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興通寶

后黎朝顯宗黎維褍景興年間（ 1740—1777年）鑄，時值清乾隆五至四十二年，為安南（越南的舊稱）貨幣史上鑄年最長、品種最多，數量最大的一種錢幣。面文“景興通寶”直讀，有真、行、隸、篆多種書體，文字變化各異。除光背或有星號者外，真書錢背尚有干支記年（庚申、辛酉、壬戌）、記地（京、山西、山南、平南）、記方位、數字等（中、北、西、二、三、大、工），品類紛繁。一般徑在2.2～2.4厘米間，重0.8～3.2克。另有背鑄“一兩”大錢。除通寶錢外，景興三十七年間，更鑄有：巨寶、大寶、太寶、內寶、至寶、重寶、中寶、正寶、泉寶、之寶、用寶、宋寶、宣寶、永寶、順寶等十多種寶號錢，大小不一，輕重各異，面背文字、紋號各不盡同。“寶”前一字據考多為記地或鑄錢場名，今難一一隸定。其中“景興順寶”則是景興三十七年以廢舊銅炮兵器熔鑄而成。景興多寶制猶如我國南宋之嘉定錢，其中多種寶錢在我國廣為流傳，唯銅黑錢薄、製作祖陋而頗失丰采，時令藏家扼腕嵯嘆。

由於其製作的形狀、大小 等等方面均與宋錢相似，所以很多人把他誤以為宋錢。

越南舊稱“安南”，清朝嘉慶七年(1802)改國號為越南。中越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歷史上就有密切的經濟、文化聯繫。據史書記載，越南的吳朝早在公元10世紀中期，就已開始仿中國鑄造方孔圓錢，同時也流通使用中國錢幣。13世紀以後，隨著兩國經濟、文化交往的進一步密切，越南錢幣也開始流入我國，特別是清代中、後期，在兩廣、福建等沿海地區，越南錢幣流傳很廣。道光九年(1829)，兩廣總督就有專折，請嚴禁外國輕錢流入：“……廣東省行使錢文內，有光中通寶、景盛通寶兩種最多，間有景興通寶、景興大寶、嘉隆通寶，謂之夷錢，攙雜行使，十居六、七。……並有數處專使夷錢……不可不防其漸。”

我國中原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一帶因靠近越南，在彼此頻繁的商品交易中互有錢幣流散進來，這是很正常的。但是，地處內陸的新疆地區遠離越南，相互間也沒有直接的貿易往來，伴隨新疆和中原地區商品交換而流散進來少量的越南錢幣是可能的，這就如同新疆發現的日本“寬永通寶”錢幣一樣，應數量有限，在新疆使用關內製錢的北疆地區都有可能發現。但實際上，新疆出土發現的越南錢幣卻多集中在烏魯木齊及其附近地區。對此，僅解釋為因一般的貿易關係而流散進來恐不全面，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這應和清朝乾隆年間曾遷移過一部分越南人來新疆屯田之事有關。

據《越南史略》及《清實錄·高宗朝》記載，18世紀前半葉，越南雖然名義上仍是黎氏王朝，但北部卻在鄭氏集團的控制下。鄭氏統治殘暴，引起農民起義，其中有一支是由黃文質領導的。黃文質祖上曾割據越南北部稱雄，後來被鄭氏推翻，兩家是世仇，遂乘機於乾隆五年(1740)率眾起義，反對鄭氏。乾隆三十四年(1769)黃文質死後，子黃公纘統其部眾，因受王族黎維密之逼，黃公纘失敗后逃入我國雲南，“請求內附”。清政府遂將黃公纘及其眷屬二百餘人安插在雲南邊境一帶。然而黃公纘等“實非安靜之人……間與土司等以小忿爭競”。後來便被移到內地，“亦不能謹守法度”。乾隆三十六年(1771)清政府將他們分為二部，“解往極北之黑龍江、烏魯木齊等處分散安插”。

徠以黃公纘為首的一部分被安插到烏魯木齊，其餘則安插到黑龍江。當時越南國王曾兩次向清政府索要黃公纘等人，但清政府都以“伊等既因投生而來，豈可聽其仍回爾國就死……於情理未合”等理由拒絕了。

黃公纘等二十二戶、一百餘人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被清政府解至烏魯木齊，安排在頭屯河墾區。“查迪化(即烏魯木齊)所屬土墩子地方，地肥水足，堪資生計，即將烏魯木齊招墾之地每戶撥給三十畝，並借給農具、籽種、馬匹、房價，責成頭屯河把總彈壓。”報請清政府批准后，這些越南人便同回、漢族一樣，享受民屯的待遇在那裡安家落戶了。後來不見於史籍記載，但烏魯木齊頭屯河一帶至今仍保留有“安南工”這一地名。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統一新疆，第二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即在南疆設立葉爾羌鑄錢局，按照關內製錢式樣鑄造帶維吾爾文的“紅錢”，收繳並銷毀原流通使用的準噶爾普爾錢。紅錢僅流通使用於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即北疆地區則統一使用內地制錢。因此，黃公纘等遷來新疆時將隨身攜帶的越南錢幣摻雜在制錢中一起使用是完全可能的。新疆出土發現的越南錢幣“景興通寶”“景興大寶”“景興至寶”“永壽通寶”“永盛通寶”“嘉隆通寶”等基本都是這一時期的錢幣，且多集中出土發現於烏魯木齊市及其附近的頭屯河地區也正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