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中心論

由於對於“歐洲中心論"並沒有一個廣為接受的定義，相關研究和評論在這一問題上顯示出紛繁混亂的局面。實際上，對於"歐洲中心論"存在著兩種頗為對立的理解：一種強調的是歷史發展的普遍性，另一種強調的則是歷史發展的特殊性。

發生於十八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是催生歐洲中心論的溫床。工業革命揭開了歐洲資本化道路的序幕。隨著西歐各國的逐漸興起，大規模的海外殖民擴張於焉展開。十九世紀時，歐洲已憑藉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強大的軍事力量奠定了自己的霸權地位，對各殖民地的資源掠奪也慢慢變成了全面性的佔領。將世界踩在腳下的歐洲，認為這種擴張的成功是因為自己的文明優越性所致，而造成這種優劣差異的基礎在於人種的不同。就是基於這種民族優越感，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觀逐漸成形。這種史觀的主要論述是把西歐的歷史進程作為標桿，並認為世界各個不同民族和國家，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必須經歷與遵循這個模式。儘管這種歷史規律，後來被抨擊的體無完膚，但是在那個時代，這種主張的確在人類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各個思想領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約莫同時，達爾文的物競天擇觀點也在科學界掀起了物種進化的爭論。因此，十九世紀的歐洲思想家們紛紛從不同的角度闡述自己對世界歷史和文明進程的看法，為歐洲中心論的思想體系提供了多層面的立論基礎。

當時，許多西方學者認為文化差異是造成歐洲與非歐地區發展（進化）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文化差異來自於人種的差異，所以非歐地區的落後是命定的，是不可逆的，因為人種的優劣是無法改變的。在這種優越感的作祟下，對非歐地區的輕視與嘲笑就成為正常且可以理解的。例如：1824年，美國詩人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就在他的筆記中寫道：“中華帝國所享有的聲譽是木乃伊的聲譽；把世界上最醜惡的形貌一絲不變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國，那令人敬仰的單調，那古老的痴獃，在各國群集的會議上，所能說的最多只是：我揉制了茶葉。”（柯文/著，林同奇/譯，1989）這段陳述清晰地反映出一個歐洲中心論者的傲慢；但是也突顯了他的無知，因為揉制茶葉的技術正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發明。

西方人認為文字體系的發展必須經由表意文字、到音節文字、再到字母文字的階段。

“文字發展三段論（形意文字→意音文字→拼音文字）”、“語言發展三段論（孤立語→粘著語→屈折語）”這套單一起源、單線發展的文字進化理論主宰了西方學術界。歐洲中心論者把歐洲之拉丁文字遂理所當然地被視為是先進的、科學的，而其他文字之地區更都是被視為落後地域。例如周有光《世界文字發展史》把文字史分為三期∶一為原始文字，二為古典文字，三為字母文字。原始文字為刻符、岩畫、文字畫、圖畫文字。古典文字是蘇美爾楔形文字、埃及聖書、中國文字、瑪雅文字等。屬於表音表意的文字。字母文字則不用解釋，他根本沒談印度、阿拉伯，直接說它創於地中海腓尼基人，其後傳入希臘，“開創了人類文字歷史的新時期”。因此他又得出一個規律∶“從意音文字向音節文字發展的規律”，據他看是人類都相同的。

文字改革者認為∶“漢字能夠改革的根本原因，是文字的本質屬性∶工具性”，工具既可借用或創造，當然也可以改革。如果漢字這種工具不方便、不好用，自然就需更換。最早提倡拉丁化的朱文熊《江蘇新字母》（1906）就說∶用官話字母或切音符號都不好，“不如採用世界通行之字母”（自序）。他所說的世界通行之字母，就是拉丁字母。1931年瞿秋白等人在海參威舉行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瞿秋白〈中國拉丁化的字母〉基礎上，通過了〈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與規則〉方案，明確主張∶“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

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一書就帶有濃厚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他稱希臘、義大利為“世界歷史的舞台”,“世界精神”的“故鄉”，地中海是“世界歷史的中心”。沒有地中海，“世界歷史便無從設想了”。在誇大歐洲歷史地位的同時,他認為世界其它地區各民族始終是靜止的,處於世界歷史的局外，屬於“非歷史民族”。在世界史領域內,當時西方的學者們心安理得地把歐洲史與世界史等同起嚴，將歐洲以外的廣大地區排除在世界史研究的範圍之外。法國哲學家孔德直言不諱地主張:“我們的歷史研究幾乎只應該以人類的精華或先鋒隊(包括白色種族的大部分,即歐洲諸民族)為對象,而為了研究得更精確,特別是近代部分,甚至只應該以西歐各國人民為限。”德國著名史學家朗克在《論近代史的諸時期》一書中認為實質上一切都基於歐洲史。他斷言:“有些民族完全沒有能力談文化”,“人類的思想僅僅歷史地體現於偉大的民族中”。他撰寫的八卷本《世界史》就是這種歐洲中心主義指導思想的產物，實際上是一部歐洲史。

