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改造

《哲學的改造》一書，從科學方法論的歷史、自然科學的發展，以及科學真理與人生價值之間的矛盾等方面，尋找哲學改造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尋找他的哲學發展的生長點，並提出哲學改造的任務。他力圖把他的哲學同美國工業化進程中的生活與經濟緊密聯繫起來，使哲學成為實用的哲學，這反映了美國資產階級追求實際利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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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改造》出版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之後的1920年，是杜威1919年二三月間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系列演講的整理和修訂。按照作者的說法，在那幾次演講中，他試圖對當時哲學界的觀念與思想方法的改造加以闡發，目的在於揭示新舊哲學的一般對立，而不在於替其中的任何一種主張或解決方案進行辯護。

杜威和大多數哲學家不同，他沒有把自己禁錮在自己哲學的一個永恆的主題上，而是在時代的發展變化的現實世界之中，尋找自己哲學新的增長點。這一點是十分雉能可貴的。而且在《哲學的改造》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他認為哲學不是哲學家頭腦中刻意臆造出來的，而是在哲學發展的歷史中，在工業、宗教、政治、社會和科學的發展所產生的深刻變化和危機中，去尋找哲學改造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去建築新的哲學發展的生長點。

杜威認為：哲學誕生於各種社會目的之間的碰撞中，誕生於繼承下來的諸多制度與互不相容的當代諸種趨勢之間產生的某種衝突中。哲學不應留戀於那些所謂的終極現實或終極價值，未來的哲學也不是對那些傳統的問題尋求最終解答，而是就“人們同時代的那些社會和道德衝突”來澄清人們的觀念。杜威堅信哲學不是空中樓閣，也不是玄思冥想的產物，它與人類事務息息相關。他認為哲學是歷史的產物，是與時代的宗教、美術、風俗、政治生活等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若沒有希臘宗教，希臘美術和希臘的政治生活，也就不會有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而中世紀哲學不過是利用正統哲學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為基督教尋求一種系統的辯護；黑格爾的哲學則是用理性唯心主義來為傳統的信仰與制度做辯護。哲學不是一種孤立自存的東西，而是文化史的一章一節。這樣看待哲學才可以撇開“本體的爭執”，而專註於人類社會的目的和希望上的種種實際的衝突。他據此批判了西方哲學史上的那些“偉大體系”，認為其執迷於存在、自然或宇宙這些永恆的概念，並且用它們來指稱超越時空變化的“永恆之物”。杜威批評說：“哲學妄自尊大，以為他的職務在於證明一個超於經驗的，絕對的或內心的本體，在於給人們指示這個本體的性質和要點。”

杜威高度評價了培根在哲學史上的貢獻，他認為培根是近代生活精神的偉大先驅，是近代思想的真正奠基人。培根最有名的論點是“知識就是力量”，根據這個標準，他痛斥了當時流行的學問體系並非知識，是自命不凡和矯揉造作的偽知識。從古代經院哲學而傳下來的辯難的學問雖然在一定意義上也在尋求力量，但這個力量是為了某階級某宗派或某個人的利益而支配其他人類的力量，並非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而支配自然力的力量。培根認為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舊邏輯充其量不過是教授已知事物的邏輯，這種教授只不過是傳習操練而已。

在培根看來，發現新知識只有一條道路，就是徹底探究自然的秘密。科學的意義在於對未知世界的進軍，而不在於對已知事物的邏輯的反覆敘述。知識的不斷進步是保證已得知識不至於墮落為獨斷的教條或迷信的唯一途徑。這種對知識的新的理解使得人們的興趣從研究普遍的事物轉向變化和特殊的具體事物，將思想從來世轉向現世，從中世紀的超自然主義轉向自然科學、自然活動。判定真理的標準愈來愈趨向於經驗中的起源和經驗中的利害得失，而非超乎日常經驗和獨立於經驗結果的高遠的來源。“無論什麼原理，只靠年代久遠已不足以被認為高尚、貴重、普遍和神聖。它必定要提出它的誕生證書，它必定要明示它是在經驗的什麼條件下產生，它必定要以它的功用——現有的或可能的證明自己。”進步的理念受到了尊重，支配人們想象的不再是過去而是未來；黃金時代不是在我們背後而是在我們前面。這些新的氣象帶給哲學上的變化就是以認識論或知識論為基礎的唯心主義取代了以形而上學或古代實在論為基礎的唯心主義。但是，這個發展僅表示一個過渡階段，古代的傳統仍然強大到足以無意識地滲入人們的思維方式中，妨礙和延緩真正現代的力量和目的的表達。哲學改造就是要竭力解決這種新舊混雜的局面，為培根的思想獲得一個自由而獨立的表達。

