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秉綱

1950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工學院機械工程系。

1953年，他於哈爾濱工業大學力學專業研究生畢業並留校任教，曾任講師及理論力學教研室主任。

1961年，調到中國科技大學工作，曾先後擔任流體力學教研室主任、近代力學系主任。協助錢學森等著名科學家建設了中國科大流體力學的專業教學體系。

1981年，擔任教授，受聘為首批博士生導師。

1984-1985年，他赴加拿大Waterloo大學和美國University of Tennessee Space Institute、Arizona大學及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做訪問教授並從事合作研究工作。他在國外和港台地區曾短訪過30餘所大學和研究機構，進行講學。

1986年，到北京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任教至今。

1997年10月，童秉綱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童秉綱因病醫治無效，於2020年7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在非定常空氣動力學領域，結合國家航天工程的需要率先開拓和發展了一套從低速直到高超聲速的動導數計算方法，並發展了以有限元方法為主體的計算氣動熱力學；建立了模擬魚類運動的三維波動板理論，對魚類形態適應的內在機製作出了完整解釋；在鈍體尾跡的渦運動機理、可壓縮性旋渦流動結構、二維渦方法等研究領域均取得重要進展。

童秉綱主要從事流體力學中的非定常流、生物運動流體力學、渦運動等方面的研究與教學工作，領導其科研集體取得多項重要成果：

(1)在非定常空氣動力學領域內，針對跨聲速和高超聲速流固有的非線性困難，提出了相應的模型：非定常跨聲速局部線化面元法和非定常內伏牛頓-布茲曼流動理論，從而開拓了跨聲速和高超聲速的動導數計算方法；建立了三維非線性非定常極端曲地面效應的非線性奇異攝動理論，揭示了極端曲地面效應的物理規律；最近，他針對難於算準航天器熱流的老問題，建立了計算熱流的新的有限元提法，克服了傳統的微商差分演演算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具有重要應用價值，並相應地建立了對激波和分離的複雜流動具有高解析度的有限元格式以及有限元一有限差分雜交演演算法及隱式演演算法，有明顯成效。

(2)建立了模擬魚類波狀遊動的三維波動板理論，在此基礎上定量分析了魚類幾種遊動模式的形態適應問題，得出了若干新的結論，該理論在SCI上不斷被引用，國際同行給予了肯定。

(3)在渦運動和渦方法的若干一計前沿，探索了靜態和振動圓柱尾跡演變的穩定性和分岔及其控制問題，可壓縮性粘性熱傳導熱渦的流動結構問題以及提高二維渦方法的精度和適應性等問題上，取得重要的新進展。

截至2010年6月，童秉綱先後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出版了《氣體動力學》《渦運動理論》《非定常流與渦運動》3部著作

1984年到1985年，童秉綱赴加拿大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和美國田納西大學空間研究院（University of Tennessee Space Institute）、亞利桑那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以及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做訪問教授並從事合作研究工作。

截止2015年11月，童秉綱先後獲得國防科委科技成果獎四等獎、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二等獎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三等獎、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教育部科技進步二等獎等 。

童秉綱一直堅守教學第一線，主講《理論力學》、《空氣動力學》、《流體力學》和《渦動動力學》。他講課思路清晰，論證嚴密，深入淺出，把玄奧的理論講得通俗易懂，極大地調動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他還先後組織編寫了《理論力學》、《氣體動力學》、《渦運動理論》等多種教材。其中《氣體動力學》成為國內多所重點高校和研究機構的教材和參考書，連台灣成功大學航空系也用該書授課。該書1995年獲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在他60多歲時，他仍給研究生開出新課，並親自上講台授課。他特別重視研究生的培養，他對每一個研究生都根據不同情況提出不同的培養和使用要求，從科研思想、基本訓練、方向選擇、課題確定直至參考資料都給予具體規定，嚴格要求。對青年寫的論文，他仔細審查，一絲不苟。讓每一個新入學的研究生沿著已畢業的學生的研究方向繼續做下去，是一種既省力又穩妥的方法，但是，童教授卻是為每一個研究生都選擇了不同的研究方向，讓他們在一個新的領域鑽研。1991年從天津大學考取的一位博士，其碩士畢業論文是《一種新的確定性渦方法及非定常流動的數值模擬》，同年秋由科大考取的一位博士生的碩士畢業論文則是《純體尾跡的穩定性分析及控制》。童秉綱根據國內學術動態和最新資料，將兩人的碩士論文中的研究方向對換作兩人博士論文中的研究方向，結果兩個研究生都各自作出了創新性的工作。強將手下無弱兵，童秉綱精心指導的研究生，個個都有紮實的根基和求實創新的風格。他的博士生朱克勤現已是清華大學教授，李淺已成北京空氣動力研究所研究員。

