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金斯基

維金斯基（1893—1953），又名吳庭康魏琴，俄羅斯人，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派遠東局長。1920年3月，維金斯基來到中國，李大釗在北京會見維金斯基，同他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

1893年生，1913年由俄國移居美國，在美國和加拿大當過學生和工人。1918年，他回俄國后，參加俄國布爾什維克黨，1919年以後在共產國際工作，後任共產國際遠東局長。1920年秋，共產國際遠東局派維金斯基以共產國際代表或使者身份到中國。8月，陳獨秀等在上海已建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正準備籌建中國共產黨。維金斯基到上海后，立即與陳獨秀會談組建中國共產黨等問題。陳獨秀欣然表示同意。

9月30日，經陳獨秀介紹，孫中山在上海會見了維金斯基。這是孫中山第一次見到的外國共產黨人，也是孫中山第一次會見的共產國際的代表。孫中山向維金斯基介紹了中國革命鬥爭概況，表明支持新成立的俄羅斯蘇維埃政府，並建議俄羅斯政府支援中國的革命事業，還了解俄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維金斯基表明俄羅斯蘇維埃政府支持中國革命鬥爭，並介紹了俄國革命與建設情況。

孫中山會見維金斯基后，維金斯基離上海到北京。1921年1月，維金斯基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會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領導人李大釗等，建議中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選派代表，召開大會，成立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隨後，維金斯基返俄國，向共產國際俄羅斯報告了中國情況。後來，共產國際派馬林到中國，接替維金斯基的工作。維金斯基則留在共產國際工作。

1925年3月12日，中國國民黨總理大元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15日，維金斯基在蘇聯俄羅斯《真理報》上公開發表了《我與孫中山的會見》一文，說：1920年9月30日“孫中山在自己的書房裡接見了我們。……孫中山沒有搞那套中國的習慣性禮節，他立即請我們在桌子后坐下，接著便開始詢問關於俄國和俄國革命的情況。”維金斯基對孫中山提出的每一個問題，作了介紹。孫中山“對一個問題極感興趣，那就是：如何將剛剛從盤踞廣州的反動桂軍手裡解放出來的華南鬥爭與遙遠的俄國鬥爭結合起來？”孫中山說：“廣東的地理位置無法使我們同俄國建立聯繫。”他要求與俄羅斯建立電台聯繫，“一直詢問是否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威）或滿洲里建立一個我們可以與廣州聯繫的大功率電台”，從而使俄羅斯能夠同廣州通訊。孫中山還對維金斯基說：他希望通過中國南部軍事勝利，在中部北部各省發展革命運動。

維金斯基這篇文章介紹了孫中山與他會見時交談的主要問題。這充分說明：孫中山支持俄羅斯等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俄羅斯等國人民亦堅決支持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國民黨人的革命鬥爭。

隨後，維金斯基在蘇聯俄羅斯黨政部門工作。大革命時期，他曾來往於中國與蘇聯俄羅斯等國之間，繼續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鬥爭。1923年5月9日，曾任陸軍部長粵軍總司令的大軍閥陳炯明在粵東的惠州等地，糾集反動軍隊，企圖進攻廣州，陰謀推翻孫中山大元帥府。1925年春，孫中山大元帥府軍隊舉行東征，討伐陳炯明反動軍隊，獲勝利。維金斯基發表了《國民黨軍隊戰勝陳炯明的意義》一文，讚揚孫中山指揮的部隊獲得初步勝利。當時，孫中山大元帥府討伐陳炯明是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開展的。但，孫中山仍決定討伐陳炯明，因為正如維金斯基在文中指出的，“陳炯明陣線是經常懸在中國南方這塊革命運動基地之上的達摩克里斯利劍。”為此，孫中山堅決排除各種障礙。尤其是由於當時各路軍隊控制廣東各地稅收，大元帥府正常的財政收入是不敷支出的。廣東銀行的紙幣價值不及票面的20%。各軍收入嚴重不平衡，有時發生爭餉風潮。大元帥府還受多方牽制，未能全力集中對付陳炯明軍隊。特別是粵北的沈鴻英部、南路軍閥高雷瓊崖欽廉羅陽八屬聯軍總司令鄧本殷部，不斷進犯，帝國主義與北方軍閥已多方挑釁。為此，維金斯基在《中國當前的政局》 一文中說：“孫中山政府當前制訂的全部策略是：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反對陳炯明。”最後，孫中山大元帥府部隊擊敗陳炯明。陳炯明逃跑到香港。維金斯基對此深感高興。隨後，他返俄羅斯從事革命和建設事業，1953年逝世。

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第一位正式代表是維金斯基。1920年3月，他和他的妻子庫茲涅佐娃、翻譯楊明齋一行到達北京，和他一起到達中國的還有幾位蘇俄代表，他們是斯托揚諾維奇、馬邁耶夫和玻林（斯托揚諾維奇、馬邁耶夫和玻林在廣州活動，聯絡的是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黃凌霜等）。在這之前，與中共早期領導人交往甚密的是北大俄文系俄籍教員柏偉烈（一譯為鮑立威），他與李大釗關係較好，並向他們提供馬克思主義讀物，《共產主義ABC》英文本就是由柏偉烈帶到北大圖書館來的。

維金斯基來中國之初意在聯絡有共產主義傾向的代表人物，但不知找誰是好，經柏偉烈介紹認識了李大釗、張國燾等人，隨後李大釗向其推薦了上海的陳獨秀，維金斯基拿著李大釗的信到上海找陳獨秀。這時，陳獨秀非常歡迎共產國際的代表們對中國革命加以指導，他經常慨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薄弱，至今連馬克思的資本論都無中文譯本”。他認為“如果能與共產國際建立關係，無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是這一運動的實際經驗上都可以得著莫大的幫助”，“共產國際能派一位代表作我們的顧問，我們也將獲益不少”。

應當說維金斯基在中國的活動是順利的，與中共早期領導人的關係是融洽的，這與維金斯基的個人品格有關。維金斯基從不以共產國際的代表自居，對陳獨秀、李大釗等革命人物備加推崇，態度謙遜，充滿熱情。他來中國后的主要工作是幫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進行共產黨的創建工作。維金斯基向陳獨秀介紹了共產國際、俄共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蘇俄，與陳獨秀一起起草了黨綱草案。在他的指導下，成立了華俄通訊社，翻譯出版介紹馬克思和俄國革命的文章。維金斯基還與孫中山進行會見，這也是共產國際與孫中山的第一次會見，向孫中山介紹了俄國和布爾什維克革命活動的情況。1921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各項籌備工作業已就緒的情況下，維金斯基返回蘇聯向共產國際彙報情況，此次在華共計活動了十個月。

1920年4月，共產國際向中國派出了第一名特使：維金斯基。這位特使到達中國后可沒閑著，從北京到上海，陳獨秀、李大釗都讓他給見到了。

別以為維金斯基先生來中國，就是與陳李兩人見見面，喝喝茶，討論討論共產主義理論那麼簡單，也正是在他來到中國這段時間，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突然頻繁起來。這是為什麼呢？原來，維特使不僅僅是個使者，還是個錢袋子，他給中國共產黨帶來的絕不僅僅是共產主義理論，還有充足的經費。

按照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記載，1921年初，維金斯基回國，同年6月，又一位特使馬林抵達中國。就在這段時間裡，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幾乎陷入了停頓，機關報《新青年》更是斷更三個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