杜威還闡述了哲學改造中的科學因素。他比較了古代和近代科學的概念。認為古代的科學世界是一個有著一定邊界的封閉的世界，而近代科學的世界則是一個沒有邊界和限制的開放的世界。它引進了“無限的可能，無窮的進展，自由的運動和不拘界限的均等的機會”，“它既改造了社會制度，同時也啟發了新道德。”這就為哲學的改造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古代哲學所塑造的思想和行為習慣又是根深蒂固的，在發展、教授和接受新觀念時，不得不用舊觀念作為理解和傳達的工具。杜威還批判了傳統觀念對物質的鄙薄，認為這種對物質的恐怖與憎惡不僅在知識上是毫無能力的，並且在實際上也是荒謬的。他指出：“尊重物質就是尊重成功的條件；障礙阻塞而必須變更之條件，以及幫助促進而可用以改變阻礙去達到目的之條件。”他認為只有當人們真正對消極或積極依賴的條件加以注意時，才真正對目的和意向表現出了尊重。

杜威還考察了經驗和理性概念的變化。傳統的哲學認為，經驗不過是特殊和偶然之物，是應當超越的對象，直到培根之後，經驗才成了解放的力量，經驗代表新，令我們不再執著於過去，而是關注新的事實和真理。杜威特別指出，實驗在經驗概念的變化中起了重要作用。從前，經驗只是盲目遵守或毀滅的習慣；而現在舊經驗用以指點新目標、新方法，以資發展新經驗、好經驗，經驗成了建設性的力量了。這種對經驗的新理解在經驗中加進了“智慧”的因素，它承認主動的、計劃的思考的地位。這也改變了人們對理性概念的理解，理性不過就是實驗的智慧，它設計出一個更好的將來，並幫助人去實現它，而且它要在經驗中接受檢驗。“智慧不是一有了就總有的東西，它是永遠成長的；要保有它，得要有永久的機警去觀察結果，有虛心的意志去學習，並有勇氣去重新調整。”杜威據此批評了傳統的唯理主義替科學開闢了一條虛構的安逸的道路，這種唯理主義認為理性是自足的因而是超乎經驗之上的，無須也無從確證。它令人不注意具體的觀察和實驗，並且蔑視事實。哲學改造的任務就是要克服經驗的貧乏片面與理性的虛偽無能，避免把人們分成非此即彼的兩個陣營。它可以使人尊重理性的要求而又不陷入對超經驗的權威的崇拜。

哲學的改造還涉及理想與現實的關係問題。杜威認為，離開具體的現實抽象而泛泛地宣揚理想，理想就無力而且有害，錯誤的理想會導致不幸的結果，這些錯誤的理想的出現是由於我們對各種社會事件的真實和有效的條件缺乏認真細緻的批判性研究。要想把人類從虛妄的負擔中解脫出來，就必須把理想看做是從不斷變動的具體情境中生髮出來的，而不是獨立於物質和自然的可能以外的精神和理性的存在。“在古典的哲學中，理想世界主要是一個人類逃避生活的風暴而得暫息的所在；它是一個人類避免生存的紛擾而得有保證以為只有這裡是極端實在的救濟所。在知識是活動的工作的這個信仰抓住人心的時候，理想的世界不像此前那樣當作疏遠分立的東西了；它成了激發人作新努力新實現的那一團想象的可能性。”

實驗科學的發展使得“理想”與“現實”的內涵都發生了變化。現實不再是擱置在那裡的業已完成了東西，它成了變化著的材料，是為了達到某種狀態或引起某種變化而需要清理的障礙或者可以加以利用的東西。理想也不再是遊離於現實的經驗世界之外的避難所，而是對現實世界進行改造的各種可能性。

邏輯學歷來是一切哲學派別爭論的焦點之一，在經驗與理性、理想與現實這些傳統概念中所發生的變化也必定會引起邏輯學本身性質的變化。邏輯學不再僅僅是形式上正確的推理法則，而是也關涉所述事件的真偽。一方面，它對於思維的實際進程進行有組織和檢驗過的敘述；另一方面，在這個敘述的基礎上，它又規定各種方法使將來的思考趨向成功，避免失敗。邏輯學是使思想經濟而有效的方式，而只有當生活出現問題時，思想才會出現。杜威指出，哪裡有問題（困境），哪裡才有思想：“在他的自然的狀況中，人若是沒有困難要對付，沒有障礙要排除，他是不思想的。要獲得有價值的思想，首先要面對事實去進行精細而廣博的檢查和觀察，沒有觀察的思考不過是胡思亂想和自欺欺人。但觀察也不能脫離思考，否則就淪為粗陋事實的堆積，而無法明了事實的意義。杜威把思考看成改造經驗方法的手段，這樣的思考把對事實的觀察看成是解釋問題，真切地尋出困難所在，並引出應付困難情景的合理的方法。“一切精明的思考就是行動自由的擴大——從偶然的機會和命運解脫出來。”思想與權威是天然的敵人，“任何場合如有外來的權威統治著，思想就被嫌疑被憎惡。”對於思想的目的之任何限制，即是對思想的作用自身加以限制。這種限制的意義就是：思想不能夠得到它的充分的發展與運用，而被擠壓，被阻礙，被干涉。只有“不謀利的無偏私的研究”才是真正自由的研究，才是獲得解放的研究。抽象在邏輯學和科學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抽象是指從一個經驗內解放出某個東西以備移到別的經驗上去。抽象就是解放。一個抽象，越是理論的，越是抽象的，或越與具體的經驗事物離得遠，它越適宜於應付將來或許發生的許多種類的事物中的任何一個。”