70年代，由於我國獨立研製戰術、戰略導彈武器的急需，童秉綱在國內率先開闢非定常空氣動力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飛行器動態飛行時空氣動力學特性研究。對於先進飛行器的設計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同時，和定常狀態下飛行的空氣動力學特性研究比較起來，又是一項很困難的課題。他領導其研究小組開拓和發展了一整套從低速到高速的飛行器動態氣動特性的分析方法。這些方法有力地支持了我國有關飛行器設計部門的研製工作，因而獲得了多項獎勵。作為一個學者，童秉綱不滿足於將國外的方法拿來解決國內的問題，而是要努力創新，在理論上有所建樹。他總結的一套分析方法處處反映出理論上的新思路。正因如此，他成為這個領域國內公認的學術帶頭人，他的許多工作引起國際同行的重視，多次應邀到國際開展學術交流。

隨著21世紀即將到來，我國將實現載人飛行器的飛行。對於這個宏偉的航天工程，防熱問題是關鍵，而準確地預估因為空氣動力造成的飛船表面的加熱率又是防熱設計的前提條件。準確地確定飛行器表面的氣動力加熱率要比確定其空氣動力不知要困難多少倍，童秉綱憑著敢啃硬骨頭的勇氣和另闢蹊徑解決難題的巧妙構思，領導其研究小組發展了一套有限元──有限差分混合演演算法，成功地用較少的計算機資源可以準確地計算航天器的氣動加熱率。多年來，他對科研的執著追求保持著旺盛的精力。雖年過70，但他仍不斷努力，從不鬆懈，長期潛心於流體力學前沿領域所取得的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充分體現了一個科學家的敢於爭先和鍥而不捨的治學精神。

與童秉綱接觸過的人都知道，童秉綱有一套“道德文章”理論。不論是在新生入學的報告會上，還是與研究生談心時，同工作人員座談時，他都不止一次地表達了他將道德置於文章之先，做人重於作文的思想。童秉綱認為身教重於言教。在平時工作、生活中，他一直身體力行他所提倡的“道德文章”理論，用良好的道德品行譜寫出做人的大塊文章。1975年，為了科研，年過半百的童秉綱去北京調研，當時生活條件極為艱苦，身為課題負責人的他和年輕教員在簡陋、嘈雜的招待所同吃、同住，沒有任何特殊化。住在招待所里其他單位的人都挺佩服這個小老頭，“這麼大年紀還跟年輕人一樣能幹！”80年代中期，童秉綱擔任近代力學系主任。系裡的一位教員身患絕症，家境不好，他從物質上、精神上給予照顧，在這位教員病故后，仍關心其家屬的生活和子女的成長。幾年後這位教員的女兒即將大學畢業，她要求回科大工作。當時科大人事編製比較緊張，進科大非常困難，童秉綱顧及已故同事對學校的貢獻以及多年來的感情，考慮到這位女孩的學習和工作能力，多次找校領導說明理由，將故人子女留在了科大工作。正是在他的這種工作上以身作則、生活上體貼教員的精神感召下，科大力學系的全體員工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教學、科研水平空前提高，使科大力學系在全國高校中嶄露頭角。童秉綱由此備受廣大師生的尊敬和愛戴，成為德高望重的長者。童秉綱到科大研究生院（北京）工作后，合肥校本部的學生出差到北京，只要他知道了，他都去招待所看一下，詢問他們的近期工作、生活情況，一直關注著他們的成長。長期在童秉綱身邊工作、學習的人都深切地體會到：童秉綱無論是搞教學還是搞科研，不管是逆境還是順境，不論在北京還是在合肥，“道德文章”精神在他的身上都有著充分而完美的展現。

