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

阿Q可算是破衣爛衫，並無蔽體之縷，他的棉被、氈帽、布衫早已抵押出去換了現錢；他有一雙用來做短工的臂膊和一副瘦骨伶仃的身軀。然而他的頭皮上，頗有幾處不知起於何時的癲瘡疤。

阿Q有一個奇特的精神勝利法，那就是“在假想中克敵制勝”，比如作品寫了他贏了許多錢，被人串通起來搶走了，而且自己還遭到毒打。阿Q是一個窮人，他需要這些錢，怎麼辦？說錢被兒子拿去了不行，罵自己是蟲豸不行，把自己當作老子也不行。阿Q畢竟是精神勝利法的常勝將軍，“他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的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熱刺剌的有些疼；打完之後便心平氣和起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也就彷彿覺得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阿Q自己打了自己之後，臉上雖然還有些熱辣辣的疼痛，但是因為打的是別人，於是便心滿意足地睡了。

阿Q的精神勝利法還有最惡劣的一招是“欺凌弱小藉以轉嫁痛苦”。這種精神勝利法突破了正常情況下精神勝利法的各種特徵，取得了行動上的實際勝利。當然，這種行動上的實際勝利是靠欺凌弱小而取得的。阿Q對小D、小尼姑都有過這種行為。當他罵“假洋鬼子”是“禿兒”被打了幾棍子后，剛好遇見小尼姑從對面走來，阿Q便把痛苦轉嫁到她的身上。他認為自己挨打是因為撞上了這個令人晦氣的小尼姑，於是便走上前去，“呸”地吐了一口唾沫，伸手去摸小尼姑的頭皮，說道：“禿兒，怏回去，和尚等著你……”當小尼姑反抗時，他更加興高采烈地說：“和尚動得我動不得？”在旁人的大笑聲中，阿Q精神上得到了十分的滿足。

“精神勝利法”是阿Q典型的性格特徵。小說中阿Q受盡欺壓凌辱反而自我安慰，自輕自賤。甚至在莫名其妙要被殺頭的情況下，他還以為自己是精神上的“勝利者”。

阿Q性格的另一個特徵是保守性。凡是不符合未庄習慣的他就嘲笑，比如三尺長、三寸寬的木凳，未庄人叫“長凳”，他也叫“長凳”，但城裡人卻叫“條凳”，他認為這是錯的，是可笑的。油煎大頭魚，未庄加上一寸長的蔥葉，城裡人卻加上切細的蔥絲，他也認為城裡人有病，不懂如何吃大頭魚。這顯然是小私有制農民狹隘的表現。

阿Q沒有固定的職業，只能給別人做短工。用著的時候別人會想起他，用不著的時候，幾乎不會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敢於鬥嘴的也只是和自己處於同一階層的沒有地位的小人物。他對吳媽的表白招來了一頓打罵和驅趕，甚至也遭到了身邊那些不自省的小人物的譏笑。同時生計問題也得不到滿足。儘管勤快能幹，吃食問題也得根據是否有地方做工，農閑等時候其則沒有生存下去的物質支持。在“革命”一節中，阿Q雖然感覺到有些威風，感到一絲存在感，可是第二天早上起來后，發現一切未變“他也仍然肚餓”，於是去尼姑庵偷吃的。最後糊裡糊塗的阿Q被送上刑場。

《阿Q正傳》中阿Q這個藝術形象，有兩個原始模型：一個叫謝阿桂，他住在紹必新台東面的戴家台門裡；還有一個是謝阿桂的弟弟叫阿有。據有關的回憶資料記載，在魯迅住過的舊台門裡，確有阿桂其人，雖說他以打短工為生，實在還是遊手好閒，有時靠做掮客或小偷弄點錢，辛亥革命時，阿桂確曾在街上走著嚷著：我們的時候來了，到了明天，我們錢也有了，老婆也有了……但阿桂並不舂米，專門給人舂米的是他的胞兄阿有，魯迅曾說阿Q的模特正在給人家搗米，可能就指他。但是，阿Q的很多事情又是從其他人身上取來的，如戀愛事件是從衍太太的侄兒桐少爺那裡來的；欺侮小尼姑，則是從一個秀才那裡取來改造而成的。

法國作家羅曼·羅蘭：“阿Q的可憐的形象將長久地留在人們的記憶里。”

