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納河上的橋

16世紀。奧斯曼帝國的大維齊爾穆哈默德帕夏 為了開拓疆界，鞏固帝國的霸業，在德里納河渡口建造了一座大橋。從此，這座大橋就和維舍格勒城居民的生活發生了悠久而密切的聯繫，以至於在任何場合都不能把它們截然分開。因此，關於大橋的建設和變遷的傳說也就是一部有關維舍格勒城及其世世代代的居民生活、奮鬥的歷史。大橋就象一個飽經滄桑的老人，向人們講述了一連串飽含著血淚的故事。穆哈默德帕夏原是波斯尼亞人，小時候作為“血貢”被拉到土耳其禁衛軍中，置身異國他鄉，可他長大后卻被擢升為海軍大將和大維齊爾，併當上了駙馬，成為土耳其蘇丹統治人民的得力工具。這位巴夏與波斯尼亞上層社會中的許多大人物一樣，在土耳其佔領巴爾於半島后，為了討得主子的歡心，保全自己的地位和特權，竟然紛紛改變信仰，唯土耳其統治者之命是從。然而，信奉基督教的“賴雅”（平民百姓）則堅決反對他們在德里納河上建僑，更反對官員的趁機橫徵暴斂。他們在暗地裡組織起來，千方百計地破壞這項給維舍格勒人帶來無窮災難的工程，於是一場建橋與反建橋的生死鬥爭就這樣驚心動魄地展開了。鄉民拉底斯拉夫就是在這一鬥爭中湧現出來的成千上萬民族英雄的突出代表。他雖然個兒矮小，沉默寡言，而且有點神經質，但卻非常善於鼓動，經常人不知鬼不覺地來到鄉民中間進行宣傳，“弟兄們，這種日子我們受夠了，我們應當起來自衛。誰都看得出來，這個工程會把我們的命斷送，每一個人都不能幸兔。”後來，破壞大橋工程的事故不斷發生，破壞的程度時大時小，同時，關於河神不讓在德里納河上建橋的謠令也越來越甚囂塵上。土耳其統治者對拉底斯拉夫恨之入骨，把他綁在橋頭上，施以樁刑，如同烤叉串小羊，不同的是，木樁的尖頭不是從嘴裡出來，而是從背上出來，鮮血從木樁的進口和出口處一滴一滴地往下流，在木板上汪了一灘又一灘。他的兩肋上下起伏，頸上血管的跳動清晰可辨，他的一雙眼睛一直不停地，慢慢地轉動著。從他那緊閉的牙縫中透出喃喃的聲音，“土耳其人……上耳其人……”他咒罵道，“造橋的土耳其人……你們不得好死……你們不得好死……”統治者的野蠻暴行絲毫也沒有嚇住勇於鬥爭的維舍格勒人。在他們看來，上身裸露，四肢被捆，頭靠在木樁頂上的拉底斯拉夫的挺宜的身軀是不會倒下的，他象一尊塑像，高高在上，不怕風吹雨打，永遠屹立在那裡。在拉底斯拉夫英雄形象的鼓舞下，鄉民們組織過一次又一次的起義，進行過多種形式的鬥爭，終於迫使統治波斯尼亞幾百年的土耳其帝國由盛到衰，不得不退縮到遙遠的南方海邊。然而，波斯尼亞人民並未從此得到解放，他們又淪落到奧匈帝國佔領軍的鐵蹄之下。從表面上看，奧匈帝國要比土耳其帝國“文明”得多，他們開銀行，建鐵路，鋪設供水管道，給小城帶來一片“繁榮”和“進步”的景象，使得原來的一座古老的維舍格勒城也塗上了一層歐洲式的色彩。但是，隨之而來的卻是物價騰貴，通貨膨脹，小城居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 中。羅蒂卡，“大橋酒家”的老闆，一個精明強悍，深謀遠慮的猶太女人。她能夠巧妙地運用她那完美的身軀，非常狡猾的手段以及相當大的膽量，把每一個慾火難忍的人鎮住。每一個顧客都矚目於她，為了得到她的青睞和滿足自己的私慾，把大量的金錢和時間扔在了酒家。而她則把賺來的錢用於周濟窮親戚，過問他們的生活瑣事，安排他們的婚事，讓他們的小孩去讀書或者學手藝，讓病人去治療，並告誡和責備那些懶漢和揮霍浪費的親人，表彰勤和苦幹的美德。然而好景不長，由於妓院競爭，股票下跌，她最終仍沒有逃脫破產的命運。阿里霍扎則出身於城裡最悠久、最受人尊重的家庭。他為人忠厚，性格耿直，可在近代文明咄咄逼人的進攻面前卻採取不抵抗政策，在整個城市遭受戰爭浩劫的同時，他感到自己的生命的火花已日趨暗淡，這是否標誌著世界的末日已經到來，最後，他竟同代表伊斯蘭古老文化的大橋同歸於盡。1914年來到了，這是德里納河上的大橋最後存在的一年，同以往的每一年一樣，這一年來得很慢，但各種事件層出不窮，令人眼花繚亂。民族覺醒的怒濤衝擊著巴爾幹半島，維舍格勒的青年也開始憂慮起國家和民族的前途，他們常常在橋頭舉行熱烈的討論，探求如何奮起，擺脫外來侵略者的壓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轟然一聲巨響，德里納河大橋被攔腰炸成二段，這正是人類即將迎接新的曙光——1917年10月革命——的歷史轉折關頭，它象徵著古老的波斯尼亞，連同她的被佔領，受屈辱的歷史永遠結束，而新的自由獨立的波斯尼亞必將在鬥爭的烽火中誕生。

