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批改

1966年7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專院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文革”三項任務：一斗、二批、三改。

其後，“鬥批改”的內容又不斷有變化。1967年“鬥批改”曾一度被作為促進兩派聯合的手段。1968年9月全國各省市建立革委會後，又宣布進入了“鬥批改”階段。《人民日報》、《解放軍報》9月7日社論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里的斗、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六廠二校”經驗作為“鬥批改”的樣板。後來被九大正式規定為工作任務、目標。

林彪集團的傾複造成新一輪權力更替，“鬥批改”被中斷、打亂，進入“批林批孔”運動，“鬥批改”就銷聲匿跡了。以後的整頓恢復秩序，初見成效，但主事者鄧小平面臨又一次被打倒。“文革”就像脫了韁的野馬，漫無目的地狂奔。仍然是運動不斷：以各式“斗”、“批”為動力的政治運動，衝決、破壞了既定秩序，卻沒有“改”的內在合理性，沒有建設新世界。

“鬥批改”三個字可以概括“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至於怎麼斗怎麼批怎麼改，都得跟著上頭的“戰略部署”進行，換句話說就是跟隨著“指揮棒”轉。這就難免把許多人“轉”得暈頭轉向，離“棒”遠了轉得慢了就成了“態度消極”，這種狀態很容易被理解為“抵觸情緒”，找不到“階級敵人”就用這種人來填補“空白”，用老百姓的話說就叫“替死鬼”；離“棒”近了轉得太快了也很危險，因為那是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大風大浪漩渦”，“水性”稍差一點兒就容易被嗆著，更有甚者就會被“灌死”。所以說“文化大革命”是風險最大的運動，有許多人就因為一句話說得不得體，就被上綱上線打進了“十八層地獄”。

“文化大革命”中的“鬥批改”，不僅有廣度而且有深度，有的已經“深”到家庭裡面去了。那年月，社會上有風家庭里就有浪，許多家庭也成了“鬥批改”的前沿陣地。現在我們有些事情如果看不慣，在單位不能說、不愛說就回家去說，說了以後就能出口氣，緩解情緒。可在那時回到家裡也不敢出氣，因為家已經不再是“避風港”了，過去不單防備的是“隔牆有耳”，而且家裡就有“耳”，有人在家裡說的話卻成了會場上的“揭發材料”。“文化大革命”把許多人變成了“教徒”，孩子揭發老子、妻子揭發丈夫，同一個屋檐下“劃清界限”已經成了時尚。許多家庭也開始有了路線鬥爭，特別是搞派性鬥爭的時候，社會上分派家裡也分派，社會上搞武鬥家裡就搞“嘴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