日常生活中，童秉綱既不養花、養鳥，也不釣魚。他的日程安排中沒有星期天、節假日，中午也很少休息，他心中只有事業，別無所好。隨著年齡的增長，教學科研任務的日益繁重，擔任近代力學系主任后，繁雜的行政工作又壓在他的肩上，童先生漸感體力有點不支，精力不如從前，考慮到自己的年齡因素，他在眾多的運動項目中，選擇了散步作為自己的健身方式，每天傍晚他都在校園裡走上幾圈，以調節神經、放鬆大腦。1986年調到科大研究生院（北京）工作后，他根據北京的氣候特點，選擇下午四至五點作為他的散步時間，只要不是颳風下雨、下雪，他總是每天堅持到實驗室去拿報紙、散步，從不間斷。久而久之，就形成固定的習慣，散步也就成了他的主要愛好和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天下午四點至五點散步，雷打不動地成了他作息時間表上的固定項目，與他有接觸的人都知道在這個時間無論是打電話，還是親自上門都不會找到他。起初，他散步只是為了拿報紙和活動活動身體，到後來，散步途中，他可以看報紙，可以與同事、學生談論國家大事，交流思想，探討問題，他還可以在散步過程中把一天的工作梳理一遍，歸納總結一下，把第二天的工作作一點簡單地籌劃布置，散步途中的內涵和目的就大大拓寬了，散步成了他積極工作的另一種方式。

作為我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童秉綱迄今為止只培養了16位博士；他在力學領域成就卓著，卻像普通老師一樣每天拿著公文包準時出現在實驗室里。著名流體力學家童秉綱院士就是這樣一位治學榜樣、育人楷模。

培養合格的研究生對建設創新型國家有什麼關係？

童秉綱：十七大有兩段話：一段是“優先發展教育，建立人力資源強國”，還有一段話是“建設創新型國家，要培養造就世界一流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使創新人才大量湧現”。說明建設創新型國家最重要的是要培養創新型人才。人才的後備隊伍從哪裡來呢？我想最主要的是通過學校培養，從讀過博士學位的人中間來挑選。當然，要成為精英型人才，有很多成才途徑，我說的只是其中一個方面。為什麼說要從博士學位獲得者這裡來挑選呢？因為近代大學不止100年了，實際上建立學位制以後有兩種教育模式。一種是本科教育，本科教育主要還是知識傳授型，主要以上課、考試為主，當然也要培養獨立工作能力，但是主要是傳授知識。他只要把各門功課考及格就能畢業。碩士生是博士生的初級階段，博士生的教育模式是獨立研究型，他的培養方式不一樣，是由導師單獨培養，有點像以前的私塾一樣，目標是培養他獨立從事科學研究的能力，做創新性研究的能力，所以他的博士論文應該有相當水平的創新性成果。

對於博士學位一般來說都有什麼要求？

童秉綱：博士學位從業務、知識水平、能力來講，有這麼三條要求。一條就是“在本門學科上掌握堅實寬廣的基礎理論和系統深入的專業知識”。什麼意思呢？他要掌握堅實寬廣的基礎理論，還有系統深入的專業知識，這個並不是指要聽多少課，是指他真正讀懂了，是深讀而不是淺讀。社會上有一個名詞叫淺讀，因為現在的信息五花八門，光是增加知識本身，沒有特別大的意義，問題是你掌握了多少，所以是一個深讀，要對有關的基礎理論真正理解它的深度，不應該是“不求甚解”。第二條是“具有獨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能力”。它是強調獨立，獨立就是要從頭至尾他是研究的主角，什麼主意他自己拿，導師幫助他，指點把關。他選了一個題目以後，他怎麼進行調研，怎麼提出問題，怎麼進行研究，都是他的事。例如，現在我指導的研究生是碩-博連讀生，學製為5年，他能不能畢業？能不能按時畢業？完全取決於他獨立工作的成效。他除了第一年要上課，第二年以後不上課了，都是獨立研究。天天都像星期天，問題是怎麼善於利用時間。所以念這個學位就有風險。風險在什麼地方？就是它不像本科通過考試一樣，考試及格就能畢業，而是要獨立做出論文來，符合質量，而且具備了獨立從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就是說以後你能夠獨立承擔課題，你有這個能力了。這一點並不是人人都能達到的。他的知識來源並不完全靠老師的傳授？導師只給他指點，他應該向所有各方面的專家請教問題，包括給海外的科學家發E—mail向人家請教，完全不是以老師作為模式。總之，他是獨立自主。這種培養模式是從西方學來的，這樣才可能培養出創新型的人才。第三條是“在科學或者在專門技術上做出創造性的成果。”什麼是創新性成果呢？就是前人沒做過。研究生要做創新性工作，就要學會在研究中善於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就是你對某一個領域首先要抓住問題，要會提出問題，所謂提出問題本身就是要提出那些新的很有價值的而且重要的問題。然後你對這個新問題要考慮如何解決它。做基礎性研究就是一個不斷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什麼叫新結果呢？一是其內容和結論是新的，二是其內容和研究方法都是新的，還有一種是內容以前有人研究過，但是用全新的方法來做的，異途同歸。探索出別人沒有用過的方法，得出跟前人相同的結論？但是他用的方法當然比別人原來的方法更有好處，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問題的途徑。

