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照

1918年畢業於上海浦東中學。

192徠2年畢業於英國倫敦1923年參加北洋政府派出的考察團，到英國、美國、日本考察。回國后在工商界任職。

1928年任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

1929年任國民政府秘書。

1930年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

1932年至1947年任國民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代理秘書長，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委員長，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曾參與成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出版《新路》周刊。

1948年秋赴英國、法國、比利時考察工業。后在香港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1949年6月應中國共產黨邀請由香港到北平。同年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新中國成立后，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兼計劃局副局長，政協全國委員會財經組副組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中華詩詞學會會長。

1980年8月至1988年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是第一、二、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民革第三屆中央委員，第四屆中央常務委員、社會聯繫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對台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第五、六屆中央副主席。

今年是先母沈性元100周年冥誕，也是沈性元獎學金連續發放的第20年，該獎學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設立的第一個私人獎學金，於1999年更名為錢昌照、沈性元獎學金。

抗日戰爭時期，父親錢昌照住在重慶上清寺牛角沱資源委員會簡陋的辦公室內，指揮、經營和運籌著大 後方的國營工業企（事）業。為躲避日寇轟炸，母親沈性元和我住在郊區歌樂山上，那是一處石頭結構的平房，解放后從父親“三反五反”交待材料中得知，蓋房子的錢是向孫越崎先生借的，直到1945年才還清孫伯伯的借款，也使我理解到當年母親為什麼那樣節儉的原因。平房東頭是一間客廳（連著飯廳），東牆上掛著一幅徐悲鴻先生為先祖父臨摹的油畫像（可惜1949年母親和我倉惶從台北出逃時未帶到香港），兩邊掛著父親描寫山中景色的一副對聯“迷離山色崇朝變，澎湃東流幾日清”，何人書寫已無從查考；記得曹禺先生（我稱他萬家寶伯伯）來山中寒舍小住並為我題紀念冊時改為“迷離山色終需變，洶湧東洋指日清”，時為1943年，太平洋戰爭已起，意指猖狂的小日本覆滅之日為期不遠也。北牆有一處壁爐，但只是聾子的耳朵，從未見它冒煙。壁爐上方掛有一方大理石，是雲南知名人士、七十年代從美國回歸大陸后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繆雲台先生所贈，據云為傳家之物，一副天然的山水畫，遠山、白雲、輕舟、流水依稀可見，至今仍掛在我的卧室里。

父母均好客，父親常帶客人上山小住。每當中外賓客來臨，母親都要顯示一下她的廚藝和獨特的菜品。記得美國羅斯福總統的顧問拉鐵摩爾和國際知名大壩設計專家薩凡奇博士來到歌樂山時，母親用紗布將親手種植的西紅柿擠水做飲料，這在敵後的陪都也算是難得一見的新鮮飲料吧！此外她的文武肉（牛肉和豬肉合燉）也常常受到好評。為客人表演義勇軍進行曲，是母親為我安排的保留節目，而請貴客給我題詞留念，則是我必做的功課。

初到歌樂山，母親沒有讓我去上學，而是親自執教。說實話，我還真怕吃她的“板子”（當要犯錯誤時，必然會用手擰我的屁股）。為了讓我有外出活動的機會和興趣，規定每天採集兩樣不同的植物標本。於是，拿著一根棍子到處亂跑，在灌木叢中撥來撥去的少年每天出現在歌樂山各處的山坡上。過了一段時間，減為每天一片葉子，直到我對爬山真的有了興趣，每天下午不用采標本也會自覺出去鍛煉了。

父親當年雖貴為部級領導，手中掌握著大量建設資金（僅開發玉門油礦一項就向蔣介石要了五百萬美元），但母親和我平時在鄉下過著十分清寒的日子，我最盼望的是周末父親能回來，那樣才有肉吃。平素每晚喝粥，母親就吃點泡菜，而優待我一個生雞蛋拌在粥里。自奉甚儉，但對朋友所託卻毫不吝嗇。記得徐悲鴻先生有一位愛徒因肺病（當時稱TB）住在寬仁醫院，該生家境貧寒，營養嚴重不足，母親就每周燉一鍋牛肉湯用那種搪瓷提盒給他送去，我見了大咽口水，於是從此每晚的稀飯里就由雞蛋變成鵝蛋，據稱大於雞蛋至少一倍云云。為了節約和健康，母親還向徐道鄰的德籍夫人芭芭拉學會了做麩皮黑麵包，有時面發得不好，變得又黑又硬又酸，但仍逼著我當早飯吃，說是富有維生素B。為了能使我適應各種環境，母親訓練我耐寒，寒冬臘月也只能穿短褲（當然還配一雙長至小腿的布襪子），所以直到我的古稀之年仍很經凍，從未穿過毛褲。

新中國成立後母親帶著我從台北經香港回到北京，她積極參加街道工作，十幾年如一日為街坊大爺大媽讀報，組織手工小組生產自救，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她積極配合父親，把解放后積累的大部分儲蓄捐贈和回饋給了社會。1986年母親去世后，父親就和我商量為她設一個獎學金，並於1986年秋親臨北航出席獎學金的首發儀式，這就是文章一開頭所說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歷史上第一個私人獎學金的來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