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考溫

1941年秋天，喬治•考溫二十一歲，還在家鄉麻省伍斯特理工學院化學繫上大學一年級時，就參與了普林斯頓回旋加速器研製計劃。考溫研究結果對於決定鈾究竟能不能產生鏈式反應至關重要。聯邦政府突然發現非常需要考溫效力。化學與核物理學知識相互滲透的特殊學術背景，使喬治•考溫在核炸彈計劃中的許多方面變成了一個被迫切需要的專家，由此參加了曼哈頓計劃。從1942年到戰爭結束，考溫一直在芝加哥大學的冶金學實驗室工作。作為這個工作小組中資歷最淺的成員，考溫變得有點像個打雜的工人，從鑄造鈾金屬、切削能夠控制反應堆的反應速度的石墨塊到任何其它事，凡需要他做的他都做。項目主管們因此就把他派往田納西州的橡樹嶺這類地方。在橡樹嶺匆忙修建的核基地，他幫助工程師們準確地測算出他們究竟生產了多少鈈元素。喬治•考溫是被篩選來的極少數被允許在核武器研究計劃中的不同部門穿梭往來的人之一。

二戰結束以後，考溫在1949年7月又回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在這之前，他已經花了三年時間在匹茲堡的卡內基理工學院拿到了物理化學的博士學位。當時喬治•考溫的主要任務是追蹤前蘇聯的核武器研究，他們的研究組在靠近前蘇聯邊界的塵埃中，確認前蘇聯在1949年8月進行了核爆炸。

1945年，一些參與了芝加哥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發起了一場請願，要求政府在無人居住的島嶼上試爆原子彈，不要往日本本土投擲原子彈。後來，在美國向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扔下原子彈，致使戰爭結束之後，美國許多參與核武器研製計劃的科學家開始形成了各種政治運動組織，遊說政府對核武器的使用採取儘可能嚴格的控制——民間控制，而不是軍事控制。還出現了考溫也參加的原子科學家聯盟（The Federation of Atomic Scientists），現在改稱為美國科學家聯盟（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Scientists）這樣的政治運動組。1954年，在麥卡錫主義（McCarthy）的反共政治迫害鬧得最猖撅的時候，他成為洛斯阿拉莫斯科學家協會的主席，考溫和他的同事們則抗議以反共為名的政治迫害，呼籲更大的信息自由，減少實驗室的信息保密。他們還儘力為曼哈頓計劃的前主任羅伯特•奧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辯護——雖然沒有取得多大的成功。考溫在洛斯阿拉莫斯越來越多地承擔了管理上的責任。工作的繁重，使他沒有太多時間從事科學工作。作為實驗室的負責人，他從事科學實驗的時間減少到只能利用周末。“所以我在科學工作上沒有太大的成就。”他不無感傷地說。

但權力和責任的問題始終困擾著他，1978年考溫成為實驗室研究中心主持人，1982年，考溫從洛斯阿拉莫斯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並接受了白宮科學顧問委員會（the White House Science Council）顧問一職。

1984年考溫和諾貝爾物理學得主馬瑞•蓋爾曼（Murray Gell-Mann）和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諾貝爾經濟學得主肯尼思•阿羅（Kennet Arrow），以及被稱為“遺傳演演算法之父”的約翰•霍蘭（John Holland），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聖塔菲，創建了聖塔菲研究所；建立之初考溫任這個研究所的所長。

任何人只要問他為什麼要創建美國聖塔菲研究所，總是會聽到他的一番既精確又高度理性的關於二十一世紀的科學現狀和抓住科學機會的必要性的談論——就像是一篇完全可以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發表的嚴肅的專家評論。他完全不把聖塔菲研究所的成立看作是一樁怪事。他認為研究所要達到的目的遠比他本人、比洛斯阿拉莫斯、或任何其他導致聖塔菲創立的偶然因素要重要得多。就此而言，也遠比聖塔菲研究所本身要重要得多。他常說，如果我們這次不能成功，二十年以後還有其他人會沿著這一思路從頭做起。對考溫來說，聖塔菲是一個使命，是一個為整個科學界獲得拯救和新生的契機。

考溫是一個正直、熱情、謙虛、沉默寡言、但又是一個非常有組織能力和凝聚能力志向不移的人。可以說沒有他就不會有聞名世界的聖塔菲研究所。他對於聖塔菲研究所的作用相當於奧本海默對於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作用（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奧本海默是聘任的實驗室主任，而考溫開創了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和研究實體）—因此而載入科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