著名的《劍橋古代史》(1924-1939年出版)、《劍橋中世紀史》(1924-1936年出版)、《劍橋近代史》(1907-1918年出版)、海斯等編著的《世界史》、《近代史》等，仍然堅持歐洲中心主義的傳統觀念。從結構上看，劍橋三史用絕大部分篇幅重點敘述歐洲地區的歷史，對其他各洲的歷史則大刀闊斧地刪削,置於可有可無的地位。以《劍橋近代史》為例，作者宣稱該書是一部“世界近代史”，內容是敘述“十五世紀以來歐洲及其諸殖民地的通史”。這清楚地說明，在他們心目中，歐洲近代史就是世界近代史，其他地區的歷史只是作為歐洲史的附庸，作為歐洲殖民擴張的歷史而存在。在海斯等編寫的《世界史》和《近代史》中，充斥著不加掩飾的歐洲中心主義觀點。作者公然宣稱:“從伯利克里和愷撒的時代直到現在,歷史偉大戲劇中的主角，都是由歐洲的白種人擔任的。”他們還污衊黃種人“不求進步”，黑種人“愚昧無知”，把西方資產階級對亞非拉美廣大地區赤裸裸的侵略行徑說成是“引導千百萬非歐洲人走上歐洲文明和進步的道路”，是“白種人的包袱”。

社會科學在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發展中，都是以西方經驗為重心的。在伊曼紐·華勒斯坦對社會科學起源的描述中，認為社會科學是現代世界體系的產物，而歐洲中心主義又是構成這一現代世界的文化地理因素。西方中心主義與社會學傳統的關係有兩種。其一是以西方經驗和事實發展出來的理論學說，被認為具有普遍主義的解釋力，可以應用到對一切社會的考察中;其二則具備更深層次的含義，這些傳統的確立，背後蘊含了對非西方闡釋與持續建構的內容。以歐洲經驗為根源的社會學，對歐洲和全球進行言說，所生產的社會學知識背後，蘊含了普遍主義的解釋原則。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提出的亞細亞人比歐羅巴人更具奴隸性,他們忍受專制統治而無怨，已經有了西方中心與優越的萌芽。西方學者建構東方專制主義的觀念，認為從希臘古風時代以來，西方就逐步形成了民主、自由、個人主義的傳統。與之對應的非西方世界則延續了古代的王權制度形成了專制主義的傳統，君王暴戾恣睢，人們生活在殘暴的統治之下，暗無天日。這顯然是西方人為抵抗或征服東方而建構的意識形態。

美國學者布勞特特別指出八位大名鼎鼎的歐洲中心論者。這些歐洲中心論者在他們的作品中，論證了在現代文明的創造過程中歐洲的中心地位和歐洲文化的優越性。這八位歐洲中心論者包括：以《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58年)聞名於世的文化決定論者馬克斯·韋伯；在《中世紀的技術和社會變化》(1962年)中宣揚歐洲人擁有舉世無雙的發明才智和偉大科技才華的小林恩·懷特；在多篇論文中抨擊依附理論和拒不接受歐洲帝國主義對當今欠發達所造成傷害的指責的羅伯特·布倫納；《歐洲的奇迹：歐亞歷史中的環境、經濟及地緣政治》(1981年)的作者：埃里克·瓊斯；《國富國窮》(1998年)的作者戴維·蘭德斯；《權力與自由》(1985年)的作者約翰·霍爾；《社會權力的來源》(第1、2卷分別在1986、1993年出版)的作者邁克爾·曼；以及《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1997年)的作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賈雷德·戴蒙德。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歐洲中心論的標桿學者之一，認為世界歷史雖然以東方為起點，但歷史運動的終點則在歐洲，特別是落在普魯士的君主立憲制度之中。他真正的歷史興趣始終落在歐洲，東方社會對他來說，僅僅是世界歷史發展的插曲和陪襯。

