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魯安

董魯安（蒙古族）：（1896-1953）蒙古族。又名於力，別號東巒。河北宛平人。青年時代在北京高等師範讀書，接受進步思想影響，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畢業后，留校任附屬中學教員。1923年入北京師範大學做研究生，1925年畢業。先後任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河北省立天津女子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北京私立燕京大學國文系教授。對文學佛學均有研究。曾組織過進步團體“工學社”，出版《工學雜誌》。“七·七”事變后，他經常揭露日寇的黑暗統治，掩護進步青年的抗日活動，曾遭日偽軟禁兩個月，在學生的聲援下才得以脫險。1942年以聲言遁入空門為名離開北平，到晉察冀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參加革命工作，歷任華北聯合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解放區救濟分會主任，華北大學二部副主任，華北人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副院長。1949年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河北省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主任、河北省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同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華北行政委員會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民政局局長。是第一屆全國政協代表。著有《修辭學》、《說文或體考》、《文纂例》、《釋格律》、《四阿含中的龍》、《梵吹考》等書。

1937年“七七事變”后，董魯安經常掩護進步青年的抗日活動，曾遭日偽軟禁兩個月，在學生的聲援下才得以脫險。董魯安先生同情和支持革命，與我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來往密切。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隊佔領並封閉了燕京大學，董魯安先生寧願過清貧的生活，拒不受聘於當時的所謂國立大學。他表面上潛心研究佛學，實則等待時機奔赴抗日根據地。

因考慮到董魯安先生的人身安全，華北城工部準備派人與董魯安接洽來晉察冀根據地事宜。1942年的8月中旬，根據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安排，董幾經周折，終於闖過日偽封鎖線，抵達晉察冀解放區，受到 聶榮臻將軍的歡迎。他充滿豪情地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像董魯安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最艱苦的年代毅然奔赴解放區，投身革命，在當時是不多見的。

雖說是“投筆從戎”，但董魯安依然是學者本色，他與敵偽作鬥爭的武器仍然是筆。他在當時的《晉察冀日報》和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長篇連載報告文學《人鬼雜居的北平市》（署名於力），以耳聞目睹的大量事實憤怒揭露日寇和漢奸在北平犯下的滔天罪行，熱情謳歌北平人民愛國主義的英勇行為。該著作曾榮獲晉察冀邊區“魯迅文藝獎金”。

董魯安教授投身革命后，任職 華北聯合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華北大學二部副主任和晉察冀邊區參議會副議長。

1949年9月21日，董魯安以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9月30日當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0月1日下午，他和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代表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見證了新中國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觀禮了閱兵式和群眾聯歡。

新中國成立后，董魯安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兼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等職，1953年8月20日病逝於北京，享年57歲。

董魯安是一位受學生尊敬的老師。著名科學家 錢學森在回憶他的學校和老師時說:“上世紀20年代的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有個特別優良的學習環境，我就是在那裡度過了六年，這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六年。當年我們在附中上學，都感到民族、國家的存亡問題壓在心頭，老師們、同學們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在這樣的氣氛下，我們努力學習，為了振興中華。我們班上，給同學們印象最深的是教語文的董魯安老師。董老師實際上把這個課變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課。我們就從那個時候懂得了許多道理，我們要感謝老師。”

董魯安是一位性情幽默詼諧的老師。張維(兩院院士、清華大學副校長)回憶說:“語文老師董魯安先生是在20世紀20年代師大附中最為學生稱道的老師之一。董先生給人們的印象是個樂觀派、名士派，非常瀟灑。他講起書來慢條斯理，一板一眼。講到精彩段落，時常忘我地坐在講台椅子上自言自語。有時講得出神，就給同學們講述一些軼事甚至離題好遠的趣聞。所以他的課深受學生們的歡迎。一次董先生上課走了題。林津同學在下邊悄悄地議論:‘又神聊啰！’董先生笑了笑，就回到課文正題。過了些天，講課又走了題。董先生想起了林津的話，於是就問他:‘林津，我是不是又神聊啦？’全班同學哄堂大笑。對這件事，同學們多年後再見面，還津津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