您對當前我國培養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的質量，有什麼看法？

童秉綱：博士生一方面是對他的創新能力的要求，另一方面還要求他的人文素質，也就是他的價值觀，思想方法，他的智商加上情商，還有他的人格，因為這個是將來要發揮他的作用的根本問題。從現在培養博士生來講，因為目前我們的博士生的規模很大，甚至超過了美國，但是我們跟美國高等教育最大的差距是培養研究生的差距，人家要求的研究水平比我們高，要求的能力也比較高。當然美國有各式各樣的學校，有很好的學校，也有差的學校，我們當然要跟人家好的學校去對比。我們中國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之下，甚至我們的研究生比美國還多，可想而知，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雖然導師對培養博士生是輔助的，只是起監管和諮詢的作用，但是他應有見識，有能力，高瞻遠矚，這樣他才能指導研究生做出新東西來。現在問題是我們有沒有那麼多合格的博士生導師呢？現在還有這麼幾個憂慮，一個就是博士生畢業的時候他是否達到了獨立從事科研的能力以及做出創造性的成果這個標準。聽說有些導師一人要帶幾十個研究生，他哪兒有精力管呢？還有一個憂慮是這些年的整個科技界存在浮躁和急功近利的氛圍，希望很快做出成果來，屬於拔苗助長。所以在培養研究生中也會傳染這種淺薄的行為。從某種意義來說，這種急功近利的現象是從許多單位的管理層里催生的，管理的條例規定，你每年做出多少活，才能給你多少工資，這個顯然是不合適的。除此以外，可能還有其他因素，因為文革等原因人才隊伍中間有斷層，斷層了以後，當初的年輕人提拔得很快，30多歲就升為教授了，後來人的期望值也那麼高，恨不得得了博士學位，很快就能成為教授。於是急功近利成為提升的工具。好像瞄準了就要提升，否則就不滿意。還有人憂慮，導師變成老闆，我想導師是不是老闆，分界線在什麼地方呢？如果導師拿了科研任務，把任務讓學生做一個完整的學術研究，獨立自主，培養他成才，導師把整個的東西都要研究生自己掌握，這種導師和老闆毫無共同之處。所謂老闆指的是從大的任務中分割出來沒有什麼學術價值的邊角東西，不告訴研究生為什麼要這麼做，就分給他作為勞動力來使喚。實際上就是研究生給他的導師打工？是否稱之為老闆，不能一概而論，導師當然要有經費來培養，都得從外面拿到經費才能維持。像我所在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本部）要給研究生交學費，要交房費，還要給研究生津貼，再加上科研開支，全是導師負擔。像我這個年齡我還得在外面申請課題，沒有錢根本養不活。我拿到了課題以後，把課題交給學生，獨立自主地去做，培養他們成為有科學創造性的人才。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句話以前人們並不理解，人活不了百年，哪來百年樹人呢？實際上就是說，建立起一個可靠的教育平台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和發展，不是三兩年就能搭起這個平台，因此說這麼一個單位，她要成為培養博士生的單位，她需要悠久的歷史，她需要深層的積累。她需要有一個人文的很好的環境，使得將來能夠很容易使學生成才，這個就需要百年。意思就是培養人才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浮躁，應該是實事求是，應該把住質量，就是這個意思。

剛才講過了，人是有靈魂的，我們希望他成為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希望他成為創新型人才，為國家作貢獻，也能夠為世界大眾謀福利，他的思想境界以及他的執著精神，這些都是關鍵性的。我想引用愛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他說，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學生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併產生熱烈感情，那是基本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需要培養全面發展的人，而不是專業機器。這裡面就引出一個人文素質。為什麼稱為綜合素質呢？綜合素質當然也包含著人的業務素質。綜合素質我想是這樣的。以前在國際上早有這種說法了，培育人有三個要素。一是知識，就是你要學習，取得知識。第二要做事，通過做事培養你的能力。第三你要學會做人，來培養素質。這三個方面既有智力因素，又有人文因素，像能力也不完全是智力因素。培養素質第三條是涉及人文的非智力因素，是跟情商有關係的。我講的綜合素質是指包括智商和情商在內。以前我們唐代的文學家叫韓愈，他講了關於教育六個字，叫做“傳道、授業、解惑”。授業和解惑，可以講是屬於知識教學的範疇，傳道是傳授人文精神，如何做人。我在教育界已工作了55年，我自己也有很多的實踐，發現有若干東西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同他的事業能不能成功非常有關係，同他能不能為社會服務有效果，非常有關係。首先是一個人的價值觀。價值觀就是人生觀。你活在世界上是為名為利為賺錢，還是有抱負為大家做點事。什麼是價值觀呢？就是對人生對價值的看法。像以前第一任美國總統華盛頓，他當了兩屆總統以後，就引退，不再當了。中國人覺得不可思議，你當官當到最大還不好嗎？這種民主的思想是超越時代的。這是他的抱負，他的認識和看法。還有，現在世界首富比爾蓋茨，把微軟建起來，人家認為你是商人，當然是唯利是圖，但是人們發現，最後他的財富又要回歸社會，這個也是超越時代的。這是他的抱負，他要創業，最後他要把那個財富回歸社會。這種人生觀，一般的常人是不那麼容易建立的。所以我認為人的價值觀非常重要。

