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東抗日游擊第三支隊

抗戰初期，在山東膠東半島西部的掖縣（今萊州市）有一支抗日武裝，叫“膠東遊擊隊第三支隊”。

這是一支人員眾多、軍容整齊、裝備良好、戰績驕人的武裝，它不僅是抗戰初期膠東地區最大的一支抗日隊伍，在膠東抗戰史中具有重要的奠基意義；而且還被列入山東最早發起的十大抗日武裝，在山東抗戰史中也佔有重要的一席。

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0月，原掖縣縣委書記鄭耀南由青島回到掖縣組織領導抗戰。11月，共產黨員張加洛(時年18歲)受中共山東省委派遣到膠東，回到掖縣發動抗日武裝。為此，縣委在鄭耀南的主持下，於西由鎮溝東和諸馮兩村先後召開會議。會上，張加洛傳達了山東省委關於在敵後廣泛開展游擊戰創建抗日根據地的指示；經鄭耀南提議，縣委進行了改組，張加洛任縣委書記。會議還作出了重新登記黨員和槍支，整頓黨組織，在全縣成立6個區委，每個區委建立一支抗日武裝組織，恢復黨刊，加強抗日宣傳等一系列的決議。

會後，縣委各委員經過一個多月的廣泛發動，鄭耀南、郭欣農等在六區成立了“人民抗日義勇軍”；張加洛、吳幸之等在四區成立了“抗敵前進隊”；滕紹武、姜兢一等在三區成立了“戰地服務團”；李勛臣、鮑仙洲在後呂、嬰里村一帶成立了“抗日鋤奸隊”；王寅東、王候山等與毗鄰平度縣的喬天華、羅竹風取得聯繫，在掖縣九、十區和平(度)北成立了“掖平人民抗日救國會”。縣委委員王仁齋以隱蔽的身份和掖縣國民黨員趙森堂、孫會生、徐志皓等成立了“掖縣民眾抗敵前進隊”（簡稱“民抗”）。

12月，日軍沿津浦路南下，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軍韓復榘率部南逃，濟南失守。掖縣縣長劉國斌也逃回老家河南。

12月底，縣委張加洛、李勛臣等5人代表我黨領導的五個抗日武裝組織，在民抗代表趙森堂開辦的“勵新書店”與其進行聯合抗日談判，就統一全縣抗日武裝達成共識，同時組成了“掖縣民眾抗敵動員委員會”（簡稱“民動”）。民動領導機構分別由鄭耀南（軍事）、張加洛（政治）、李勛臣（組織）、李佐長（宣傳）、趙森堂（外交）5人組成。會後，鄭耀南、張加洛、趙森堂等又在三區上官李家村愛國人士李翔九家中進行磋商，就全縣各黨派、各階層聯合抗日達成了協議，形成了掖縣民眾抗日統一戰線。

1938年2月1日，日軍侵犯掖縣城，扶持地方治安維持會長劉子容當上了偽縣長。3月8日，掖縣縣委以鄭耀南為首指揮“民動”各股武裝四五百人槍，在掖城北3公里的玉皇頂舉行抗日武裝起義。至9日上午攻克縣城，推翻了偽政權，活捉了劉子容，成立了“膠東遊擊隊第三支隊”（簡稱“三支隊”，名稱是自擬，為造聲勢，其實並無一、二支隊）。鄭耀南任支隊長兼軍政委員會主席，王仁齋、張加洛先後任政治處主任，趙森堂任參謀長，周亞泉任支隊副。

支隊按舊制設立九大處，分別為政治處、參謀處、秘書處、軍需處、交際處、軍法處、副官處、鹽管處、軍醫處；支隊以下設十一個大隊，另有特務、鹽防、預備等大隊，每大隊有三個中隊；支隊部還設有偵察隊、通訊隊、警衛隊和司號隊。

我黨黨員被安插在主要大隊擔任骨幹。在三支隊成立的同時，還成立了膠東地區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權——掖縣縣政府，併兼顧各方利益，推選傾向我黨的國民黨左派人士張冠吾任縣長。

