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伯超

吳伯超，中國重要的作曲家, 指揮家, 音樂教育家。1903年8月23日生於江蘇武進雪堰鎮。中學年代即隨劉天華學習民族樂器演奏。1922年人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繼續從師劉天華，與曹安王君儀、韓權華、蕭伯青同是劉天華的弟子學習琵琶與二胡。1927年畢業，先後任教於北京師範學校，上海國立音樂院1931年赴歐洲，在布魯塞爾夏羅瓦音樂學院及皇家音樂學院學習理論作曲與指揮。1936年學成回國，在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任教。抗戰期間，歷任廣西省藝術師資訓練班主任、勵志社管弦樂團指揮，中訓團音干班副主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音樂系主任、國立音樂院院長等職。

在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原校址在重慶白沙鎮新橋)任教期間,1942年3月29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紀念日那天，由白沙音樂教育促進會與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合作，借驢溪半島江津師範學校場地，舉辦了“中國音樂月萬人大合唱”。由盧前撰寫《白沙鎮歌》歌詞，吳伯超指揮，這是中國音樂史上第一次史無前例的萬人大合唱。

1949年1月27日, 乘太平輪去台灣為國立音樂院覓新址時, 不幸在浙江舟山群島與一艘載著2,700噸煤礦及木材的建元輪相撞, 隨船沉沒, 年僅45歲。

主要作品有合唱曲《中國人》、女聲合唱《暮色》、二胡曲《秋感》、民樂合奏《合樂四曲》等。《中國人》（侯伊佩詞），作於1940年。該曲於1942年獲教育部文學藝術的作曲獎，曾廣泛唱於西南大後方各地。

根據吳伯超創辦的“國立音樂院幼年班”學員芮文元所述：

太師母生下恩師后，因奶水不夠，一天喂他7個雞蛋。這成了日後師母嘻笑他的把柄，常說：“你是從小被雞蛋撐得長勿陀（長不高之意）的！”恩師兒時相當頑皮，常拿著棍棒和村童們搗來搗去，霸著個土丘或柴堆說是“皇帝坐江山”；有時碰傷了玩伴，太師公就得出面去道歉並給小孩療傷。而他一面玩一面還愛拼著嗓子使勁吼叫，結果就在兒時吼破了聲帶。一生嘶啞的嗓音，成了日後“國立音樂院”大學部那些學兄學姐們老愛稱他為“豆沙院長”的緣由；並由此而“株連”到他的女兒吳漪曼，她1947年考入“國立音樂院”本科后，竟也被同班同學（內有另一常州人吳祖強）毫不慈悲地起了個“小豆沙”的綽號。

小學訂親

恩師吳伯超與師母薛雅君的婚姻絕對屬父母包辦。兩家在雪堰橋鎮上只隔七八間門面，薛家也開了個南貨店，是小伯超去道南小學上學的必經之道。但兩家訂親后，本來是一道頑皮的玩伴，反再不好意思見面了。薛雅君在七八歲時有天睡在床上還沒醒，就被母親喊著說：“快起來吃喜糖，你已經定親了。”接著母親諄諄教導女兒說：“你已經有了人家，訂了親就是大人了，不要出門玩耍了……”從此薛雅君真的不敢出門，怕遇見“丈夫”，從此學刺繡，念私塾。而小伯超上學呢，從此也再不好意思從“岳父母”家門口走過，每天繞個大彎，從荒野的松林墳場轉到道南小學的後門，進學校。如此直到正式結婚那一天，倆人才又恢復見面。婚禮上朋友們擔心吳伯超的“個子”，特定做一雙墊有高後跟的皮鞋送他穿上。不過女兒吳漪曼長大后對此舉似不十分領情，強調說即使不穿那鞋，“父親畢竟比母親略高一二寸呢！”這對夫妻是真正的一見鍾情，一世深愛。抗戰期間在桂林，曾有親密好友來吳家吃酒，席間醉熏熏的客人好意勸吳納小，說：“伯超你只有這個女兒，你要……”吳伯超立即放下酒杯正色道：“女兒和兒子是一樣的。我們是患難夫妻，恩愛夫妻……來，來，來，喝酒！吃菜！……”恩師人品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13年後還清學費1926年吳伯超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北大音樂傳習所甲種師範科，次年被聘為上海“國立音樂院”鋼琴、二胡助教兼會計。他工作非常賣力，每天從早忙到深夜，常常只能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工作之餘，不廢研究，業益精進。因其出類拔萃，終獲庚款獎金，於1931年留學比利時專攻作曲與指揮。1935年學成回國，復任上海音專教授。在比利時留學期間，吳十分用功，為不使自己打瞌睡摔下，常用繩將自己捆在椅子上。后因受人陷害，僅以一年的獎學金苦讀了5年。最後一年實在撐不下去了，幸虧有位仁慈的馬老太太，見吳這般奮發苦讀，自願借給他最後階段的學費，並同意他在自己家中搭夥（每天一頓）。吳衷心感激，尊稱她老人家為乾媽。吳回國后因生病，又加戰亂，所欠乾媽學費直到1948年才陸續還清，為此心中一直惦念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