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成本

社會成本的重要意義在於，它能反映整個社會中的各個機構平均勞動耗費量的耗費水平。從宏觀上了解一定時期花費了多少勞動，創造了多少產品，其社會價值如何。同時，作為產品價格制定的依據，一般只能是社會平均成本，而不可能是個別企業的產品成本。社會成本的分擔與補償的目的是促進社會公平。社會成本的計算社會成本是產品生產的私人成本和生產的外部性給社會帶來的額外成本之和。

計算部門或整個社會的社會平均成本，一般採用統計的方法，把企業的產品成本逐級匯總，然後形成社會平均成本。但一般社會平均成本往往更多的是指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理論概念，很難直接計算。但在社會主義國家，如政府對企業成本有一定的管理和控制權的話，那便使直接計算這種成本成為可能。

明確社會平均成本可以為了解整個社會和掌握本企業的成本管理水平提供了依據。我們可以將本企業的實際成本與部門和社會的平均成本進行比較，找出差距，並能看企業的成本水平是否符合社會的經濟效益要求，或者對其更好。

教育的社會成本

教育成本是指學生在學校接受教育期間支付的直接與間接教育費用。我國教育成本的主要分擔者是政府和消費者個人。雖然政府對基礎教育的投資在不斷增加，但投資總量不足以使學生的費用下降。另外，財政教育投資結構也不盡合理，城市的教育投資遠遠高於農村，致使教育成本在城鄉之間的分擔比例極不合理。教育投資不僅關係到受教育者個人的未來發展，更關係到一個國家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低收入居民一旦放棄接受教育，就會大大降低我國人力資本的儲備水平，從而使我國在國際競爭中付出更大的代價。因此，政府在教育投資方面更應有所作為。

醫療衛生的社會成本

醫療供給和教育供給一樣有相當大的城鄉差距。一方面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制度為城市的政府僱員、退伍軍人、教育工作者、大學生和國有企業的職工提供了較好的醫療服務，他們分擔的成本較少；另一方面我國大部分的醫療衛生資源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廣大的農民由於醫療條件低下、沒有醫療費用分擔渠道，就醫的私人成本很高。這種成本分擔的不合理顯然是造成居民貧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是引發社會矛盾、影響社會公平的重要因素。

環境的社會成本

環境成本的不公平轉移。環境資源是一種特殊的生產要素，是“在一定時間和技術條件下，能夠產生經濟價值、提高人類當前和未來福利的自然環境因素的總稱”。環境作為一種公共資源，長期以來未能引起經濟學界足夠的重視。環境問題的實質，是私人品的生產對公共資源的無償掠奪和肆意破壞。私人品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按照清晰的產權思路進行的，每一環節都是按照等價交換原則展開的。為了追求高的利潤水平，廠商不加凈化處理就地排污，對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對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嚴重威脅。廠商的環境成本無條件地轉嫁到了所有的社會成員身上，顯然這是一種不合理的社會成本分擔。

國企改革的社會成本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有企業逐漸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實體轉變，但國有企業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帶來新的社會成本，如企業在實施減員增效后的下崗職工安置和離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障等。因此，下一步的國有企業改革一方面要提高效率，最大限度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另一方面要在降低國有企業社會成本的同時，避免產生新的社會成本。

概述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架構已經形成。與此同時，我們也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付出了不小的社會成本，今後還將繼續付出這種成本。不僅如此，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取決於我們能否正確認識並有效解決改革成本問題。

經濟轉軌過程中社會成本的必然性

經濟轉軌意味著企業制度的根本變革，即從傳統國有企業變為產權明晰、機制靈活、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現代公司。在這一過程中，原國有企業的大量冗員和過重的社會福利負擔必須從企業中剝離出來，否則，改革后的企業仍無法獲得平等的競爭條件，也無法參與市場競爭。不僅如此，許多經營不善、資不抵債、長期虧損、扭虧無望的企業還會依法破產。但是，國有企業剝離過重的福利負擔，必須依賴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制度。然而，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社會福利制度與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國家福利制度完全不同，本身也處於改革和形成之中，不可能是完善的。於是，社會福利制度改革與國有企業制度改革交織在一起，使一部分社會成員的社會保障問題變得相當尖銳，從而嚴重影響這部分社會成員的利益，並引起他們對改革政策的抵觸，造成較大的經濟轉軌成本。

