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清三公
抗清三公
抗清三公指明末率領江陰十萬百姓抵抗清軍的三位主要領導者:閻應元、陳明遇、馮厚敦。清政府頒布剃髮令后,江陰(在今江蘇)人民舉行了反清起義,共推閻應元、陳明遇、馮厚敦為領袖,堅持“頭可斷,發決不可剃”的氣節。
抗清三公相關圖書(1)
抗清三公相關圖書(2)
明末乙酉抗清后,江陰獲“義城”之名。江陰人民立“忠邦峰”,懷念保邦死難者。戰後,為了安撫江陰百姓,滿清統治者採取了懷柔政策,乾隆在乙酉守城戰131年後,對抗清三公——閻應元、陳明遇、馮厚敦,分別賜謚“忠烈”、“烈愍”、“節愍”。
閻應元殉國192年後,清廷為安撫江陰百姓,下詔在江陰和其故鄉通州為其修祠各一座,皆命名為“閻公祠”。
嘉慶時期,由時任江蘇學政(江蘇學政是明清兩代管理全省科舉和學務的重要官員,我們熟悉的宰相劉羅鍋劉墉,南菁書院的創辦者黃體芳等都曾擔任過江蘇學政一職。自明朝萬曆42年起,江陰開設了“江蘇學政衙署”,主要接納來自8府3州的考生,在當時全國只有三處衙署:安徽太平府、陝西三元縣、江蘇江陰縣。)、禮部尚書姚文田題匾額“忠義之邦”,高懸城門,並且增加江陰的考試錄取名額。
道光二十二年,知縣金咸在修建城牆時,將此四字刻成磚匾,砌嵌在南門的城門之上,光前裕後。此後100多年,過往的行人仰頭看時,無不以先祖的英烈之舉而頓生自豪之情。“人心齊,民性剛”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代表了江陰人的性格特點。
到了抗戰時期,日本侵略者最怕中國人民講忠義,在江陰保衛戰時,1937年日軍入侵江陰,城樓被炮火襲擊,磚匾碎裂,僅存“忠邦”二字(現存於江陰忠邦亭),被人撿回藏匿。
抗戰勝利后,某方姓人任縣長,為了重豎此碑,他終日奔走,又製成一“忠義之邦”碑,落款處加了“縣長方驥齡重建、復旦大學文學士孫俊在書”字樣,擇日置於城門之上。不料此舉激怒了黨部書記長(相當於現代的縣委書記),該人特赴南京,竟請來了蔣總裁的親筆手書,落款為“中正書”,蒼勁端莊、力透紙背。於是蔣委員長之碑替下了原來的方縣長之碑,高掛城頭。最初的“忠邦”二字殘片,則被存放在中山公園內妥善保管。
閻應元,字麗亨,直隸(河北)通州人(今北京通縣),民族英雄。崇禎辛巳年,赴任江陰典史。上任之初,海寇顧三麻子率數百艘戰船進犯黃田港,應元領兵拒守,連發三箭,皆有人應弦而倒。海寇心驚膽戰,不敢再犯。他任內平定鹽盜,平服民亂,政績突出,江陰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在社學中為他畫像留念。南明朝廷本想調他轉任廣東韶州英德縣主簿。因母親病重,且道路堵塞,沒能成行,全家便在江陰城外砂山腳下散居。
任江陰典史(相當於正科級公安局長)期間,率六萬義民,面對二十四萬清軍,孤城困守八十一天,使清軍連折三王十八將,死七萬五千人。城破之日,義民無一降者,倖存者僅老幼五十三口。閻應元被俘后堅決不向清廷貝勒下跪,被刺穿脛骨,“血涌沸而仆”,卻始終沒有彎下膝蓋,終英勇就義。
殉節前,閻應元坐在東城敵樓,要了一枝筆,在門上寫道:
“八十日帶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陳明遇(?—1645),明末浙江上虞人,民族英雄。崇禎末年任江陰典史。弘光元年, 1645年,江陰降清,知縣林之驥去職,新任江陰知縣方亨布告全縣剃髮,諸生許用等在明倫堂共同立誓道:“頭可斷,發決不可剃!”。閏六月初二,江陰士民擒殺方亨,明遇被推舉為領導,倡義抗清。二十一日,清貝勒博洛命令劉良佐包圍江陰城,七月初一,開始攻城。七月九日,陳明遇迎閻應元入城主兵,守城戰鬥激烈異常,孤軍堅守江陰八十一日。城破后,明遇命全家男女四十三人自焚死。復持刀與清軍作殊死戰,身負重創,身死僵立牆邊。
馮厚敦(?—1645),馮厚敦字培卿,金壇人,民族英雄。崇禎末年任江陰訓導,明末江陰義軍在閻應元、陳明遇、馮厚敦的領導下殺方亨、拒二十四萬清師於城門之外,奮戰八十一日,后在清軍二百多門火炮轟開城門後於明倫堂冠帶南向自縊殉節;妻王氏,與其孀妹結衽投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