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桂棣

1966年，畢業於蚌埠柴油機機械學校鑄造專科班。

1962年，參加工作，歷任蚌埠市交通局職工學校語文教師，合肥手扶拖拉機廠工人、廠報主編，合肥市文工團、通訊社、希望雜誌社編輯、記者，合肥市作協主席。

1971年~1978年，先後在合肥市文工團做編劇，在合肥報社和安徽省出版局做文學編輯，參加國家水利部及安徽省委宣傳部組織的寫作組。

1978年6月，調入合肥市文聯。

1986年10月，從事專業文學創作。

1993年，與吳春桃婚後不久，陳桂棣就推出了自己“轉軌”后的第一篇報告文學《悲劇的誕生》，接下來一發而不可收，並以《淮河的警告》而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陳桂棣認為，直面現實的報告文學無疑更有助於人們認識這個社會，認識改革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

2000年10月1日開始，陳桂棣、吳春桃夫婦走遍安徽農村。2003年，22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在《當代》刊發。《中國農民調查》用文學方式記述了農村稅費改革的起因與推行的全過程，內容多是“禁區”和第一次披露的幕後新聞，所涉及的人物上至中央領導、省市地方大員，下至農村基層幹部、廣大農民，絕大多數都點出了真名實姓。

199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2004年2月14日，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面對面》專訪陳桂棣、吳春桃：調查中國農民。

2005年10月3日，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挑選2005年度亞洲英雄人物，陳桂棣、吳春桃夫婦上榜。

2009年10月13日，攜新作《小崗村的故事》出席法蘭克福書展。

2013年12月28日，作家陳桂棣、吳春桃夫婦在單向街書店舉行《南下北上求學記》讀者見面會，現場兩位作家分享兒子求學經歷，講述這些年來有關學校、教育的調研感悟。

2004年，因內容涉及安徽相關問題，作者及人民文學出版社曾被安徽籍在任官員起訴名譽侵權。此書還披露原安徽副省長倪發科在擔任南陵縣委副書記時，欺騙朱鎔基總理的舊事，因此一度洛陽紙貴，“幹部群眾看到后，議論很多。”前述地委離休老幹部回憶。出於對倪發科的愛護，他寄了一本給倪，並附了一封信。“他給我回電話表示了謝意，解釋說，有這個事，但不全是書里寫的那樣，自己的介入沒那麼深。”這位老幹部回憶。

2004年10月02日，《中國農民調查》獲得由國際Lettre文化雜誌所主辦的尤里西斯國際報道文學獎。

2011年4月22日，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出席清華百年校慶座談會上，除了帶來一摞自己的書，還特別帶來一本《中國農民調查》。

朱鎔基把《中國農民調查》拿在手裡，舉起，說：“我還要送書，這本書是2003年我剛下台不當國務院總理的時候出版的。書里集中攻擊我的稅收政策。說分稅制把農民搞得很窮，因為中央財政把錢收上來了，農民越來越窮。”

“這本書出來后非常熱銷，在新華書店，立一個書櫃在那裡，後面排長隊，這邊發錢、發錢.......”，朱鎔基一邊說，一邊用手比劃遞書和收錢的動作，然後忽而頓了一下，糾正道，“是發書。”現場觀眾大笑。

朱鎔基接著說，“我覺得這是很可悲的事。這本書03年出版，04年就得了尤利西斯文學獎，大家知道這個尤利西斯獎嗎，專門鼓勵異見分子的。06年德國總理默克爾訪問中國的時候，在使館接見了這兩位作者。外國人捧，我們就要捧嗎？外國是想推翻你的。”

“最開始不是這一本，印了多次了，書皮顏色都換了，我要找最開始那本，找不著了，看到有這一本就帶來了。推薦這本書，對照著我的書看一看，看看是不是分稅制把農民搞窮了。”朱鎔基指了指手裡的《中國農民調查》繼續說道，顯得有些生氣。