經濟轉軌意味著打破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的分配機制，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激勵機制和分配製度，從而使人們所得與其能力相一致，以激勵人積極地勞動和工作。市場經濟的分配原則是對平均主義原則的否定，必然造成社會成員之間收入上的差別。但如果這種差異過大，或者收入差異的形成並非由於誠實勞動所致，而是由權勢地位、人為政策甚至違法犯罪等因素造成的，那麼，社會成員對分配不公和貧富差異問題就會更加敏感，就會產生抵制改革的消極因素。這個問題若不及時妥善解決，會極大影響公眾對轉軌過程的認同與支持，進而形成轉軌成本。

經濟轉軌意味著資源配置方式和國家作用的轉變。市場經濟要求由市場機制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角，由經濟主體自行決定生產、投資、消費等活動。與計劃經濟比較，市場經濟中國家的作用方式大大改變了，從資源的直接控制者和壟斷者變為資源配置的間接參與者和調節者。這種轉變也意味著許多國家機構及其成員要失去以往的權力和利益。在這種權力轉換和重新配置過程中，也可能發生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等對權力的濫用現象。因此，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如何使壟斷權力和壟斷利益的社會化、市場化過程阻力最小，同時又兼顧社會公平和社會利益，也是影響經濟轉軌成本的重要因素。

經濟轉軌的社會成本及其主要表現

大規模下崗失業經濟轉軌型失業問題與國有企業改革問題是一個問題的兩面。由於傳統國有企業大多人員過剩，在企業破產、兼并、改制過程中，必然會有許多人從企業分離出去，造成大規模失業下崗的問題。而當失業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又缺乏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來緩解矛盾時，失業問題就會引起社會的動蕩和危機，如俄羅斯和某些東歐國家曾經發生的那樣。在經濟轉軌過程中，職工下崗失業問題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以及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外資進入的衝擊而更加突出。同時，由於我國整個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尚無法為失業人員提供普遍的高水平的社會保障。這就使得就業問題在中國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關係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

分配不公與社會的貧富分化　應該承認，伴隨經濟轉軌而發生的財富與收入分配不平衡和社會的貧富差異都包含著合理的成分。但是，就經濟轉軌國家的實際情況來說，目前我國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衡已超出了合理範圍，使其成為經濟轉軌的一個消極因素和不良後果。

這主要是指：

①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幅度過大，如衡量收入不平等狀況的基尼係數在我國達到40%；

②收入和財富差異的形成相當部分不是依靠合法收入，而是依靠非法所得或者變相非法所得；

③社會缺乏對經濟活動造成的財富與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矯正機制，包括稅收制度、轉移支付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

國有資產流失與非法私有化　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由於對產權改革缺乏社會監督與制約，將公共選擇過程變為了不平等的市場交易過程，致使一些官員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借改革損公肥私、非法侵吞國有資產，造成大量國有資產以產權改革的名義被非法變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實際上，社會貧富巨大差距的形成和分配問題的尖銳，很大程度上也是與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的國有資產流失、被非法侵吞分不開的。另一方面，國有企業職工在改革后的生存、發展以及社會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賴他們以前創造的這些國有資產。國有企業資產的流失，使一小部分人暴富，大多數人受損。

社會利益的多元化與集團利益差異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利益多元化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社會群體（集團）利益的差異，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不同社會群體利益的差異和矛盾嚴重到足以危及社會穩定或者引起社會普遍關注的程度，就會反過來損害整個社會利益。在經濟轉軌過程中，由於不同群體在分享改革收益和承受轉軌損失中的地位不同、處境不同，人們對改革的看法和利益取向就會發生差異，社會群體間的關係就會趨於緊張和不安。同時，由於某些社會腐敗現象、以權謀私現象的存在，社會價值觀念多元化，社會群體間利益分歧的趨勢加劇。

降低經濟轉軌的社會成本

要將經濟轉軌成本的影響控制在一定限度內，不外乎有兩種選擇：一是絕對降低改革成本，二是提高社會對成本的承受力。我們先來分析如何降低改革成本的問題。

（1）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我國制定改革政策的基本原則。

（2）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政府的經濟職能特別是投資職能趨於弱化。

（3）讓廣大群眾充分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如果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改革過程使一部分人受益，改革成本卻主要由另一部分人承擔，那麼，受損者對成本的承受力就會非常脆弱，社會將出現明顯的分化，形成雙重價值取向和雙重社會結構。

（4）讓社會公眾積極參與改革政策的制定與選擇過程。改革過程密切關係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讓廣大公眾參與改革政策選擇，參與利益再分配決策，必將提高社會對改革政策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