科學在思考方法上的改變也對道德觀念造成了巨大衝擊。這種衝擊特別表現為：把道德生活的內容從遵守規則或追求固定目標轉移到需要特殊治療的病患的檢查和處置方法以及計劃的規定。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沒有結果的和脫離實際的相互爭論，比如是否有一個至善，是否有一個最高的目的，如果有這個目的是什麼？新的觀念和方法促使人們在各種相互衝突的目標之間尋求一種解決方案。在杜威看來，所謂道德的情境就是在公然行動以前需要判斷和選擇的一個情境，這個情境的實際意義不是自明的，而是要去尋找的。尋找就要考究，去觀察這情境的詳細構造並對其進行分解和分析，追蹤各種行動方案所暗示的結果。在結果與預期的一致性得到確認之前，這個結果只被看成是假設的和嘗試的。他反對把道德學看成一個行為的清單或者可以照藥方或食譜那樣應用的規則。他認為道德學是“特殊的研究及設計的方法：研究法用以探知困難與壞處所在；設計法用以建立計劃作為對付困難的試用假設”。其目的不在於普泛的概念，而在於發展有效的研究法。

杜威十分強調教育在個人成長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認為任何特別的教育過程，例如正式的學校教育，最好的地方是在於它使受教育者能夠再受教育：就是對於生長的條件感覺得更敏銳，並且更能夠利用那些條件。他甚至以教育為標準來衡量制度的價值：“一切制度的價值之大小，在於它能把個人教育到他可能的最高點到什麼程度。”“政府，營業，美術，宗教，一切社會制度有個意義，有個用意，那個用意是在於解放並發展個人的能力，無論個人屬於那一種，那一性別，那一階級，那一種經濟的地位。”

哲學的改造也會影響到對社會的理解和改造。在杜威看來，傳統的社會哲學，無論是主張社會為個人而存在的，還是主張個人的目的及生活方式是由社會規定的，或者認為個人與社會相互依存相互服務，這些學說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採取的都是包含特殊情境的普遍觀念的邏輯，討論的是個人、國家、社會這些概念的意義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而杜威認為需要了解的是這組或那組的個人，這個或那個具體的人，這個或那個特別制度或社會設置。杜威認為那些普遍的觀念和普遍的答案不僅無助於研究，反而把研究的大門關上了，因為它認為有一個涵蓋一切特例的普遍意義，它們是些可以加諸在具體事物之上的現成的原則，如果我們想了解任何國家，只需要把對國家所說的那些話應用其上就是了。只講普遍的國家概念或個人概念，而不去具體研究這個或那個政治組織、這個或那個人類的群體，那就是把附屬於普遍觀念的意義和價值置於特殊的具體情境上面，掩蓋了它的缺陷，也遮蔽了迫切改革的需要，從而成了替現成秩序辯護的工具。杜威評論說：理性主義的邏輯先前使人們不去關注自然哲學里的具體事實，現在又阻礙人們對特殊社會現象的觀察。社會哲學家困守在他的觀念界內，靠揭示觀念之間的關係來“解決”問題，而不是提供在改革計劃上可以具體應用和驗證的各種假設來幫助人們解決具體問題。

《哲學的改造》一書出版后，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僅在美國數十次的再版，而且翻譯成了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出版。在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黃順基教授主編的《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書》第二批中，《哲學的改造》是唯一列入的哲學著作。

約翰·杜威（1859－1952），美國哲學家、教育家，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長期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杜威出生佛蒙特州的一

個良好的家庭。他曾就讀於佛蒙特州立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後來在密執安州立大學和其它享有盛名的學校教學。1899年，他出版了《學校與社會》一書，大力提倡實踐教育。他在中國、日本和蘇聯進行實地調查后，更是讚賞與勞動相結合的學習。他的《經驗與自然》（1925）一書闡述了他的實用主義哲學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