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源

2008年一年，對張源和所有新聞人一樣，是特別忙碌感受也特別深刻的一年，他參與報道了這一年裡幾乎所有的國內重大新聞。作為正在成長、壯大的“80后”新聞人中的一員，張源正在不斷接受著跑特稿帶給他的種種歷練和挑戰。

但真正讓張源嶄露頭角的，還是2008年底報社的一個決心。

在去年的12月份，新聞晨報決定派遣張源和他的同事曾玉前往索馬利亞，對廣受國際社會關注的索馬利亞海盜的成因、現狀以及解決辦法進行深入採訪。這時，正值中國軍艦即將啟航，遠赴索馬利亞海域執行護航任務之際。無疑，這將是一個極富價值的新聞點。但這時的索馬利亞，還沒有一個中國記者深入腹地採訪過，同時，索馬利亞還是“一個多國新聞記者喋血的地方，一個在西方人眼裡極度恐怖的非洲國度，跟我以往在國內任何一次艱難採訪都不可同日而語”。

採訪的艱難可想而知。儘管作了精心的準備，困難和意外仍遠遠超出了想象。但這些並沒有阻礙他們的索馬利亞之行。2009年的1月15日，他們終於踏上了索馬利亞的土地，與西方一些媒體對索馬利亞獵奇式的甚至不乏歪曲的報道相比，張源他們的報道不僅用筆墨還原了一個真實的索馬利亞，他們還幸運地採訪到了真正的海盜。他們的這次索馬利亞之行，本身已成為一條重大新聞。回國后，央視新聞頻道對兩名記者進行了專訪，製作了一期名為《尋找索馬利亞海盜》的專題節目，已於今年的三月份播出。

作為正在成長的新聞隊伍中的一員，張源還年輕，但是，從他個人在2008年一年的新聞從業經歷，卻能讓我們看出“80后”新聞人的一個縮影：曾經飽受爭議和批評的“80后”，他們已經在新聞頻發的一年裡，以職業熱情和實際行動，實現了一個整體的崛起與成熟，他們已日益成為媒體的中堅力量。

“報道索馬利亞，是一次新聞拓荒之旅”

記：今年初，新聞晨報派你和同事曾玉兩個人前往索馬利亞。你們是國內第一批成功抵達索馬利亞，採訪到海盜的新聞記者。你們出發前，當時國內外媒體尤其是西方記者對索馬利亞的採訪已經深入到什麼程度?

張：這次採訪之前，國內新聞界對索馬利亞海盜的採訪是空白的。西方媒體也只有如CNN、法新社等對索馬利亞做過一些報道，但真正去過索馬利亞的，只有法國的一位女記者。其餘報道多是採用電話聯線的方式，中間摻雜了許多虛假新聞。這些虛假信息也給我們後來的採訪造成了不少困擾。

我們這次採訪，算是一次新聞的拓荒之旅。因為之前一切都是空白的，我們因此便有了充分的發揮餘地。我個人更喜歡原生態的描述，當地人每一天的生活，甚至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新聞。我們通過一系列的報道，告訴大家索馬利亞目前處在非常封閉的狀態，那裡沒有旅遊業，所謂外貿，也只有一些進口業務，他們的經濟發展受制因素很多。但索馬利亞不僅僅有AK-47，還有一群愛踢足球的孩子。索馬利亞的大兵不僅僅是手握機槍冷酷的士兵，他們也有溫柔的一面。

記：已經有人從傳媒博弈這個角度，對你們這次採訪行動進行了理論闡釋。我相信，支撐你們能夠完成這次跨國採訪的，一定是報社在行動之前深思熟慮后的那個決定。能不能介紹一下你們報社最初對這次行動的構想?

