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圖斯凱旋門

提圖斯凱旋門是帝國前期提圖斯皇帝去世后他的弟弟，繼位的圖密善為紀念前王而建立，始建於81年。這座凱旋門主面的台基與女兒牆都較高，給人以穩定、莊嚴威武雄壯之感。建築物用混凝土澆築，大理石貼面，檐壁上雕刻著凱旋時向神靈獻祭的行列。

凱旋門是羅馬帝王為紀念各種重大事件而創造出的紀念性建築物，通常橫跨在一條道路上單獨建立。羅馬共和時期的凱旋門建立不多，到了帝國時期，幾乎每一次重大戰役的勝利都要建立凱旋門。提圖斯凱旋門就是現在羅馬城中保留下來的最典型的三座凱旋門之一（另外兩座是塞維魯凱旋門和君士坦丁凱旋門）。

提圖斯凱旋門是為紀念帝國前期提圖斯皇帝鎮壓猶太人的勝利而建立，高14.4米，寬13.3米，深6米，上面裝飾著精美的浮雕作品。其中以拱門內壁兩側牆上的浮雕最為精彩，內容是頌揚提圖斯和他的軍隊鎮壓猶太人凱旋而歸。浮雕上，提圖斯皇帝親自駕著四馬戰車浩浩蕩蕩從耶路撒冷返回，勝利女神為他戴上勝利的花冠，他的軍隊則是正抬著從耶路撒冷掠奪來的戰利品，興高采烈地走在象徵勝利的凱旋門前。浮雕的面積雖然不大，人物也不多，但層次分明，具有強烈的運動感，在平面中 創造了有縱深感的空間，氣勢雄偉。作品體現出當時高超的構圖和人物塑造技巧，並表現出古羅馬的浮雕正努力向繪畫空間發展，這對提高浮雕的表現力具有很深刻的意義。

提圖斯凱旋門上的浮雕為大理石浮雕，約創作於公元81年，現存於羅馬市內。這塊浮雕，表現提圖斯的軍隊正抬著從耶魯撒冷神廟裡繳獲的重要戰利品——黃金聖案、燭台和銀喇叭，興高采烈地走在象徵著羅馬的凱旋門前。浮雕布局和造型運用虛實相間的手法，創造出真實的空間感。由於著意表現人物的動勢，浮雕中的人物雖不多，卻給人以氣勢宏偉之感。

12世紀時，弗蘭吉帕尼（Frangipani）家族為控制羅馬，將古羅馬廣場旁的大斗獸場轉變為了一個堡壘，在毗鄰的帕拉廷山丘（Palatine）及古羅馬廣場上修建了許多軍事碉樓及軍營。提圖斯凱旋門兩翼也被拆除，在兩側建起了宮邸。人們還在門洞兩側打了很多大洞，放置橫樑，在門洞上部修建了一個類似傳達室的房間。提圖斯凱旋門由此成為了通向弗蘭吉帕尼家族城堡的一個城門式入口。凱旋門此後遭到了不斷破壞，很多部分佚失殆盡，只剩下了中央拱門，固定大理石外牆的青銅箍也不見了。

法國人撤離后，羅馬的首個主要修復工程就是提圖斯凱旋門。其實早在文藝復興 時期包括帕拉第奧(Andrea Palladio，1508-1580)在內的許多人都提出過它的重建方案。法國統治期間，為了實施卡匹托爾廣場規劃，弗蘭吉帕尼家族建在凱旋門東側並為之提供一些支撐的宮邸（當時已演變為了一個殘破的修道院）被拆除了，凱旋門的狀況由此變得更為糟糕。1817年，斯特恩（RaffaeleStern，1774-1820）、瓦拉迪埃（GiuseppeValadier，1762-1839）和康波雷西（GiuseppeCamporesi，1736-1822）組成了修復委員會，並由斯特恩負責修復。1818年，他任命了一個名為拉瓦基里尼（GiuseppeRavaglini）的工匠負責實施磚石修復部分。起初的想法是比較單純的加固式修復，用螺栓將散落構件重新固定歸位。但人們發現凱旋門破損嚴重，輪廓參差不齊，不可能將原構件簡單歸位，於是決定拆解拱頂，進行必要的加固后再重建起來，實際上採取吉索爾以前的建議：在加固的同時以簡化的形式進行補遺：“這將比那些不成形的支撐花費多不了多少，但其結果是將這個人們興趣所致的紀念性建築重新豎立起來。即使只是粗略的、整體的，它將依舊能給出尺度和比例的準確概念。”

到1818年10月，工程進展順利，此後因斯特恩病重，工程陷於停滯。斯特恩於1820年去世後由瓦拉迪埃接手了修復工程，並在1823年完成修復重建（圖4～6）。原始構件被仔細打上戳記后一塊塊拆解下來，在一個新建的磚制內核上重新組合歸位，並用石灰華新建了大量佚失部分。新的石灰華表面比原來的大理石略淺，既與原件不同，又保持了相對協調。新建部分雖復原了大致體量與形式，但省略了複雜的裝飾，淺浮雕或柱式上的凹槽，樸素無華，由此區分了新舊關係，不誤導觀察者。

瓦拉迪埃後來以經濟限制為修復中採用石灰華而不是大理石辯護。像先前的一些項目一樣，人們對此褒貶不一。維斯康提（FilippoAurelioVisconti）認為修復極其優雅，而司湯達則認為完整的原始古迹已沒有了，如今的只是個複製品。紅衣主教孔薩爾維（Consalvi）和帕卡（Pacca）在1822年11月就已對修復的邏輯基礎十分質疑。他們驚恐地發現“不是必要的保護，而是拆解后重建，現在這個建築可被稱為庇護凱旋門（ArchofPius），而不是提圖斯凱旋門了，工程也導致一些原件破裂，損壞了部分淺浮雕。”

費阿雖在正式場合表示並不贊同這種修復，但儘管他每天考察工地，他卻並未向上通報。瓦拉迪埃辯稱斯特恩所做工作已經太多，他只能繼續以前的路線。儘管有種種質疑與責難，但提圖斯凱旋門的修復為處理歷史性建築的現代原則奠定了某些基礎，直到今天仍常被作為參考的典範。

圖斯凱旋門的修復可謂是差異性完形最為典型且傑出的典範。它在某種意義上辨正否定了以前半個多世紀認為古迹完全不能修復、只能加固的矯枉過正式的保護理念。將一個殘缺嚴重的古迹修復到多少能夠一窺真顏的完整形式，有利於人們理解並欣賞古迹。它還應用了我國所謂的落架修復方式，為那些損毀嚴重、不拆解難以修復的古迹掃清了理念上的障礙，今天人們對於必要的落架修復已無異議。它在修復中首次大規模應用了與原件不同的材料及簡化的形式，和而不同，既明晰保存了原真性，又復原了“原貌”，不作偽地表明了修復事實，而以往的模仿式修復往往作偽式地混淆了史料。在如今的古迹修復中，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這種差異性完形的廣泛影響。

1832年卡特勒梅爾德昆西（Quatremèrede Quincy，類型學的鼻祖）在“詞典（Dictionnaire）”中定義“修復”時顯然受到了提圖斯凱旋門的影響。按其說法，修復首先意味著整修一個歷史性建築的工作，其次是對一個破敗的歷史建築的原貌進行圖解：“修復應能足夠將佚失部分整合為一個整體，（修復部分的）細部可不考慮，如此觀者就不會混淆古代部分和僅是為了完成整體形式而進行的修復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