朱鎔基還表示，希望在場師生，對比看過後，寫一寫心得體會，“要有批判意識，用事實對比書中的內容。”

《鳳凰周刊》記者發現，事後有學生在網路微博發布隻言片語后，數家媒體據此誤讀為朱鎔基正面推薦了《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並以“朱鎔基推薦禁書”為題在網路上廣為傳播。

為中國農民仗義執言的陳桂棣，因出版《中國農民調查》一書，被曾任安徽省委書記郭金龍公開指他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抹黑安徽，省會合肥的《新安晚報》不久之後馬上停止連載他的另一本新書《包公遺骨記》。

陳桂棣碰到的第二件麻煩事，是新書連載被腰斬的同一天，他在合肥市政府院內的住宅，遭到磚頭和石塊的攻擊，報案之後，肇事者被公安拘留一天之後隨之獲釋，又再次進行攻擊，且身份被公安保密，當局說是一個精神病人，沒有辦法。這種精準的攻擊至今已經進行了半個多月，陳氏夫婦無奈之下，只能帶著五歲的幼兒離家躲避，躲到（合肥）郊區寫東西。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2005年7月14日，外媒體報道了他和律師對省委書記郭金龍對《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抹黑說的回應之後。陳桂棣告訴亞洲周刊，這是自2004年《中國農民調查》被官方從全國的書店撤下書架后，出現的最新狀況。他表示，自2004年該書被當局查禁之後，官方一直沒有人對這本書有個說法，沒有正式文件，沒有一個官員告訴我們是怎麼回事。

陳桂棣說，當《中國農民調查》2004年被禁時，他曾向出版該書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打聽是怎麼回事，這家出版社社長只是輕描淡寫地回答：是我們主動不印了。但實際上，《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在2004年被從全國書店下架，並不是出版社主動不印了，這麼簡單。陳桂棣說，他只知道有個三不，好像是不宣傳，不轉載，不批評。

但不久之後，這種暗裡封殺的做法已經不再掩飾。2004年12月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的郭金龍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主持人吳小莉訪問時，主動談到《中國農民調查》，認為這是一本很不好的書，抹黑了安徽人。原省委書記郭金龍的說法，被認為是第一次有中共高官公開對該書的表態。

對此，陳桂棣進行了回應，表示有人對《中國農民調查》一書進行批評，本來是很正常的，但郭金龍作為省委書記的身份，認為我們在書中把安徽省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本來已經了結的事，又翻了出來，這就不是簡單的批評，而是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問題了。

他表示，《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他們花了三年時間，歷盡千辛萬苦，反映了安徽農村重大現實問題，而且都是沒有解決的事情，比如書中提到的四個涉農大案，有哪一個是安徽主動並且是已經解決了的？

陳桂棣說，他書中提到的原阜陽地區利辛縣紀王場鄉路營村村民丁作民，因質疑路營村亂收提留款而被派出所工作人員活活毒打慘死案，就是地方當局欺騙中央，後來被新華社記者捅到了中央，之後安徽省再欺騙。

北京高層即根據新華社記者的材料，直接主動插手調查該案，不久即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下發了《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緊急通知》和《關於涉及農民負擔專案審核處理意見的通知》。

陳桂棣認為，這些問題是中央調查之後處理的，而不是安徽省解決的，而他書中提到的不少涉農問題，事實上安徽省至今都還沒有解決，很多農業稅費政策還是有缺陷的，我們經過調查之後，把事實公布出來，是希望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解決問題，怎麼能說是抹黑呢？到底是作家在抹黑安徽？還是這些損壞農民利益、壓榨農民血汗的貪官污吏在抹黑安徽？

