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田課田制

東漢末年戰亂蜂起，人民大量流亡，造成“土業無主，皆為公田”的情況，曹操在這種條件下推行屯田制度。隨著曹魏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自耕農經濟的復興，屯田日益失去存在的條件和意義，於是魏末晉初宣布廢除屯田。晉初社會經濟和土地兼并有所發展，為加強對自耕農民的控制，限制土地兼并，保證國家賦稅徭役的徵發，太康元年（280）滅吳統一全國后，西晉政府頒布占田、課田令。

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減半，次丁女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貴賤占田，從第一品佔五十頃，至第九品佔十頃，每品之間遞減五頃。此外規定，依官品高低蔭親屬，多者九族（一說指本姓親屬，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一說包括他姓親屬，即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從後文與三世對舉來看，這裡當指前者），少者三世（自祖至孫），蔭衣食客，第六品以上三人，第七、八品各二人，第九品一人，蔭佃客，第一、二品不得超過五十戶（疑當作十五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九品各一戶。

占田制規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沒有年齡限制，原則上任何男女都有權按此標準佔有土地。這種土地不是由政府授與或分配，而是規定人民可以佔有土地的法定數量和最高限額，但政府沒有任何措施保證人民佔有足夠數量的土地。占田制並沒有改變原有的土地所有制關係，地主和農民所有的土地仍然得以保留，不足規定限額的還可以依限占墾。

一是課稅，二是課耕，前者是目的，後者是手段。在占田數內，丁男課田五十畝，次丁男二十五畝，丁女二十畝。課田租額，每畝八升。政府不管人民是否占足限額土地，一律按照上述標準徵收田租。只有邊遠地區少數民族不課田者，交納“義米”，每戶三斛；更遠者交五斗；極遠者交“算錢”，每人二十八文。

占田、課田制的施行，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此制頒布后，出現了太康年間（280～289）社會經濟繁榮的局面。太康元年西晉有戶二百四十五萬餘，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餘；到太康三年有戶三百七十七萬，增加一百三十多萬戶。表明在占田制實行后，許多流民注籍占田，使國家戶籍劇增。史稱當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安居樂業，從而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農村經濟自漢末破壞之後，一度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一方面是限制官僚士族過度占田，另一方面則企圖使小農佔有一定耕地，以保證國家賦稅收入。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其效果有限，對於官僚地主來說，可以通過品官占田蔭客制，大量佔有土地和依附人口，不足限額的還可以通過各種途徑依限占足，超過限額的，在占田令中又沒有規定任何懲處措施，官僚地主得以繼續兼并土地，有利於士族地主經濟的發展。因此，“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的大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然而占田制對於官僚士族兼并土地、人口畢竟有一定限制作用，西晉土地兼并不如兩漢和東晉南朝劇烈。農民雖然名義上有權佔有一小塊土地，但事實上仍有許多“無業”或“業少之人”。農民所受剝削也較前加重，西晉課田按丁徵收田租，租額比曹魏時期增加一倍。而且不論土地佔足與否，都按法定課田數徵收。

西晉占田、課田令頒布后十年，就爆發了統治階級內爭的八王之亂，不久劉淵、石勒相繼起兵，北部中國又陷入干戈擾攘的時代，包括占田、課田制在內的西晉典章制度均遭受嚴重破壞。直到北魏太和九年（485）才頒布均田制，以取代占田、課田制。

對於占田、課田令文，學術界理解不一，其關鍵是對占田、課田的含義、性質及其相互關係的認識。關於占田與課田的關係，一種意見認為課田在占田之外，即每戶一男一女占田一百畝，課田七十畝，合計一百七十畝；一種意見認為課田在占田之內，即丁男占田七十畝，丁女三十畝，合百畝，分別以其中五十、二十畝為課田。關於占田與課田的含義和性質，一種意見認為占田是國家授田，是國有土地；一種意見認為占田是私有土地，其收穫物歸己，但課田是國有土地，收穫物全部歸政府，即勞役地租。持這種意見的人中，有的認為課田不是勞役地租而是實物地租。一種意見認為占田不是授田而是限田，是一種限制占墾土地於一定數量的辦法。持“限田”說的學者，也有認為占田屬於國有土地的；一種意見認為占田（含課田）是私有土地；還有的學者主張課田不是土地制度而是賦稅制度。由於對上述問題認識的歧異，學術界對於占田、課田制的產生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有四：①認為它是西晉新制，與前代制度無關；②認為它是曹魏屯田的繼續和發展；③認為它是漢代“限民名田”的發展；④認為它是戰國秦漢以來占田制度的總結。

占田、課田制是封建國家為保證賦稅剝削而制訂的一套完整的土地、賦稅制度。統治者允許人民占田是為了課田，課田建立在占田基礎上，兩者密不可分，沒有占田，則無從課田，沒有課田，則占田也就落空，失去意義。西晉占田、課田制總結了古代土地、賦稅制度的經驗，規定了占田的最高限額和課田的最低限額，允許人民在這兩個限額之間有機動餘地，從而既保證了國家賦稅收入，又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起到了“勸課衣桑”的作用，有利於促進個體農民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