還有一個世界觀，就是指導工作的思想方法問題，你做事如果思想方法不對頭，是做不成的。這個也是要學的，否則你做什麼事情都做不成。再有，就是人的品質。我讀到了英國諾丁漢大學的校監楊福家先生在《科技導報》上寫的一篇文章，他講述的一段話我很贊成，他聽一個歷史學家講，中國的五千年文明是很燦爛的，但是中國人並不是什麼都是全的，起碼“公”字在中國的文化中間是比較缺的。人們稱國民為公民，所謂公民，顧名思義，是他本身是姓公，他是為民。為什麼相對來講，我們中國人的公德是要差一點？這個細節就不用講很多了，即使受過教育的研究生仍然有那種不文明的現象。現在不少獨生子女進電梯，因為他從小就習慣於什麼都是他第一，不等人出來，他就進去。你首先要從別人的角度著想，如果只從自己的角度著想，公德就不會好。還有博愛，以前是資產階級革命中講的自由、平等、博愛，就是你要給予人很多的愛，這次溫家寶總理在人代會結束的記者招待會上講到了博愛。這個博愛在中國人中間是比較少的。

再有誠信，誠信是非常難的。一部《三國演義》完全是陰謀詭計，“文化大革命”中間也是各種權術，所以講誠信，對中國人是很難的。再一點，中國人講團結也是相當難的。如果跟日本人相比，跟韓國人相比，我們有差距，我聽人家對比過。中國人即使是幾個人在一起，搞得不好就吵架。再有守法問題，中國人的守法性很差，就是沒有規矩。因為什麼呢？我們歷史上缺乏法制觀念。我曾經在加拿大和美國當訪問學者將近一年半時間，我在那兒也走過不少地方，那兒的人從小就有法律教育，習慣於守法，在自家門前貼個條子，人家就照辦。但是中國的小青年非得反其道而行之，你讓我怎麼樣，我偏不怎麼樣。而且本來是應該排隊的，有人偏不排隊。

再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勤奮，做事要勤奮。有些人的人生觀是希望做很少的事要賺很大的錢，天下沒有這個事。諸如此類，我認為，上面講的這些品質，應該作為培養研究生的要求，我們要跟國際接軌，需要這樣幾種素質。我認為培養這些素質是非常重要的。

童秉綱從教55年，前20年主要從事教學及管理工作；“文革”期間遭到迫害，耽誤了寶貴的時間；當他起步從事流體力學研究時已經45歲。25年後，由於他在非定常空氣動力學、生物流體力學、航天器熱防護氣動熱力學等前沿領域做出了系統的創造性工作，於1997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能夠取得上述成就，得益於童秉綱始終保持一顆不畏曲折的強烈的事業心，也得益於他一貫“勤奮做事、低調做人”的精神品格。

您在做人和做學問方面就做到了為人師表，您寫的院士自述，《一顆不畏曲折的事業心》傳奇般的經歷感動了許多人，希望能聽聽您的經歷、感悟和您的人生哲學。

童秉綱：我今年80歲出頭，從事教學工作已經55年多了，當然自己經歷了很多，也看了很多，對自己怎麼樣定位，有什麼期望，都會看得很清楚。人生是短暫的，一個人活100歲，加起來也就36500天。一個人到30歲讀完博士學位，如果是60歲要退休的話，工作只有30年，就10000天多一點。所以人是很容易老的。我們以前年紀很小的時候，常常說一寸光陰一寸金。意思是人要爭取光陰，人是很容易老的，所以人對自己要有個定位，追求什麼，實際上很多的東西到頭來都是生不帶來，死不帶走。人在社會上的價值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共建這個社會，社會發達文明，就是大家共建的結果。如果人類沒有這樣的精神的話，我們就不會像現在這個樣子，所以，大家要以個人為單位來參加這個集體，各自對社會發揮不同的作用，對社會產生有益的效果。有的人能力大多做一點，能力小少做，都要盡到自己的職責。如果把個人的追求完全定位於名和利，恐怕這條路實際上是走不通的，結果未必能如願。