張：索馬利亞的問題一直很熱，尤其是中國派軍艦過去的消息，更是引起了國人的關注。我們首先確認深入腹地採訪索馬利亞一定會引起讀者的興趣，而後反覆考慮，確定了一個最為合適的時間點。此後，報社最為關心的就是如何做好報道，以及如何保障我們的安全等問題。

我們一開始試圖尋找當地的華人商會或中國商人等，但結果是一片空白。中國在那裡即便有外派援建的任務，工作人員也都只是短暫停留。我們國家駐索馬利亞的使館早已經撤了，後來是索馬利亞駐中國大使艾威爾先生為我們幫了很大的忙，盡他所能保證了我們兩人在索馬利亞的人身安全。他在國內有非常有實力的朋友，他們對中國記者前去索馬利亞普遍是非常歡迎的態度。他們對西方媒體的報道並不認同，在西方媒體的筆下，索馬利亞是一個原始、荒蕪，秩序非常混亂的地方，他們對當地人的真實生活狀態，如當地有什麼特產、經濟發展以什麼為支柱，行政機構如何設置的等等，都沒有予以報道和反映。他們的報道有種獵奇的心態吧。相比較而言，他們更希望中國記者能給大家報道一個更加真實的索馬利亞。

“五名手持AK47步槍的大兵為我們當保鏢”

記：在一些重大的突發新聞現場，包括戰地採訪，派遣記者的經驗和資歷很重要。在索馬利亞，你們有沒有感覺到因經驗不足帶來的危險或困惑?

張：在索馬利亞採訪和一般意義的戰地採訪，畢竟還是有區別的，但確實存在著一定的風險和意外。1月15日我們的航班降落在索馬利亞的時候，一走出機艙，看到的就是被鐵絲網包圍的建築物，和數十個手持AK47步槍的大兵。而在他們看來，我們這兩名中國記者簡直就像是天外來客一樣。那群大兵很快就把我們團團圍住，機場區域的武裝力量首領塞德當即就命令我們返回機艙，馬上飛回吉布地。他認為我們入境后隨時面臨人身危險，他不願為此承擔風險。後來事情終於有了轉機，邦特蘭自治政府國防部長同意我們入境採訪，但前提條件就是，必須雇傭5名貼身衛兵和兩輛隨行車輛，另外我們所有的活動範圍都必須事先經過衛兵的同意。衛兵24小時槍不離身，隨時在我們周圍15米的範圍之內擺開應對突發事件的陣勢。就在我們住的酒店外面，時不時也能聽到槍聲。但有了那五名荷槍實彈的衛兵，我們還是安全的。

因為經驗不足，中途也出了一些意外，如我們飛抵索馬利亞鄰國吉布地時，我的行李遺失了。其中包括我所有的換洗衣服、藥箱、手機和照相機的充電器等，原本打算送給索馬利亞朋友的茶葉等禮物也不見了。萬幸的是，護照、電腦和充電器都還在。

記：你在博客中寫到，在索馬利亞，自己就宛如“放出去的風箏”。現在重新回想一下，那種感覺是后怕嗎？你們當時所做的最壞打算是什麼?

張：主要是這次採訪經常遇到一些突變，如行李丟失，航班被無故取消，通訊不暢等等。當時在吉布地機場，因為身份特殊等原因，我們被暫緩入境，偌大的候機室內只有我和同事二人。被困的5個多小時，感覺真的就像被關起來一樣。吉布地機場就像中國80年代的候車室，電話不能打國際長途，服務員也只會說法語。後面的一系列行程安排也因此全被打亂。

後來安全有了保障，我們最擔心的就是如何與後方保持通訊聯絡了。索馬利亞沒有手機漫遊業務，許多地方都沒有信號。博薩索是索馬利亞重要的港口城市，但整個城市也只有一台電腦可以發稿。

“他們對中國記者有信任感”

記：央視的專題片曾經提到，在邦特蘭，曾有兩位西方記者前去採訪，但是他們遭到了綁架的命運。中國的新聞現在越來越開放，在許多國際性的新聞事件中，都活躍著中國新聞人的身影。你從這次經歷，能否對中國記者在國際新聞的采寫報道過程中的優、劣勢談一談你個人的感性認識?