他在《歷史哲學》中宣稱，世界歷史雖然開始於亞洲，但是“舊世界的中央和終極”卻是歐洲；而歐洲的“中心”，“主要的各國是法蘭西、德意志和英格蘭”。他把中國和印度說成是沒有生氣而停滯和缺乏內在動力的國家：中國有“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中國和印度可以說還在世界歷史的局外，而只是預期著、等待著若干因素的結合，然後才能夠得到活潑生動的進步”。黑格爾的上述觀點在西方學術界有很大影響。有些學者（包括馬克思）雖然並不同意他把東方國家看成是“還在世界歷史的局外”，但多少接受了東方社會長期停滯的觀點。

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則無視歐洲以外地區的存在，單純地將歐洲的歷史發展過程視為全球歷史發展的主體。他認為世界的發展是以歐洲為主體的；拉丁民族和條頓民族是這個主體的二個主角；而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基本上就是這二個民族相互鬥爭與融合的過程。由於武斷地認為世界歷史的演進與這二個民族的發展進程相一致，蘭克更直言：“印度和中國根本就沒有歷史，只有自然史；所以世界歷史就是西方的歷史。”

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則認為：“我們的歷史研究幾乎只應該以人類的精華或先鋒隊(包括白色種族的大部分，即歐洲諸民族)為對象；為了研究的更精確，特別是近代部分，甚至只應該以西歐各國人民為限”。孔德對於非歐人種的排除，明確地彰顯出歐洲中心論的霸權心態。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24-1920)，被稱為“最精心致力於歐洲中心論的集大成者”，更宣稱資本主義是歐洲的特產，並且認為中國、印度等東方國家不存在產生資本主義的條件。

韋伯寫了許多專著來宣揚歐洲的獨特性，諸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就把“歐洲中心論”的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他不僅認為“理性的”資本主義的企業和制度只有在新教倫理的西方國家才能產生，而且“一系列具有普遍意義和普遍價值”的文化現象都只有在西方才顯現出來。甚至“國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個擁有理性的成文憲法和理性制定的法律、並具有一個受理性的規章法律所約束、由訓練有素的行政人員所管理的政府這樣一種政治聯合體而言，那麼具備所有這些基本性質的國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儘管用所有其他的方式也可以組成國家”。“理性”本來是一個多義性和多層次的文明概念，它的內涵是隨著社會進步而不斷得到豐富和提升的。韋伯把它當做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品，完全是一種反歷史主義的文化偏見。

此後，歐洲至上的觀念逐漸普及，並成為全球主要思潮。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在1824年（那時他21歲，還沒有發表處女詩作，直到1836年他才擁有所謂“詩人”這個身份）曾經對中國進行了卑劣的污衊和攻擊。他寫道：“中華帝國所享有的聲譽正是木乃伊的聲譽，它把世界上最醜惡的形貌一絲不變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國，她那令人敬仰的聲調！她那古老的獃痴！在各國群集的會議上，她所能說得最多只是——'我釀造了茶葉'。”

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等人批判歐洲中心論，他說：“無論自覺與否，我們大家都是這種完全以歐洲為中心的社會科學和歷史學的信徒。”他批評西方一些學者認為“在某些關鍵性的歷史、經濟、社會、政治、意識形態或文化領域裡，世界其他地區與西方相比是有欠缺的。他們宣稱，正是由於'西方'擁有所謂在'其他地區'欠缺的東西，才使得'我們'擁有了一種主動內生的發展優勢，然後作為'白人身負'的'文明開化使命'，'我們'把這種發展優勢向外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這段批評是切中“歐洲中心論”肯綮的。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認為歷史研究的單位應該是社會而不是國家。根據他的觀察，世界歷史上先後出現過20多個文明。湯因比激烈抨擊了西方“種族主義宣傳家們”鼓吹的“歐洲中心論”。

他在他的巨著《歷史研究》中說道：“因為我們西方社會在過去四百年裡擴張到了全世界，因此近代西方人的心裡也就強調了甚至過分強調了歷史中的種族因素。這種擴張使西方人接觸到了（常常是不友好的接觸）在文化上和體態上同他們迥然不同的人民。這種接觸的結果很自然地產生了優越和次劣生物類型的概念。”湯因比還對“文明的統一”的錯誤概念進行了批判。他指出儘管西方文明可以“用它的經濟制度之網籠罩了全世界”，可以“在這樣一種以西方為基礎的經濟統一之後又來了一個以西方為基礎的政治統一”，但是在文化方面西方國家不可能把世界“西方化”。湯因比並且分析了西方“歷史統一論”的三種錯覺：“自我中心的錯覺，'東方不變論'的錯覺以及說進步是沿著一根直線發展的錯覺”。