我的經歷當然是很曲折了，可以概括為16個字，叫做“逆境很長，服務很多，很晚創業，小有成就”。到現在，我工作了55年多一點，我中間處於逆境的有12年。我以前在幾個學校當過教研室主任，當過系主任，前後當了20年，我用一半的時間為大家做了事情，事後大家對我有很多的評價，我還是很感動的。在那20年期間，我用剩下來的一半時間做業務工作，幾乎把節假日的時間都投入了。由於歷史的原因，我45歲才開始做流體力學研究。實際上從事這個工作的時間並不是很長？我在這個領域做了25年研究，到70歲當選為中科院院士。到現在，我做流體力學研究，加起來做了35年。所以說，創業很晚，小有成就。不能說我沒有成就，也不能說我成就很大。這裡還要補充介紹一下，那12年的逆境是怎麼受折騰的？其中分兩段。1956年我在哈爾濱工大給一位副教務長對他的工作作風提了意見，後來就招了禍了，1957年起就把我批判，劃成中右分子。這樣，連續五年完全是處於被壓抑的狀態，什麼好事都沒有我的了。當時只要你一挨批，誰都不敢理你了，什麼好事都沒了，沒有這個權利了。第二段倒霉的日子發生在在“文化大革命”中間，那時我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任教。因為“文化大革命”，在高等學校里教學工作停頓了整整6年。1968年9月把我關起來，先是隔離審查，過了兩個月又開大會，把我劃成漏網右派，就進了專政隊，整整在專政隊關了一整年，其中北京到原平的鐵路正在房山那兒修，我是在工地上不能回家的，被監督的。後來又勞改了兩年半，每天都要勞動，什麼事情都干，打掃廁所，修馬路，當小工，等等。這三年半里我受盡了非人道的待遇，經歷了生死矛盾的考驗。我舉點例子來說，當時在專政隊里，每天要向毛主席請罪，在早飯前後，勞動前後，午飯前後，晚飯前後，一天要好多次，都要向毛主席像彎腰180度，頭要靠到膝蓋，要三分鐘。專政隊設在地下室，沒有廁所，每天只規定兩個時間到廁所去，蹲坑只許三分鐘，否則外面就會鬼哭狼嚎般申斥你，完全是個黑地獄，這些獄卒想盡花樣要侮辱你，折磨你。為什麼說是生與死的矛盾？例如，修京原鐵路的時候，有一次，石頭碎片把我一個眼鏡片砸碎了，因為我550度近視，不能脫離眼鏡，我只能戴著原來的眼鏡，有一個有眼鏡片，另一個沒有眼鏡片，所以很多的視像都是畸形的，上坡看成是下坡，在那個條件下還要讓我爬上將近20米的橋墩，走一個扶梯上去幹活。我上去了一次以後，我知道，如果我從上面摔下來，就會說成畏罪自殺，那就說不清楚了。我當時在房山，堅決要求到北京城裡配眼鏡，總算逃過一劫。後來中科大下遷到了合肥，有一次要拉磚頭，那是個大夏天，我們上午已經幹了半天的挖土活了，下午還得去拉磚，革命群眾只要拉一次，我們要拉兩次，每次走十里地。拉到第二次，由於中暑，我已經走不動了，只能到馬路邊上躺著，天黑了，也沒人管我。後來虧得我命大，好不容易爬起來回家了，第二天居然好了，還能幹活兒去。

所以進入到那個黑地獄，人只有幾種選擇：一種選擇就是自殺；第二種選擇就是意志消沉，你成天發愁，出去以後你的腦子也不正常了，就是受刺激了，這一輩子也不想有作為了，完全悲觀失望了。我在那個時候心理上是很堅強的，下了決心，我無論如何要活著出去，後來到1971年底我才走出黑地獄。1972年工農兵學員入學，我的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但“帽子”仍被人拿著。我被派往瀋陽112廠和139廠去學習、去搞科研。真奇怪，我一下子來了精神了，使勁干，過去幾年的冤屈似乎都忘了。問我為什麼像阿Q精神一樣，受了那麼多折騰，結果你好像什麼都忘了，我也說不清。