張：去索馬利亞之前，索馬利亞駐中國大使艾哈邁德·阿威爾就對我們說，希望你們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的索馬利亞。索馬利亞的國防部長也對我們說，世界對索馬利亞的了解太少，他們只知道這裡貧窮，戰爭不斷，但人們需要什麼樣的幫助他們不清楚，這裡的人們渴望大家重新認識索馬利亞。

能感覺到索馬利亞人都很喜歡中國人，熱情的索馬利亞人經常會好奇地跑過來，對我們用中文說“我們喜歡中國人，我們需要中國人”。他們對中國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在許多地方，中國都給索馬利亞提供了幫助，中國援建的公路至今都保護完好，他們內戰的雙方都不會炸毀中國援建的公路，理由就是：那是中國朋友建造的。我們在索馬利亞的自由市場發現，這裡大部分產品都是“Made in China”，來自中國的生活用品非常普遍，如中國的白象電池，撲克牌，還有靴子、打火機、鞋油等等，都是中國製造。最有意思的是，貼身保護我們的衛兵，其中一個人用的手機，就是中國產的山寨版手機，在索馬利亞才賣8美元

有一點非常神奇。我們在索馬利亞採訪時，街上所有和我們打招呼的索馬利亞人都能準確無誤地認出我們是中國人，他們從來沒有一次把我們誤認為是韓國或日本人。相對於西方記者的報道，他們對我們有明顯的信任感。

記：索馬利亞之行只有10多天，但這對任何一名新聞記者來說都是一次難得、寶貴的經歷。有沒有想過這次經歷對你整個新聞生涯有可能產生的影響？你自己怎麼看這10多天的採訪經歷?

張：我是跑特稿的，平時在國內採訪，一般都要求對新聞的快速反應能力，寫回來的稿件也要注意比深度，比角度，對記者的短期爆發力要求很高；在索馬利亞，一個星期的採訪，卻使我能沉澱下去，我更多地是對索馬利亞生活狀態的一種靜態觀察，表現索馬利亞人在貧窮與危機之下，仍積極向上、熱愛生活的真實面貌。說白了，這趟採訪本身並不難，只要行動自由有保障，發回來的就都是獨家新聞。當然，在我們的努力之下，終於採訪到了一名真正的海盜，使我們的此次採訪有了一個完美的結局。

“八次去往地震災區尋找希望”

記徠：2008，對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不平靜的一年。你個人在2008年的經歷有意義，也很有價值，你幾乎參與採訪了這一年內中國最為重大的幾個新聞事件。你個人的新聞經歷也因此可以視為國內新聞人的一個縮影。說說你在汶川的親歷吧。

張：地震發生之後，我一共去了北川八次。每一次感覺都不一樣。震后的第一次採訪，主要是記錄和反映真實的災情。當時我收穫了很多感動，見證了不少真情，感覺自己就是在災區里尋找希望。但那次從四川回來，當我回到上海，走在熱鬧的南京路上，看到那麼多人嘻嘻哈哈地逛街購物，再對比一下我在災區的見聞，環境切換太大，眼前的這一幕讓我覺得特別火。災區的人們還在痛苦地呻吟，大家怎麼能這麼無情，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那一陣子，我們一幫去四川採訪的同行經常聚會喝酒，有時說著說著，大家就會抱頭痛哭一場。那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災后心理綜合症。我忽視了一點，大家都在從一種突如其來的非常狀態努力朝著平穩過渡。後來又去了幾趟北川，發現那邊也在變化，受災群眾的心態也在慢慢調控、恢復。

記：我看到你的博客上說，2008年是你的本命年，你有一篇博文，就是專門寫給2008年的，裡面有幾個關鍵詞：“背包”、“眼淚”、“憤怒”、“喜悅”。這幾個關鍵詞，其實也是許多和你一樣的年輕記者的共同感受。“80后”已經成為國內新聞事業的一支主力部隊，作為其中的一員，你怎麼看“80”後作為一個隊伍整體的社會擔當意識?

張：大家過去都在罵“80后”是沒有責任的一代，說“80后”集體“腦殘”等等。但是你發現沒有，這些評語現在已經被轉移到“90后”身上去了。其實，這中間有一個傳承的時間問題。前幾年，我們“80后”都還沒有真正融入到這個社會中來，但經過幾年的工作，現在大家的心都開始逐漸沉澱下來，對社會有了比較透徹的了解、認識，也有了較強的社會責任意識。

要允許“80后”有一個成長的過程吧。“80后”這一代人已經崛起了。尤其是想成為一名稱職的記者，不管他是什麼“后”，新聞都不是用筆寫出來的，而是用腳跑出來的。沒有經歷就沒有經驗，更不會有“新聞”。要學會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