而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新來的省委書記，對於我們這本書所披露的問題，首先應該進行調查，或找我們談一談，了解是怎麼回事，但你沒經過調查，甚至連這本書都沒認真看過，就發表意見，作出結論，這是很不慎重的。據悉，對於郭金龍就《中國農民調查》所發表的批評意見，僅是境外媒體進行了報道，安徽當地和內地的媒體在報道時都把有關內容刪去。

陳桂棣發表了聲明，對郭金龍的抹黑說法進行了回應，認為這位剛剛調進安徽的省委書記不了解情況。但當境外傳媒七月十四日登載了陳桂棣的聲明之後兩天，兩個意想不到的麻煩隨即迎面而來。

2005年7月16日，安徽省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合肥《新安晚報》突然停止連載陳桂棣長篇調查紀實文學《包公遺骨記》。《新安晚報》是從2005年5月31日起，以每天一千多字的篇幅，連載陳桂棣這部通過歷史，反思現實的新作。陳桂棣說，從整個故事的敘述過程，連載不應該在這個時候停下，因為故事剛剛講到歷史上真正的包公與大家所知道的包公的分別在哪裡，應該是到了最精採的時候。

他為此向報社打聽怎麼回事。一個說法是：不可能把你那十七萬字全部連載。但這個說法不能說服陳桂棣，他認為這背後是否與郭金龍書記說他抹黑安徽有關？報社可能揣摩上意。

陳桂棣的律師則表示，有關報館的這種做法，不見得是郭金龍書記所希望看到的，或許是某些善於揣摩上意的屬下自己的決定，也或許是報紙自己的考慮，但這是對作者的不尊重，對讀者的不負責。

《包公遺骨記》講的是合肥發現包公墓及其挖掘，並圍繞包公遺骨所展開的一系列故事，包括包公的後人如何保護遺骨，三十四塊遺骨送到北京鑒定之後，先後被北京和安徽博物館拒絕的命運，只能由包氏後人偷偷藏在家裡牆邊臨時搭建的一個破棚子下，以及文物工作者如何偷藏遺骨的過程。

陳桂棣和夫人春桃一九九八年就對合肥包公墓進行過現場調查，併到河南等地進行有關考察和研究，終於在2005年到北京居住期間完成了這個作品，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陳桂棣告訴亞洲周刊，作為一個作家，應該不斷要有作品，他當時本是要寫《中國農民調查》的續集，但由於寫這個續集的時間和條件或許不合適，所以就暫時放下，寫了這個《包公遺骨記》。他希望藉此引起人們的反思，為什麼那個時代會產生包公這樣的清官？為什麼包公的遺骨在發掘之後竟被博物館拒絕，要偷偷保存？

就在《新安晚報》停止連載《包公遺骨記》的同一天，陳桂棣在合肥市政府院內的住宅也同時遭遇厄運。有人隔著圍牆朝他家猛砸石頭和磚塊，院里的瓷瓶都被砸壞了，五歲的兒子受到驚嚇。報案兩次之後，公安來到現場，抓了一個人，但隔天肇事者又來砸了，報警之後發現又是同一人，公安說是一個精神病患者，沒有辦法。

但讓人不解的是除了時間的巧合之外，當有人要對此人拍照取證時，這位所謂的精神病人還懂得把臉掩起來，或者躲開，與驅趕者玩起了游擊戰。陳桂棣說，從七月十六日開始，這個人已經連續十多天不斷以磚頭和石塊對他家進行攻擊，頂棚全是洞。

據陳表示，更為蹊蹺的是，他家門外的130路站工作人員和在門口收垃圾的農民都告訴他，七月十六日那天，他們看到這個精神病人是由一些穿制服者用車把他運到陳桂棣家門口的。

陳桂棣很不解，他住的這個住宅樓，周圍還有不少鄰居，但這個精神病人不砸別家，所有的石頭磚塊都砸到他家，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報警也沒有用的情況下，一家人只好躲到郊區。陳桂棣避開了精神病人明著擲來的磚塊，但他憂慮躲得了殺傷力更大的政治磚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