三支隊成立后，為了加強根據地建設，在鞏固新生民主政權和壯大抗日武裝上著力抓了兩方面工作。

一是財政經濟工作。

為保障軍需民生，成立了掖縣財經委員會，統籌全縣經濟，以鹽稅為主，月財政收入可達40萬元；整頓金融秩序，籌建了著名的“北海銀行”，該銀行於1948年12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與華北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併組建為中國人民銀行，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銀行的最大一塊奠基石（從合併時的資本金總值和資產總量而言）。

此外，還創辦了兵工廠和被服廠，兵工廠能自制槍支彈藥和小型迫擊炮，被服廠能染制軍裝和子彈袋，保證了部隊有良好的裝備和整齊的軍容。

二是宣傳發動工作。

三支隊成立後向全縣發布了一系列抗日宣傳布告，闡明了三支隊創建目的和政治主張；通過創辦機關報刊《抗戰日報》和《海濤》，印發《膠東三支隊抗日除奸宣傳大綱》，成立抗戰劇團等，廣泛地進行抗日宣傳，幫助民眾辯明時局形勢，堅定他們的抗戰信心；通過發動成立各救會組織，團結民眾一致抗戰，並在縣內迅速掀起了全民性的抗日救亡熱潮；通過舉辦了多期政工幹部訓練班和軍事幹部訓練班，為部隊建設和發展培養了一批軍政骨幹。

從3月9日到4月底，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三支隊很快發展為三千七八百人槍，成為當時膠東地區由我黨為主領導的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裝。

當時，膠東特委和其直接領導的“山東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簡稱“三軍”，有兩千七八百人槍）主要活動在膠東半島的東部（文登縣一帶）。

三支隊成立時，因受地理和土頑割據阻隔，未能與膠東特委取得聯繫。直至4月，膠東特委副書記呂志恆等碾轉到掖縣了解三支隊的情況，並給予了高度評價。

根據呂志恆的建議，三支隊在內部建立了特支，隸屬膠東特委，並為加強部隊的政治工作，把政治處改為政治部。這些舉措，有效地強化了我黨對這支武裝的領導。

與此同時，在青島北部平度縣以“國民黨第五戰區直屬十六支隊中將司令”自稱的國民黨頑固派張金銘，見三支隊發展很快，欲想吞併之，以便實現其擴充勢力獨霸膠東的目的。他利用多種關係，對三支隊領導人施以委任拉攏伎倆，但屢遭拒絕。

5月，他又給三支隊捏造了十大罪名，勾結招遠縣的焦盛卿、棲霞縣的秦毓堂、萊陽縣的劉東陽等膠東土頑近四千人的兵力，分四路向掖縣圍攻，並策反了三支隊的一個大隊。

在這緊急情況下，三支隊一邊發布《告三支隊武裝同志書》和《告全縣同胞書》，動員全體指戰員和全縣人民積極準備反擊；一邊派張加洛到黃縣膠東特委駐地，請求“三軍”和來此整訓的八路軍魯東抗日游擊隊第七支隊、八路軍魯東抗日游擊隊第八支隊（原防地在膠西濰坊一帶）增援。

經由各方領導臨時組成的“聯席會議”決定，三支隊、三軍和魯東八支隊組成“反頑聯軍”，由馬保三任總指揮。隨後，經過二十多天的艱苦戰鬥，終於擊敗了各股來犯之敵。在膠東抗戰初期由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第一次磨擦，以頑軍失敗而告終。此役，大振了我軍威風，鞏固了掖縣根據地，穩定了膠東抗戰局勢。6月中旬，張金銘派代表與我軍談判，表示願意聯合抗日。

反頑鬥爭勝利后，三支隊內部以國民黨黨員趙森堂、王文峰為首的右翼分子，愈加感覺到我黨在三支隊和全縣範圍內日益擴大的影響，妄圖借“七·七”抗戰一周年紀念日之機發動叛亂，篡奪三支隊和掖縣政府的領導權。

他們一邊暗地派人到魯南山東頑固派頭子秦啟榮處請委（秦任趙森堂為“國民黨第七梯隊司令”兼掖縣縣長）；一邊密派爪牙在萊陽縣刻制關防印信、印製委任狀。對趙森堂、王文峰等人的陰謀，三支隊特支早有提防，並已派人暗中探察情報。在掌握了大量罪證后，經周密安排，於7月4日果斷採取行動。先是以召開三支隊隊委會為名，將趙森堂、王文峰二人誘進會場，隨即由警衛隊將其繳械逮捕；然後組織力量分頭在城內外抓捕其同黨。

