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一統

西漢董仲舒提出的。

董仲舒提出這項建議並且被採納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從歷史上看，秦統一中國后，本應及時放棄戰時的法家思想，而採用有利於鞏固中央集權和社會安定的儒家思想，但秦始皇沒有這樣做，相反卻焚書坑儒，而終不能解決鞏固統一封建國家、建立穩定社會秩序的歷史任務。這一歷史教訓董仲舒是清楚的，因此他常用類似於“漢興循而未改”（《漢書·食貨志上》這種委婉言辭來提醒當世的統治者。

董仲舒的學說有一個特點，就是必從“天意”和《春秋》那裡找依據。他作為漢代儒家公羊學派的宗師，一生以治《春秋》為主業。他說“春秋，大義之所本也”（《春秋繁露·正貫》。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以為“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俞序》）。他的社會理想正是通過闡述《春秋》大義而得出的，它立足於現實卻又高於現實。雖然董仲舒社會理想的基礎是現實社會，但他從不盲目讚揚現行的社會制度，而總是以理想社會的標準來批評和要求改進現行制度。

董仲舒的社會理想是一個大一統的和諧安定社會。大一統是他所述《春秋》的根本含義。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漢書·董仲舒傳》。以下引此書只注篇名）他認為《春秋》最重“元”，“謂一元者，大始也。”（《玉英》）“元”就是大一統的開始，並且還認為“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系之元”（《重政》），因此他希望漢武帝是聖人，能成就建立封建大一統帝國的功業。大一統的根本特徵是思想的統一。董仲舒在他的賢良文學對策中，向漢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議，主張“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傳》）。漢武帝採納了這一建議，於是儒學便從此成為官學，上升到至尊的地位。

從現實情況來看，正如他自己所說：“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由於理論基礎不統一，這樣導致的結果是“是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如此社會怎能安定，政權怎能鞏固呢？因此治國之君必須掌握統一學說，使“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言，而法變可明，民之所從矣“（《董仲舒傳》）。

在表面上看來，法家是反對言論教化的，因其會使“其君惛於說，其官亂於言”（《商君書？農戰》）。但法家沒有預想到，如果言論一律，就可避免君臣亂、莫衷一是以及百姓不知所從的情況。可以說，法家以前以至與其同時的儒家看到了這一點，並作出一定努力，而董仲舒則最後將大功告成――實現了儒學獨尊的局面。

董仲舒深知，安定社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必須要有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這一理論基礎要統一。因此他選定儒學（而且唯有儒學）作為安邦定國的理論基礎。董仲舒從穩定社會秩序、鞏固封建國家政權出發，把握了時代的脈搏，適應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也順應了統治者的需要，從而奠定了封建大一統國家不可或缺的根基――思想統一。董仲舒的社會理想不獨為君，不獨為民，而是為天下的。在這種理想和諧的大一統社會中，統治階級施教化、守等級、行仁政，君民各得其所，和睦不爭，共處於一種和平安定的禮制狀態中。

所以說他提出的"春秋大一統"實質上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是迎合皇帝心理的，也是他推行儒家學說的一個表現。春秋時期百家爭鳴，文化繁榮，雖然戰亂頻繁，但是當時社會是向前發展的。不過按現在來看還不能說是大一統，因為當時諸侯兼并，整個國家從地區文化疆土和經濟來看，還不算實現完全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