中國作家茅盾：“我們不斷地在社會的各個方面遇見‘阿Q相’的人物：我們有時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上也免不了帶著一些‘阿Q相’的分子。……我又覺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國民族所特具，似人類的普通弱點的一種。”

中國作家鄭振鐸：“這個阿Q，許多人都以為就是中國人的縮影；還有許多人，頗以為自己也多少的具有阿Q的氣質。”

中國傳記作家許壽裳：“魯迅提煉了中國民族傳統中的病態方面，創造出這個阿Q典型。阿Q的劣性，彷彿就代表國民性的若干面，俱足以使人反省。魯迅對於阿Q的劣性如‘精神勝利法’等等，固然寄以憎惡，然而對於另外那些阿Q如趙太爺之流，更加滿懷敵意，毫不寬恕。他利用了阿Q以詛咒舊社會，利用了阿Q以襯托士大夫中的阿Q，而回頭看一向被趙太爺之流殘害榨取，以至赤貧如洗，無復人形的阿Q本身，反而起了同情。”

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林興宅：“質樸愚昧又狡黯圓滑，率真任性又正統衛道，自尊自大又自輕自賤，爭強好勝又忍辱屈從，狹隘保守又盲目趨時，排斥異端又嚮往革命，憎惡權勢又趨炎附勢，蠻橫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滿現狀又安於現狀。”

廈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陳夢韶：“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忠誠的勞動者；不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偷竊的無賴。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具有‘人類性’的孤獨者；不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猥褻的東西。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人間冤屈的無告者；不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該死的亂臣賊子。”“阿Q是無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所以他始終不能不做個忠誠的勞動者，不能不做個徒具有‘人類性’的孤獨者，甚至不能不做個人間冤屈的無告者。又因為阿Q是無智識階級的代表人物，所以他以為作事與其‘諱莫如深’也，寧坦然把曾經做過偷盜的幫手告人；戀愛與其用手段誘惑而後得著女人之心也，寧挺然長跪示伊以一片真誠的赤心；在法庭對讞與恃口強辯而希望倖免於禍也，寧緘口俯順就死地而沒有作聲的羔羊。”

清華大學中文系與歷史系教授汪暉：魯迅對辛亥革命的描繪是對國民性變化的客觀契機的探索，而阿Q的社會身份也表示國民性不是抽象的總體，而是依託在各不相同的社會身份及其關係之上的。辛亥革命提供了阿Q轉向革命的契機，但未能促發他的內部抗爭或掙扎。因此，“革命”只是作為偶然的或未經掙扎的本能的瞬間存在於阿Q的生命之中。沒有掙扎，意味著沒有產生主體的意志；但寫出了這一沒有掙扎的瞬間的魯迅，卻顯示了強烈的意志——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其實也正是力圖將阿Q的本能的瞬間上升為意志的表達——它無法在阿Q的革命中獲得表達，而只能在對這場革命的反思中展現自身，而阿Q正是檢驗這場革命的試紙。因此，魯迅不但用革命審判了阿Q，而且也用阿Q審判了革命，而使得這一雙重審判的視野得以發生的，就是“彷彿思想里有鬼似的”那句話中的“鬼”本範疇和相關的邏輯：阿Q是一個自在的農民，缺乏自覺的階級意識，而這也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弱點——一個缺乏無產階級領導、從而也無從達到全面的階級自覺的革命。因此，也正像許多的啟蒙主義者一樣，馬克思主義者希望從阿Q的身上發現“意識”。他們共同地相信：阿Q——正如整個中國一樣——需要一個從自在到自為、從本能到意識、從個人的盲動到從屬於某個政治集團的政治行動的過程。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陳涌：阿Q在土谷祠里對於革命的熱情的幻想，是魯迅對於剛剛覺醒的農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現。在這裡，在農民的質樸的幼稚的形式下，在仍然錯綜著各種落後的朦朧的觀念的狀態下，看出了在阿Q身上發生了本質上是農民革命的思想，因為它雖然混雜著農民的原始的報復性，但他終究認識了革命是暴力，是暴力對於農村的統治；因為他毫不猶豫的要把地主階級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因為他的行動的實際結果是破壞統治了農民幾千年的地主階級的秩序和“尊嚴”，這一切都是和封建傳統的觀念絕不相容的，只有深受壓迫的苦痛，已經覺醒和正在覺醒的農民才可能產生這樣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