應該說，湯因比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是比較深刻的。原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巴勒克拉夫曾說過，由於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對“歐洲中心論”進行了猛烈批判，才使得他名滿天下。但巴勒克拉夫也指出，其實湯因比的歷史觀並沒有完全擺脫“歐洲中心論”的偏見，譬如他認為“英國人的議會政府這種政治發展，為英國人後來發明的工業制度提供了順利的社會條件”；“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全世界人都熱烈地希望穿上一件議會制度的政治外衣”。“俄羅斯的共產主義運動是以西方面貌假象出現的一種‘狂熱’教派的運動”，“當年不情願西方化的俄羅斯本來由於反對西方才採取西方的革命運動方式，而現在這種運動卻變成了俄羅斯西方化的真正有力的武器，它的效果比西方社會信條中原有的任何辦法都更有效。”把共產主義運動看成是西方化與反西方化文明衝突的產物，這不也正是“歐洲中心論”一種改頭換面的思維邏輯嗎?

從以上的各種論述，可以清楚地理解歐洲中心論者認為文明的意義與價值都必須由歐洲界定，因為只有歐洲的發展是既具有獨特性，又具有普世性。這種以歐洲為標桿的發展觀，雖然明顯地暴露出忽視其他文明的謬誤，但是卻為歐洲的全球政治與經濟擴張建立了合理性，因此在當時的歐洲廣為接受與支持，並且後來成為納粹德國建立“雅利安神話”的根據，及日本借用為推動其“大東亞共榮圈”的立論基礎。

這種狹隘的種族優越論當然是經不住考驗的。除了二戰後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學術界也逐漸對於這種以歐洲為尊的思維開始反思，且這種反思一直延續至今。除了柯文呼籲以中國觀點來研究中國之外，羅伯特·馬克思（Robert B.Max，2006）則企圖從全球的與生態的視角，對現代世界的起源進行非歐洲中心論的闡釋。羅伯特認為，歐洲中心論是不同於一般種族主義的。純粹的種族主義論者至少承認世界是由許多不同民族和文化所構成的，他們所思考的只不過是如何讓自己的種族發展的比其他的種族更好而已。但是，歐洲中心論者所主張的是把歐洲視為世界歷史的主動創造者，是世界歷史的本源，因此只有歐洲能夠發出行動，世界其他地區只能做出反應。換言之，歐洲是能動的，世界其他地區都是被動的，所以只有歐洲具備創造歷史的能力，世界其他地區在與歐洲接觸前，是沒有自己的歷史與文化的。在這個基礎上，歐洲中心論者認為世界是以歐洲為中心而發展起來的，而其他地區都只是其外圍。

這種透過貶抑其他人種來強調自我優越性的價值觀當然是無法站穩腳跟的。就以西方自詡的“現代化模式”（Modernization）為例，片面地認為任何國家都可以透過工業化的手段來提高經濟能力，而經濟的果實會因為經濟活動的頻繁而自動“下滴”（Trickle Down）到社會各個層面，最後帶動各種政治、文化與社會的全面性發展。這種線型邏輯的發展模式，早就因為忽視了世界的多元本質及各人種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被攻擊的體無完膚（謝立中，2002）。再從今日世界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來看，歐洲發展觀的缺憾更是顯露無遺。首先，工業化引起的溫室效應、空氣污染、水資源匱乏、氣候不穩定與資源爭奪等現象，正是帶來今日世界各種危機的主要根源。其次，資本主義，這個歐洲發展觀所強調的另一項卓越思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遑多讓。無限制的槓桿運用及個人慾望的刺激，不但在1929年帶來了“經濟大蕭條”(迪克遜·麥克特/著，秦偉安/譯，2008)，更在二十一世紀初引發了席捲全球的“次貸風潮”及“金融海嘯”，結果是“西方夢”的破碎及全球對於未來不確定的惶恐。即便是歐洲價值觀中最強調的民主生活方式，在全球的擴展也並非盡如預期。尤有甚者，在各種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的衝擊下，民主制度反而成為引發各種宗教、種族、政治與社會衝突的理由。據此，可以體會歐洲中心論的各種主張即便不是全無價值，也對人類的文明做出過些許貢獻，但是要將其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發展模式，且武斷地認為以歐洲中心論為核心的史觀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卻是個不合現實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