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文明
古代亞非文明
古代亞非文明被稱為大河文明(River Civilization)
大河文明誕生於大江大河流域,這些區域灌溉水源充足,地勢平坦,土地相對肥沃,氣候溫和,適宜人類生存,利於農作物培植和生長,能夠滿足人們生存的基本需要,故農業往往很發達。大河文明以農耕經濟為基本形態,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較強。農耕經濟是一種和平自守的經濟,由此派生出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型的。作為典型的大河文明,中華民族較少有拓邊侵略的行徑。古代北非和亞洲的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灌溉便利,獨特的農耕環境為人類的生存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古代居民很早便在這些地區生產勞動,生息繁衍,所以大河流域成為人類文明的發源地。
古代大河流域以農業文明為特徵,農業是這些地區最主要的生產部門,也是這些地區國家形成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和古代中國這些亞非文明古國,就是在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並表現出自己的文明特徵。
大約5000年以前,中國、印度、埃及、兩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島幾乎同時進入文明社會。古埃及、古巴比倫、印度和中國四大文明古國都是在適合農業耕作的大河流域誕生的,其各具特色的文明發展史,構成了燦爛輝煌的大河文明,對整個人類進步做出了偉大貢獻。四大文明古國之外的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共同構成了地中海文明,希臘文明是地中海文明的發祥地,羅馬則是希臘文明的繼承者和古代西方世界的統治者。地中海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搖籃。
中央集權專制大河流域的亞非文明古國宗教崇拜盛行。
大河流域農業發達,商業發達,城市密布,流域為該文明的經濟重心古代大河流域以農業文明為特徵,農業是這些地區最主要的生產部門。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恆河流域和黃河、長江流域都是古代農業發達的地區,農業是這些地區國家形成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古埃及、古巴比倫和古印度這些亞非文明古國,就是在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並表現出自己的文明特徵的。
宗教崇拜,與君權結合大河流域的亞非文明古國宗教崇拜盛行。宗教是強大的精神力量和社會力量,各國君主多利用宗教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因此,使亞非文明古國在政治上多呈現出政教合一的特徵。古埃及法老專制與太陽神崇拜的緊密結合、古印度孔雀帝國對佛教的倡導,都是政權與神權結合的典型表現
古代大河流域以農業文明為特徵,農業是這些地區最主要的生產部門之一。在原始農業出現后,人類便逐漸定居下來,聚落成一個個村社。距今一萬年左右,在廣袤無垠西亞的土地上便有原始農業出現。由於地理位置、氣候特徵等的不同,大河流域的物產和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有所差異。
東方村社居民建庫蓄水,挖溝修渠,灌溉排澇。北非的尼羅河定期泛濫,埃及人的灌溉農業特別發達。西亞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時漲時落,來勢兇猛,常常泛濫成災,兩河流域的居民需要修築堤壩溝渠來蓄水排澇,才能耕種收穫。
村社裡的居民很少與外界交往。他們共同祭神拜物,由年長者管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社會組織。宗法制是中國古代村社的管理形式,這是由父系氏族社會的家長制演變而來的。村社的世系以父系計算,宗族主支配著家族成員,甚至對他們有生殺予奪之權。
在大河流域,疆域遼闊,農田灌溉常常需要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東方的文明古國,大都建立中央集權,實行君主專制,但其運作方式各有特色。埃及的法老統治,古巴比倫君主統治十分嚴密,而古印度實行等級分明的種姓制度,中國的皇帝專權。
最能體現中國人防禦思想的是長城的修建。長城,不帶進攻性質,完全著眼於防衛。中華文明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曾執世界文明的牛耳,特別是紡織、造船、制瓷、造紙、印刷、火藥、建築等行業的成就,曾一度令世界各國望塵莫及。大河文明創造了燦爛而持久的封建文化,維繫了長期的政治穩定。
以農耕經濟為基礎的大河文明的特點是:穩定持重,但不思變革;注重防衛手段,但缺乏出擊精神;推崇道德,但輕視效率;安貧樂道,但不具冒險精神。如大河文明造就的中國的戰略文化,崇尚“人之初,性本善”,崇尚“和為貴”,將基本戰略目標定位於守國土、求統一、保和平,將“不戰而屈人之兵”作為戰爭手段選擇的最高境界。這一戰略文化傳統曾經使中華民族蒙受過諸如北洋海軍全軍覆沒的結局,但中華民族善良平和的民族特性並不會因此而埋沒其光輝,中國戰略文化傳統的優秀一面也同樣不應當被埋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