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道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國的基本理念與統治權術，其核心內容是儒家所倡導的"仁政"、"仁義"原則。這個問題為歷代帝王所重視，因為它關聯著國家的安定與王朝的鞏固。在中國歷史上，對君道發揮最好的當屬唐代貞觀君臣。他們同心協力，共同開創了輝煌的"貞觀之治"。

（一）屈己納諫 任賢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來完成與發展執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況下，由君主為代表而施行的統治理念與權術，它是整個統治階級最高層的使命。在唐太宗時期，中國正處於貴族政治的最高峰，貴族是社會的精英，壟斷一切統治權力。為了更好地統治與治理好國家，他們必須認真納諫與任賢使能，這是社會與時代對統治集團的精英們的要求。在這其中，至關重要的就是要處理好君臣關係，這是進諫與納諫的基礎，也是任賢與使能的關鍵。反過來，帝王的屈己納諫與任賢使能無疑又促進了君臣關係，從而鞏固了統治基礎。太宗朝的君臣關係總體來說是相當融洽與親密的。太宗非常注意發展君臣關係。他虛心求諫，認真納諫，並正式開啟了"君相議事，諫臣與之"的局面，這在當時是極為開明與有利的，它直接促進了貴族政治的大繁榮。至於後來出現的諫臣無遠見，廷議不能決等欠缺，則只是帝王具體操作過程中由多種複雜原因引起的，而在貞觀朝，雖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卻由於唐太宗堅強的個性、英雄的風度與自覺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糾其見識寡淺。加之唐初金諫魏徵等都是剛正不阿、遠見卓識的大臣，往往有敏銳而獨到的見解，有利於問題的圓滿解決。這也是任賢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關係在發揮作用。太宗認識到任賢是重要的，而使能則是至關重要的，這是帝王統治國家的重中之重。太宗這種治國理念使他能驅策英雄、網羅賢才而遊刃有餘，他網羅的皆為"賢臣"而非"忠臣"。群臣文化素質很高，貞觀宮廷盛況空前，大臣皆是文驚八方、政輝朝野之輩。他們君臣關係之良好，大大推動了屈己納諫與任賢使能的發展。唐初沿用與發展的自隋以來的科舉制，太宗培育的垂範後世的良好政風"貞觀風"，也都使得他能籠絡中下層有才之士，在他周圍形成一個高智慧的人才群體，這保證了他們君臣能共圖唐王朝繁榮大業。另外，太宗朝的省官開闢與發展了"無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簡政有利於工作效率的提高與群臣能力的發揮，也使得他們有足夠的時間來觀察唐初社會，以從更深層次提出建議與意見，從而更有效的推動社會的穩步發展和政治統治的成熟，這也是屈己納諫與任賢使能得以順利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推動條件。這些都為大唐的興盛打下了堅實基礎。正如乾隆皇帝所言："蓋自三代以下，能用賢納諫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二）恭儉節用 寬厚愛民　這兩方面是貞觀君道的關鍵方面，也是唐代繁榮的重要前提。中國的貴族政治發展到唐初已達鼎盛，由於社會基礎的變化，社會結構的變動以及科舉制度的發展等原因，貴族政治盛極而衰的跡象開始出現。為了更好地實現從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轉換，以維護隋末以來亂極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貞觀之初，太宗曾對侍臣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②"若損百姓以奉自身，猶割股而啖腹，腹飽而身斃。"③太宗身體力行，公卿儉約為先，整個社會興起了一股儉約之風與寬厚習慣。他們又大力推行輕徭薄賦、舒緩刑罰、偃革興文，與民休息等溫和政策，這些都為唐初經濟的恢復與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太宗君臣雖在貞觀十七年前後日趨奢侈（這是歷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歷史發展的毒瘤。），但卻仍具有較長遠的的眼光和較強的自制力，他們能將己欲與人慾密切聯繫起來，其貴族血統的開放心態使他們能保持一種理性思維。他們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帶著的雄武之氣與流淌著的野性的血液，剛創建唐王朝的喜悅與激情尚未得以完全發泄，這些轉移到這方面，也使他們比較容易注意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投身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大發展中。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發展與唐初宰相權勢的相對擴大，尤其是貞觀君臣論政和宰相封駁權等有利於制約皇帝的隨心所欲，有力地減緩了帝王的不良發展傾向，也有利於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的實現。乾隆皇帝曾歸納良好的君道在於知人和安民。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貞觀君臣不僅做到了屈己納諫與任賢使能，而且還注意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所以貞觀君道能呈空前絕後之繁盛，為歷代帝王君道之冠。

與人主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是官吏。朝廷之內（即中央政權機構）有九卿、百官，外有刺史（州一級的長官）、縣令，其次為佐（州縣長官的輔佐）、史（掌管文書的官吏）、胥徒（胥是承辦書牘的僚屬，徒是官署中的差役）。像這樣的人，級別不同，但都屬於官員。古代君民之間相安無事，所以不緊缺官吏，人員不多。陶唐氏（遠古部落名，其首領為堯）、虞氏（遠古部落，其首領為舜）設置官制，這是可以考查的，這是他們距離百姓很近的緣故（貼近百姓的需要）。選擇有才學並且高尚的人，但賢士又不願意做官。上古之世的志士遠避塵世而隱居在大山深谷，國君求訪他們，誠懇相待恐怕他們不肯出來做官。所以為官的人常因迫不得已（而做官），因而天下百姓暗中受到他們的福澤。後世以危害人民的人治理人民，因為懼怕（百姓）作亂，嚴密的防範不得不周備，禁令和法制不得不詳盡，然後大小官吏遍布天下。榨取百姓越來越多，危害百姓越來越深，有才學且高尚的人越發不肯來做官，天下越發不堪了。如今一名官員，大到封邑數萬戶，小的雖無采邑的奉養，卻也依靠（在衙門裡的差事）混口飯吃以代替耕作。數十名農夫的勞動不夠奉養他們，致使不賢之人和遊手好閒之人混入官吏的行列。讓虎狼來放牧豬羊，而希望它們繁衍滋生，怎麼能夠得到呢？天下人並非那麼愚蠢，哪能厭惡安定而盼望混亂，憂懼安樂而渴望危難啊？（這樣一來）好像應該可以長治久安了，卻還有混亂與危難，為什麼呢？奪取他們的食物，不得不使之發怒；耗盡他們的氣力，不能不使之怨恨。人民的作亂，是由於奪取了他們的食物；人民的危難，是由於耗盡他們的氣力。而號稱治理百姓的人，耗盡人民的氣力而使他們危難，奪取他們的食物而使他們作亂。二帝三王（堯舜夏禹商湯周文王）治理天下的辦法是像這樣的嗎？上天誕生了這些民眾，所從事的職業不同，皆能夠自食其力。如今治理百姓的人不能夠自食其力，日夜竊取人民的財物，搜刮而得到它們，不也同盜賊之心嗎？盜賊危害百姓，一有盜賊就予以消滅（剛站起來就倒下），（因此盜賊）沒有達到很厲害的地步，是存有害怕顧忌的緣故。官吏沒有害怕和顧忌，日夜肆意橫行，使天下百姓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殺。難道是上天不仁義，鼓勵、助長貪婪姦邪的人，使他們與虎豹蛇虺（一種毒蛇）一起危害百姓嗎？然而拿它怎麼辦呢？說：得到有才學且高尚的人啟用他們；如果（一時）還辦不到，廢除專司，罷去縣令，聽任天下人自己治理混亂安危，不是還要好一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