《德里納河上的橋》這部表現形式新穎別緻的小說，僅用20多萬字的篇幅就概括了一個國家450年的歷史。它既準確地描述了幾今世紀以來維合格勒城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也細緻地勾畫出一幅幅情趣盎然的生活場景，成功地塑造了幾十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典型人物，小說涉及的歷史事件如此之治繁，描寫的人物又是如此之眾多，但井沒有給讀者留下支離破碎，東拼西湊的印象，相反，讀過之後卻覺得作品前後渾然一體，互為關聯，這部小說之所以能得到這樣完美的藝術效果，關鍵在於作者新奇巧妙的藝術構思。德里納河上的橋即是作者構思的焦點，幾乎成了小說主人公的化身。它在地理上連結著東方和西方，在時間上聯結著過去和現在。它更象人民苦難的目擊者，親眼看到波斯尼亞兒童像羔羊一樣被土耳其侵略者送往異地充當“血貢”；親眼看到成千上萬的鄉民像小雞一樣被抓到工地上服苦役，還親眼看到勇敢無畏的維舍格勒人怎樣組織起來，用自己的熱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曲鬥爭的頌歌。總之，這座大橋好似反映波斯尼亞歷史的萬花筒或多稜鏡。有了這樣一個萬花筒或多稜鏡，作者便可以在浩如煙海的歷史事件中隨心取捨，自由馳騁。不管任何人物與事件，只要能和大橋聯繫起來，便可納入作者構思的網路。這就使得小說的跨度異常浩大，頭緒極為繁多。然而，它並不是一部謹嚴的歷史著作，而是一部塑造眾多具體生動的藝術形象的小說。譬如鄉民拉底斯拉夫在小說中出場的場面並不是很多，但是通過對其在橋頭所受樁刑的具體描繪，他的高大形象在讀者心中即深深紮下了根。一如作品中所說，“他已超凡人聖，割斷了塵緣，本身自成體系，不受人間任何羈絆，無憂無慮。誰也不再能把他怎樣，刀槍，讒言惡語乃至土耳其人的淫威都對他無可奈何了。”同樣，羅蒂卡的精明強幹和樂善好施，作者也是通過與酒鬼周旋和救濟乞丐、病人這樣一些具體場面來加以體現的。至於為了更深刻他說明阿里霍扎對大橋的摯愛以及大橋在其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作者索性在小說的結尾安排他與大橋同歸於盡。雖然，大橋和他的生命都不存在了，但是他的靈魂則得到了真正的升華。另外，《德里納河上的橋》還創造了長篇小說的新形態，可以說它是用小說形式寫成的有關波斯尼亞人民的苦難和抗爭的莊嚴史詩。安德里奇以大橋為媒介，輔之以民間文學的多種表現手法及各式民間故事傳說，大大增強了小說的傳奇色彩，讀來格外引人入勝，這是小說另一個顯著的藝術特色。首先，小說的題目《德里納河上的橋》就來源於歐洲的一首民歌。開頭幾章有關大橋的種種傳說，往橋墩里活活埋葬一對正在吃奶的攣生耍兒的故事，都是作者從民間文學中吸取的營養。書中對波斯尼亞、塞爾維亞中世紀和上一個世紀的一些民歌也運用得恰到好處。民歌和傳奇故事使小說不同於一般的作品，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鮮明的民族特色。所以，《德納河上的橋》在南斯拉夫曾有“巴爾幹人民的史詩”之稱。評論家說它兼有“托爾斯泰的紀念碑式的風格”和“屠格涅夫的抒情情調”，而於196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被澤成許多國家的文字。這部作品的不足之處，是在描寫人民大眾的反抗鬥爭時，沒有充分揭示它的階級牛凈實質，有時反而被宗教鬥爭所掩蓋，而人民大眾波瀾壯闊的武裝起義在有些故事中也只是一筆帶過，沒有得到充分的反映。

安德里奇（1892—1975）南斯拉夫作家。1892年10月9日生於特拉天尼克附近的多拉茨村。兩歲喪父，跟母親一齊到了姑母家，在維舍格勒讀小學。架設古城郊德里納河上的11孔大石橋給予幼小的安德里奇以豐富的精神營養，幾個世紀以來關於此橋的種種傳說和故事在他心靈深處播下了良好的文學種子，對他後來的文學創作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安德里奇在薩拉熱窩讀完中學，並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1914年被奧地利當局逮捕入獄，1917年獲釋。1918年，《南方文學》雜誌創刊，安德里奇即是該刊的創始人之一。以後，他以《南方文學》為陣地，發表了一系列充滿愛國主義激情的詩歌，散文詩和文學評論，積極獻身於民族解放事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安德里奇隱居在貝爾格菜德，拒絕同法西斯合作，埋頭文學創作作。寫出了《特拉夫尼克記事》（1945）、《德里納河上的橋》（1945）、《女士》（1945）部長篇小說。它們取材子波斯尼亞歷史、採用記事體，注重歷史事實的準確性，並大量運用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特拉夫尼克記事》寫法國駐波斯尼亞領事達維爾尋求正確的人生道路及其理想的幻滅。《女士》則記述了拉伊卡·拉達科維奇的一生。而《德里納河上的橋》以一座大橋的興廢，追述了16世紀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波斯尼亞在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的佔領下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反映了波斯尼亞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所進行的英勇鬥爭。此外，安德里奇還著有《澤科》（1950），《萬惡的庭院》（1954）等作品，他於196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