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

光緒三十三年(1907)以後，孫中山、黃興集中全力在華南地區組織武裝起義，東京同盟會總部日趨渙散，內部分歧未能得到及時正確處理，以至造成分裂，部分會員另組共進會及光復會總會。其時，長江中下游各省革命形勢卻日臻成熟，部分會員感到應加強長江中下游地區革命的組織領導。宣統二年春，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后不久，宋教仁、居正和譚人鳳(1860-1920)等於日本聚會研討革命前途，宋教仁提出要成立一個專主長江流域的革命機關。譚人鳳等贊同。五月，譚人鳳召集在日本的中國11省區的同盟會分會長會議，討論建立組織問題。會上，宋教仁提出革命進行方略有上、中、下三策：在邊地進行為下策，在長江流域進行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進行為上策。認為革命地點宜居中，不宜偏僻；革命時期應縮短，不可延長；戰爭地域應狹小，不可擴大。與會者對三策作了仔細的利弊權衡后得出結論:“上策運動稍難，下策已行之而敗(指華南邊境地區起義相繼失敗)，且足引起干涉釀分裂之禍，故決採用中策。”於是決議組織中部同盟會作為策動機關。至此，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基本確定下來，因經費無著，暫告擱淺。宣統三年黃花崗起義失敗再次證明不能僅局限在南方地區發動起義，原醞釀在中部發動起義的同盟會員“益堅信長江革命之重要”，遂決定加緊建立組織的準備。閏六月初六(7月31日)，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四川路湖北小學召開正式成立大會。會議通過了章程和宣言，選出譚人鳳、宋教仁、陳其美、潘祖彝、楊譜笙五人為總務會幹事，分掌黨務、文事、庶務、財務、會計各部事務。初八，總務會幹事又公推譚人鳳為總務會議長。

其《章程》表現出對同盟會的改組傾向，稱“本會由中國同盟會會員之表同意者組織而成”，“凡中國同盟會會員依本法律入會者，皆為本會會員”。以“推覆清政府，建設民主的立憲政體為主義”。《宣言》宣布同盟會中部總會“奉東京本會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為友邦”，但在名義上又自冠“總會”，宣稱總理一職暫不設立，虛位以待賢豪。《章程》規定總機關設於上海，各省設分部，並制定有《分會章程》，對各分會機構的組織、經濟開支與本部的關係等，都作了規定。對機關內部的組織原則規定實行“合議”制，防止專制；加強團結，破除“省界”；“培元氣，養實力”，“不輕易發難”等。會員共40餘人(一說20餘人)。

中部總會成立后，主要做了兩項工作：一、其成員分別回本省發動革命，在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四川、陝西設立分會，推動各該地區革命形勢的發展。二、加強了與武漢地區革命力量的聯絡與指導，促成了武漢革命勢力的聯合，從而保證了武昌首義的勝利。武昌起義后，中部總會又為光復上海、浙江、南京等地做出了積極貢獻。上海光復后，同盟會本部自東京遷來上海，該會遂告結束。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成立，組織上具有從同盟會分裂出來獨樹一幟的趨向，但它適應了革命形勢的要求，將革命的重心轉移到長江流域一帶，實際上擔負起指導長江中下游革命鬥爭的重任，對辛亥革命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