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里

秋里，1926年10月11日出生於山東省掖縣（今山東省萊州市），6歲時隨家人遷居哈爾濱，在道外南馬路小學上學。1946年在東北文工團首演的歌劇《白毛女》中擔任指揮，從此開始指揮藝術生涯。以後，秋里在《上甘嶺》、《渡江偵察記》、《風暴》、《東進序曲》、《永不消逝的電波》、《青春之歌》、《狼牙山五壯士》、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等二十多部電影里擔任音樂指揮。秋里曾分別於上個世紀1962年、1979年和1990年三次來哈參加哈爾濱之夏音樂會，擔任指揮。指揮合唱有《黃河大合唱》、《紅軍根據地大合唱》等，著有《合唱指揮知識》、《合唱與指揮》及音樂論文多篇，並主編《合唱指揮基礎》，是中國較有影響的合唱指揮家。

2008年5月11日早上8點，秋里因突發肺部感染醫治無效在京去世，享年82歲。

我叫秋里，小得時候我就喜歡音樂，大概是十二三歲的時候，我最喜歡手風琴，後來到了十七歲的時候，又遇到一個老師，是一個德國人，我又和他去學聲樂。我是在東北參加革命的，我是54年帶東北歌舞團到德國、歐洲去演出，回來以後到北京彙報，北京說：這個團還不錯，就把我們扣下了，因為我搞指揮，原來在中央歌舞團，後來分家以後叫中央樂團，一直干到今天，已經四十多年了。搞這個合唱藝術我不是單搞，這離不開群眾，我一個最大的喜愛，就是發動群眾，不光是在北京，原來在東北，我都是組織各種各樣的合唱團。

秋里到北京以後我也是發動群眾，我有辦法：第一，我是宣傳領導，然後發動群眾，再給他們搞幾個試點。慢慢的覺得大家的藝術修養提高了，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後來我就組織指揮班，培養小指揮，指揮其實沒有什麼難的，就是要學會如何去處理作品、表現作品、分析作品，它的各種手勢，剛柔彈跳，起伏強弱，十二種手段我都學了，學了以後我就慢慢在實踐中去運用，運用當中慢慢升華提高，所以我這一輩子搞了一百多個業餘團，專業團我就是一個中央樂團，在社會上文化部“老藝術家合唱團”是我發起的，這些老藝術家都是從延安來的，那勁頭足著呢，還有就是“教師合唱團”，北京各個區的老師經過考試來了，水平比較高。我搞了一個叫“春之聲合唱團”，每個禮拜都要排練一次，識譜能力很高，基本上拿起來就唱，唱了合唱以後，他們感覺到境界高了，自己覺得收穫很大。我覺得唱歌在整體的和聲裡面，就覺得是一種幸福感，他們可以說到了一種專業水平。搞了這麼多年，收穫最大的是這個隊伍的素質整個提高了。我這一輩子搞了一百多個業餘合唱團，他們自己都覺得唱歌以後，精神境界高了，所以他們不用說，到排練那天準時到達，這是什麼原因，這就是音樂的凝聚力，特別是搞了4屆合唱節以後，大家互相觀摩、互相提高，取長補短，蓬勃發展，你不讓他也不行了。有的時候，我一個晚上指揮一套音樂會，兩個多鐘頭下來以後感覺非常幸福。我搞了一輩子的合唱藝術就是希望我們國家的水平能夠提高。

在哈爾濱長大的秋里從1945年開始了指揮生涯。從部隊到地方，從地方到中央，多年來他積累了寶貴的實戰經驗。有眾多音樂組織頭銜的秋里至今仍活躍在藝術舞台。這位老人擔任著兩個團的指揮，由60人組成的文化部老藝術家合唱團和由中年人組成的“春之聲”合唱團。作為國家一級指揮，秋里希望中國的指揮隊伍能蓬勃發展。

秋里說自己最初的指揮是緊張的。“音準、節奏、動作每一個細節都很講究。國外來了指揮家就要跟人家學”，從小音樂基礎並不深厚的秋里更多的時間處在工作中學習，學習中工作的狀態，“這麼多年都在跟別人學，學別人的優點，慢慢地成熟”。當處理作品、分析作品、表現作品都達到頂峰時，秋里說自己已老了。

軍人出身的秋里對1950年開始的那場抗美援朝戰爭有著很深的記憶。他說自己共去過朝鮮3次，中國人民志願軍過江之初是自己第一次到朝鮮。“作為訪問我們是坐車子過江的，但很多志願軍戰士是涉水過江的。那時天氣很冷，戰士們趟著沒有凍實的冰過江，有的最後腿與棉褲棉衣凍在一起，腿都沒了”，回憶起往事老人陷入了沉思，他頓了頓說“我們當時都被感動得掉了淚”。

徠希望國家能培養指揮隊伍是74歲的秋里唯一的願望。“因為培養了一個指揮就等於培養了一支隊伍。如果一隻隊伍沒有好的指揮，那這隻隊伍就永遠提不高”。

離休在家的秋里的一個工作是寫書。他說：“我寫書主要是寫教訓，教導後人不要走彎路。希望一代比一代好，希望後來人比我們好。”

