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澤

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長輩，師從著名的教育家黃齊生，貴陽師範學院肄業。194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革命工作，同年3月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貴陽市領導小組組長。

新中國成立后，任貴州省青年工作干訓班學員，青年團貴州省委文藝工作隊隊長，青年團貴州省貴陽市委少年工作部部長，青年團貴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青年團貴陽市委第一書記，貴陽煙草公司經理、黨委書記，貴陽市化工局局長，貴陽市經委副主任，中共貴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貴陽市委常委。

1965年“四清”中受錯誤處理，下放農村勞動，1973年待分配；1978年任貴陽市革委會秘書長，中共貴陽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1983年8月任貴州省委書記，1985年3－7月任貴州省委書記，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7年2月－1988年12月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10月－1989年12月任全國總工會第十一屆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黨組副書記；他是中共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

朱厚澤同志於2010年5月9日00∶16因病逝世，終年80歲。朱厚澤同志的家屬發出訃告：根據其生前遺願，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遺體火化，骨灰送回家鄉安葬。

朱厚澤病重期間和逝世后，習近平、王兆國、王岐山、李源潮、尉健行、羅乾和倪志福、胡啟立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朱厚澤在任中宣部部長期間提出了著名的“三寬政策”，他本人也被稱為“三寬部長”，朱厚澤本人曾回顧了當年提出“三寬”的前前後後。

“三寬政策”的提出是在1986年文化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當時他在發言中說：“文化要發展，各行各業要發展，推而廣之，要使一個社會充滿生機、充滿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們注意，就是：對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看法，與傳統的東西有差異的觀點，不要急急忙忙做結論；同時，對積極的探索、開拓和創新，要加以支持。”“有篇文章，講到寬厚、寬容和寬鬆。三個‘寬’字，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

2008年，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朱厚澤曾撰文《關於近現代中國路徑選擇的思考》，他提出，“我們回顧一下這二十多年，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它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呢？簡單一句話就叫：解除市場禁錮。”“要想解決我國的文化問題，以求思想活躍，文化繁榮，學術發展，實際上就是一句話：解除思想文化禁錮。”在該文中他從五個方面探討了中國路徑選擇的邏輯展開，他說現代市場經濟，“經歷過二十世紀變革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可能是好處較多、害處較少，效率較高、成本較低，剛性較弱、彈性較強，排他性較少、包容性較廣，比較易於自我更新的一種社會經濟制度，是迄今為止人類已經找到的有效組織社會經濟生活的形式、制度、方法的基礎。”談到“民主法治國家”，他說：“民主法治的國家制度不是沒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較各種制度，它比較有彈性，抗衝擊，易於進行更新、發展和完善。高度集權、高度剛性的集權制度有它的好處，但是從長期看靠不住。”對於“公民社會”，他的意見是：“社會的治理也要從專政、統治、管治、強制、限制的思路轉變過來，實行企業自主、公民自治、國家和各種社會組織合作共治，否則是搞不下去的，我們在這個方面有非常痛苦的教訓。”

對於“科學技術”，他又說：“我們已經進到這樣一個時代，要依靠科學、技術的創新來推動整個經濟的發展。同時要在人跟自然的關係上求得一個和諧的結果。”最後他說“人文精神”，“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維，發展就是自由。”

1999年，朱厚澤在《方法》雜誌發表著名的《以社會為主義，為社會而主義》一文，指出：“20世紀的世界歷史證明：靠單一的國有經濟，不行。一切交給國家政府去包辦，不行。社會主義者，以社會為主義，為社會而主義。不要把國家主義誤認為社會主義，進而去崇拜那個國家主義。……這是一個全面的、普遍地回歸社會時代。回歸社會，就是社會的問題主要由社會自身去解決，也就是由各種類型和各個層次的社會群體自己去解決，而不是由國家包辦。”

2008年，中國出現了關於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觀”的爭論。朱厚澤的文章提到，“一些人站出來，要對普世價值觀加以討伐、加以批判。我們官方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領導人，也在正式的院報上發話了，也在批普世價值。……為這件事，我們一些老同志一起議論過。大家的意見完全一致，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絲毫讓步，就是要旗幟鮮明！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從某種意義上講，改革開放就是回歸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回歸歷史！回歸常識！回歸人類共同價值！想離開這個東西另搞一套，搞出來是什麼結果，我們過去的歷史已經完全證明了。”

2009年3月，在紀念胡耀邦的一篇未刊稿中朱厚澤寫道：“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光搞經濟體制不行。經濟體制改革有兩條路線，一個是富民的，一個是富官的。現在名義上是搞國家富強，實際是壓榨老百姓。我們看得出來，確實是有兩種不同的政策。應當承認，國家這些年來，經濟確有發展，但一邊是政府大量提取資金，政府行政費用大幅增長，同時產生大量腐敗，另外一邊老百姓應該得到的實惠沒有得到，而且貧富差距在拉大。這不僅表現在政治體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經濟建設裡邊究竟是按什麼路線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實上，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勢必走到邪路上去，本來想富民，結果富了當官的。權力沒有制約，就要利用市場為自己撈好處嘛！”

“歷史是一面鏡子。不要掩蓋自己的過失。坦蕩真誠地改正錯誤，終會有光明的前程。”

“我們經常說，我們這個制度的優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句話是對的。但是，它同時也可以集中力量辦錯事，還可以集中力量辦壞事。而這些錯事、壞事誰也糾正不了。”

“二十世紀高度集權的國家，想用人類理性設計的計劃經濟制度（實際上是行政命令經濟制度）來替代原有的制度，反映到社會問題上，就是國家吃掉社會。作為人群聚集的社會，如果沒有自身公民社會的發育，要支撐經濟穩定持續的發展和文化持續的繁榮創新，要使整個國家機器能夠比較穩定，都辦不到。”

“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忽視人文精神的教育，只把知識當作一種功利來學，培養了一批手藝匠人，而且知識面非常窄，這是非常危險的。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維，發展就是自由。”

《東張西望：朱厚澤攝影作品散篇》 ，中國攝影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