當天，支隊軍法處對他們進行了突擊審訊，在如山的鐵證面前，他們只好認罪。第二天趙、王等6名主犯和叛亂骨幹被處決。通過“七、四”平叛事件，摘除了三支隊肌體內的毒瘤，純潔了隊伍，從而也實現了我黨對這支武裝的絕對領導。

8月初，膠東特委派李耀文來三支隊任政委，特委書記王文、三軍主席林一山也先後來掖縣商談三軍與三支隊合編事宜。

在部隊合編問題上，按常理應根據部隊人槍多少和財力大小適當安排領導職數和確定職位。但由於當時的膠東特委領導帶有明顯的宗派思想，在合編后領導成員的安排上側重於三軍，三支隊竟無一人進入班子，這在三支隊內部引起了強烈反響。

對此，三支隊領導鄭耀南、張加洛等耐心地做說服教育工作，要求全體指戰員識大體、顧大局，以團結抗日為重。在他們的努力下，三支隊很快接受了合編。

8月12日，三支隊正式編為三軍六十二團和五十五團，成為三軍的中堅力量；原三軍各部編為三軍六十一團和六十三團（不足編）。六十二團由鄭耀南任團長，李耀文任政委，張加洛任政治部主任，李佐長任秘書長。

合編后，三支隊的《抗戰日報》社改編為膠東《大眾報》社；北海銀行、兵工廠、被服廠也都移交給三軍。這些，在很大程度上充實了三軍的整體力量。合編后，不僅使膠東地區兩支主要抗日武裝合為一體，而且還使膠東地區的東西兩塊主要根據地連成了一片，15日，在黃縣城以掖、黃、蓬（萊）三縣抗日民主政府為基礎成立了“膠東北海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由於掖縣根據地有著良好的武裝基礎、財政基礎和群眾基礎，合編后不久膠東特委和三軍總部機關全部遷至掖縣。從此，掖縣成為我膠東軍民的抗日中心。

9月，中共山東分局命令“三軍”改編為“八路軍山東遊擊第五支隊”（不久改稱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支隊”簡稱“五支隊”），並派高錦純任司令員、吳克華任政委。18日，三軍各部在掖縣沙河鎮借“九·一八”紀念日，舉行了隆重的改編大會，並集體鳴槍示儀。至此，我黨領導的膠東抗日武裝正式列入八路軍編製序列，這也是膠東地區八路軍的發端。

10月，駐青島日寇張宗援（日名大島穀倉，因曾在掖縣籍軍閥張宗昌部任顧問，自詡其乾弟）糾結土匪劉黑七（劉桂堂）、張步雲等北犯我膠東抗日中心根據地--掖縣，由原三支隊組建的五支隊六十二團奉命赴平度大青楊展開阻擊，並給日偽軍以重大殺傷，殲敵二百餘。此役，是膠東八路軍與日偽正規軍正面交戰第一役，在山東抗戰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11月，五支隊六十二團和六十四團合併為五支隊二十一旅，鄭耀南任旅長，李耀文任政委，張加洛任政治部主任，李佐長任秘書長。

1939年1月，在日偽軍的步步威逼下，二十一旅奉命撤出掖縣，開赴膠東腹地山區，堅持開展敵後游擊戰。是年3月，原三支隊主要領導人鄭耀南、張加洛、李佐長調離二十一旅，赴延安學習並向中央彙報工作①。

“膠東遊擊隊第三支隊”，儘管建置歷史僅有6個月，但卻有著眾多建樹：

它是抗戰初期，在膠東地區由掖縣黨組織獨立創建的一支較大的抗日武裝；

它正確地貫徹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全面抗戰思想，團結社會各界層的抗日力量，出色地創建了膠東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權；

它堅持黨領導武裝的方針，平息了異黨叛亂，使我黨牢牢地掌握著對這支武裝領導的主動權；

它有效的政治宣傳工作和在群眾中樹立起的崇高威信，為我黨領導膠東抗日提供了可靠的中心根據地；

它創辦的銀行、報社、兵工廠、被服廠，為膠東敵後根據地經濟建設和保障我軍需供應發揮了積極作用；

它從民族利益出發，顧全大局，服從合編，為抗戰初期膠東抗日武裝力量的整合和優化以及根據地的鞏固與擴大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