我想人活在世上，總得干點事情。當時做事是沒有名，沒有利，幹事情多了反而會挨批，當時發表文章不能署名的，只能寫哪個單位，沒有一點好處。在逆境12年期間，除了完全失去自由的3年半，凡是我能夠乾的，我還要幹事。例如，上世紀50年代後期在哈工大挨整的5年中，仍然主編了一本《理論力學》講義，雖然當時的心情很不好，但是我仍然很專註。講義編成之後，被一個全國性的會議選上，由高教出版社出版成為實用教科書。於是我又投入到講義的整理和出版事宜。這本書歷經5次修訂（我未參加），至今已發行了百萬冊以上。又如，從1972年下廠伊始進入空氣動力學領域，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時，儘管我尚未解放，但那幾年我幹了相當多的活，當時我也說不清為什麼做這麼一個選擇。

您怎麼看待如何做人？您的做人的原則和信條是什麼？

童秉綱：首先，做人要做事，要干實事。還是回到剛才說的，我45歲才開始做科研，流體力學我大學沒有學過，是後來自學的。當時到瀋陽的航天工廠設計科幫他們干點事，我很多不懂，什麼都要從頭學起。雖然前幾年受了那麼多苦，但是我仍然用超常的努力做這些事。1972年和1973年這兩年，每年差不多有6個月到7個月都在瀋陽，主要在139廠。“文化大革命”期間，瀋陽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食油每月只有三兩，沒有肉吃。我們住在招待所里也吃不到什麼好菜。在飯館里你要去點一個木須肉，裡頭是鹹肉，你可想而知當時的生活條件，但是我在那裡堅持下來了。當時招待所六個人一個房間，只有我們兩人是常住客，其它都是流動客，他們要圍著桌子打撲克、抽煙、聊天。我們下班以後第一件事情是先佔領房中那張桌子，那樣我們晚上方能做事。我們沒有星期天，也沒有晚上，天天幹活。1973年139廠新進來一台計算機，好不容易我們用上了計算機，但是只能在後半夜。那個計算機是不穩定的，容易跳動，一跳動，算了幾個小時都白算了。於是我好多個後半夜都睡不了覺，身體頂不住了，發生頭重腳輕的癥狀，走路飄飄然，到中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去檢查，在抽血排隊的時候暈倒了。我醒過來時，是在急救室里，大夫摁了我的脈，後來查了查，大夫沒有完全說清楚。我沒有告訴家裡這些情況，如果告訴家裡的話，家裡人肯定要我回去。我還是熬到了年底前，事情做完了，然後路過北京。我當時家在合肥。到北京查了一下，結果我的膽固醇非常高，說明新陳代謝不正常。由於自己在這行業里是新手，很多東西不懂，我經常向人家請教，向比我小十歲的人請教，我也不怕難為情。那時我已45歲，當今人們似乎把45歲看成快退休了，沒用了，這不公平。

剛才講了做人之道，首先你要幹活。第二，我對人很真誠，很講信用，與人為善，不跟人家勾心鬥角。所以人家對我是信得過，有充分的信任。第三，我善於與人和諧合作。你想，孤立一個人能幹多少事？我們有幾個志同道合者，合作幾十年，相互之間都不鬧矛盾。要合作好，大家要有一個共同目標，不計較名利，都要有所作為，要互相寬容，所以文章署名，我向來不把自己的名字放到最前面去。我們幾個合作者，幾十年都是好朋友。所以不管我在哪一個單位，我都是和諧環境的促進者，像中國科大的流體力學教研室長期保持著和諧的環境。

您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應該如何與人交往？

童秉綱：非常關鍵的問題是人考慮的出發點不要光想自己，首先要想到別人。你跟人家相處，首先要想到別人，不要自私，老想撈便宜。我們學校的汽車司機對我都是很好的，為什麼？我尊重人家，安排好人家吃飯。我們學校的一些工人，水工、電工、瓦工，我跟他們都有很好的交情，我尊重人家。作為導師，我對研究生當然要提意見，甚至要批評，但是我也要尊重他們的人格，我不會輕易跟他們發火，發脾氣，我把他們當作合作者。再有很多事情中不要計較那些小事，人要有大度。去年我80歲的時候，學校里開一個關於教書育人、為人師表的研討會，跟我合作多年的庄禮賢老師對我有什麼意見？他說了八個字：海納百川，從諫如流。後面四個字就是說人家好的意見都能聽得進去，不是固執己見，說明我是虛心聽取人家的意見。