當記者來到秋里位於和平里北街的住處時，有點詫異。這樣一個著名的藝術家，還住在幾十年前的老房子里，牆壁已經黃到看不出原來的顏色，陳舊的書櫃里塞滿了各種書籍，家裡的角落裡也堆放著很多邊角已經泛黃的書籍。只在書櫥的角落裡放著一個小小的獎盃。如果不是貝多芬的半身小雕像，你根本無法把這裡與一個音樂家聯繫在一起。

自從秋里逝世的消息在網上公布后，秋里家的電話就一直很忙。秋里的兒子王魯雁說：“今早6點開始家裡的電話不斷。手機上全都是父親的朋友、學生髮來的簡訊。很多人責怪我為什麼沒有第一時間通知他們。父親一生隨和熱情結交的朋友太多了，我哪通知得過來呀。”

在兒子和家裡的阿姨眼裡秋里是個無私奉獻心眼特別好的人，“這兩天有很多我都不認識的人來家裡祭拜。他們告訴我，只要父親能做到的事情他從來不推辭。哪怕是幫別人找一個電話號碼都會自己查上好半天。”王魯雁說。

首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的馮智禹從網上看到了秋里逝世的消息后，第一時間趕到其家。進門后徑直走到先生的遺像前磕了三個頭。起身時已經滿臉淚水。他說：“那時候我手裡有個作品，想找專業的音樂人幫我指導一下。在朋友的介紹下聯繫到了秋里老師。在我心目中音樂大腕都特別不好接觸。可是秋里老師卻讓我到他家裡來做客。進門把我讓在沙發上坐，自己卻搬個小板凳坐對面。當時我特別感動。”

秋里1945年參加了哈西文工團，后合編為七師文工大隊。兒子王魯雁說，父親曾兩次到過朝鮮戰爭前線慰問演出。“聽父親的朋友講，那時候去前線非常危險。一次，父親乘坐的吉普車遭遇敵人飛機俯衝掃射，車上5人，3人死亡，司機腿部受傷，只有父親命大。之後他仍堅持到前線去演出。”

秋里家住和平里北街，可是他出門基本都是騎自行車。王魯雁回憶說：“父親以前身體很好。70多歲時，他在工人文化宮給人家擔任合唱指導，時常給人家上課。不管春秋冬夏，都騎著他那輛30年前買的28永久自行車來去。他的學生告訴我，有時下課後，他還會跟年輕的學生在長安街上比賽看誰騎得更快。”

2003年，秋里舉辦了“崢嶸之光——秋里指揮藝術50周年音樂會”。這成為他舞台藝術的最後一次亮相。雖然演出少了，可是秋里的社會活動一點都沒有少。他是個沒有架子的人，很多社會業餘合唱團體邀請他指導，他都會欣然答應。“2007年7月4日凌晨，父親因為連著工作13個小時累得引發心肌梗塞，被送進醫院。此後我就不讓他再出去參加活動了，因為他的身體狀況也非常不好。”王魯雁回憶說。

家裡負責照顧秋里的阿姨說：“行動不便的秋里先生最喜歡看音樂頻道的各種音樂會。每次看的時候，他還在旁邊點評誰水平不好，誰指揮得不錯。”

指揮的問題關鍵在於對作品的處理表現。哪個地方應形成高潮，哪個地方應形成低谷，指揮都應非常清楚。“《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是群眾歌曲，如果從頭到尾只知道高聲唱，那就成了唱者累，聽者平。而用藝術手段就不一樣了”，談起藝術技巧，秋里的臉上充滿了豐富的表情，

第一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工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本身的重複就是力量，這句要樹立起共產黨的高大形象。指揮前半句完了時不能輕，要把歌曲的高潮推上去；

第二句‘共產黨勤勞為民族，共產黨她一心救中國’要很親切的，要有發自肺腑的聲音；

第三句‘她堅持抗戰8年多她改善了人民生活’，這句要充滿真情。最後一句要抒情，而且不能換氣”，講完自己熟悉的專業知識，秋里迅速又恢復了老人常有的平和。

著名指揮家秋里一生致力於合唱藝術的發展工作，在擔任中央樂團指揮期間，曾經錄製了許多著名的合唱歌曲，而很多中國合唱歌曲都是經他指揮合唱團演唱而流傳開來。秋里還積極推動群眾合唱事業的發展，在北京，他曾長期指揮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工人合唱團和文化部老幹部合唱團。他的指揮注重情感的表達和藝術的表現，指揮的無伴奏合唱《牧歌》、《半個月亮爬上來》都十分講究場景與氛圍的營造，而指揮《把我的奶名叫》和《我的祖國》等歌曲時又注重線條的流暢和和聲的準確。他指揮業餘合唱團的排練從來不辭辛苦身體力行，深受業餘合唱團團員們的愛戴，在群眾合唱中有著廣泛的影響。他倡導在群眾合唱推廣四聲部以上的混聲合唱和無伴奏合唱，為把群眾合唱提高到較高的藝術水平做出極大的貢獻。

秋里熱心輔導群眾歌詠活動。近四十年來，他不但活躍在首都的一些業務團體、大專院校，而且還是廣西、福建、雲南、湖北、湖南、黑龍江等14個省、市專業、業務合唱團的藝術指導。為工交財貿、衛生、教育戰線指揮了數百場業餘合唱音樂會，培養、訓練業務指揮近千人次，被人們譽為群眾樂團的“總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