一位有膽有謀的革命領導者。這兩部作品充滿著巴金不可阻擋的反抗熱情和推翻現存不合理制度的執著精神。作品中的主人公杜大心、張為群等都具有為民眾的利益而獻身的精神和對舊社會的強烈的復仇意識。但他們過分看重自己個人的力量，想通過個人的奮鬥和復仇來實現解放社會的願望，存在著一定的英雄主義因素，而對民眾力量的認識相對不夠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