我可以給你舉兩個例子。其一，1999年我作為項目負責人，申請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重點項目，有好幾家分擔，當然要分經費的，有一位先生顧慮到我分錢不公，他向熟悉我的庄老師打聽。庄老師說，除非他變了，否則絕對不會。後來分了錢之後，的確如此。一個人在好多小事上都要給人信任。其二，1997年是我的70歲生日，中國科大力學系的老同事、老朋友們組織了一個民間祝壽會，有50人出席。在會上有許多同事即席發言，紛紛講起許多往事，非常感人。我自己深受教育，想不到我在科大居然做過那麼多好事，得到那麼多友誼和信任。這件事加深了我對人生的感悟。

實際上這裡還牽扯到一個名和利的問題。我們還想請您談談，您是如何看待名利的？

童秉綱：我的青少年時期，家庭貧困，有機會上大學，真是艱難。工作以後，又歷經磨難，真是世事滄桑。我在奮鬥過程中，感到名和利並不重要，做成事情才是首要的，我不自私，凡事以大局為重，所以我的人緣好。別人很難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踏上一隻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沒想到過了幾年之後又翻身了，而且比人家翻得還好。有名利思想的人決沒有這樣的勇氣。非常重要的是改革開放的政策，這是最大的機遇，最好的環境。再有，我為什麼能夠找到那麼多合作者，而且得道多助，很多同行都要幫助我？因為我對別人是以誠相待，與人為善。人家向我討教問題，我從來不保密，我把知道的都要告訴人家，我是善意地跟人家交往，樂意幫助人家，而且我的人還比較熱情，我並不計較人家是否回報。我始終保持謙虛謹慎。比如說，我在當選院士以後，還是住的原來的房子，沒有搬，當然學校並沒有給我新的條件。你如果不當院士，你不是也這麼活嗎？這個院士本來就是一種機遇，你不能認為有了機遇便怎麼樣，你還是一個普通人，所以我一向很低調。我從來不吹噓自己，也很少出頭露面。我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我現在80歲，還有7個研究生，每年要有30萬塊錢的科研經費，5年就150萬，對於基礎研究來說要申請到這麼多錢，是不容易的。我出去申請錢並不優惠，也要公平競爭。我認為，人還是幹些實事為好，關於名和利，實際上是過眼煙雲。你真要追求是追求不到的。

真的追求名利，你的結果會適得其反，而且看你這個名是好名還是壞名。

現在我對人生有所感悟，對很多事情看得比較客觀。人要有抱負，要為社會做事。當然做事也不一定有多大效果，不能預期人家會給你很大的名聲。做了事情有沒有好的評價，本身不重要。人的生活中總有曲折，只是曲折大一點或者是小一點而已，不可能一帆風順。在很多曲折面前，你是什麼心理？你有沒有堅強的心理能夠很淡然地看待？你很順利的時候，你很有光彩的時候，你是不是謙虛謹慎？所以我有一個格言，叫做“不畏曲折，鍥而不捨，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謀事在人，就是你自己能做的事你就做，不是為了看著名，看著利你去做。就是認為需要你做的事你要做。成不成天曉得，但是我該做的事我要做。前面講到，我45歲才開始創業，應該說，我做事的成功率是很高的，後來1997年我當選中科院院士后，有一個記者採訪我，問我有什麼感想，我說，“我天天念經，沒有想到要立地成佛”。應該說，這個榮譽只能說是一種“水到渠成”，只能說是帶有一種機遇，不是說你是鐵定的。我覺得，應該本著這個態度來正確對待自己和對待群眾。

● 家世背景

童秉綱11歲時父親去世，家中5個兄弟由母親撫養長大。

● 不幸遭遇

1956年，由於對當時的哈爾濱工業大學副教務長提意見，童秉綱受到批判、挨整長達5年。“文革”期間，童秉綱又被以“漏網右派”的名義進行專政，關押1年，勞改2年半，受盡了折磨，經歷了多次生死考驗。

童秉綱講課思路清晰，論證嚴密，深入淺出，把玄奧的理論講得通俗易懂，極大地調動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馬暉揚教授評）

童秉綱在非定常空氣動力學、生物流體力學、航天器熱防護氣動熱力學等前沿領域做出了系統的創造性工作 。（《科學時報》評）

2007年10月19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召開“為人師表 教書育人”研討會，慶賀童秉綱院士從教55周年，童秉綱院士的學生、同事20餘人，專程從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及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等地趕來參加研討會。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書記鄧勇代表學校向童秉綱贈送了“學高為師 身正為范”的從教55周年紀念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