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瓦爾澤

1927年3月24日，馬丁·瓦爾澤生於德國博登湖畔的瓦瑟堡，父母經營祖傳下來的餐館兼旅店，父親在他十一歲時病逝。他很早就幫忙經營餐館，做過賬，也運過煤。

1944年，馬丁·瓦爾澤應徵入伍，二戰期間在德軍防空部隊服役。據2007年6月公開的檔案顯示，馬丁·瓦爾澤可能曾於1944年1月30日加入過納粹黨。1945年被美軍俘虜。

1946年開始，馬丁·瓦爾澤先後在雷根斯堡大學和圖賓根大學求學，期間開始寫作。

1951年，他以研究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的論文獲博士學位。畢業后在斯圖加特任電台、電視台任導演。

1953年，參加堪稱聯邦德國文學家搖籃的四七社活動。1955年獲“四七社文學獎”。

1957年，瓦爾澤發表處女作《菲城婚事》，從此成為職業作家。他的文學探索被評論界批判為“缺乏‘批判-啟蒙立場’”，他被劃為缺乏改造社會衝動的保守右派。

20世紀60年代之後，瓦爾澤轉向激進的左派。他一方面成立“越南事務辦公室”，想徵集十萬個反戰簽名，迫使聯邦德國政界和知識界對越戰不再沉默，另一方面因為看到社會民主黨在越戰問題上態度曖昧，他又果斷站在共產黨一邊，并力挺工人文學，將自己喜歡的“勞動世界文學”結集出版，取名為《勞動日的尊嚴》。

1973年，去美國得克薩斯大學任客座講師。

1978年，瓦爾澤因出版《驚馬奔逃》，在德國文壇引起轟動，不僅躋身當年十大暢銷書之列，而且獲得評論界幾乎眾口一詞的讚揚。20世紀80年代前後，他因為主張兩德統一被懷疑具有民族主義傾向。

1998年，出版了自傳體小說《迸涌的流泉》，描寫一個生活在第三帝國下的十歲男孩的成長經歷。

2002年，出版諷刺媒體霸權的小說《批評家之死》，引發了強烈爭議，斥責他“反猶”的聲音此起彼伏。

2010年，瓦爾澤又寫了一部以愛為母題的小說《我的彼岸》。

馬丁·瓦爾澤的很多作品均以故鄉瓦塞堡的生活為背景。據2007年6月公開的檔案顯示，他可能於1944年1月30日加入過納粹黨。在其爭議小說《迸涌的流泉》中，瓦爾澤塑造了一個為生活所迫而加入納粹黨的母親形象。在現實生活中，馬丁·瓦爾澤的母親真的加入過納粹，雖然她篤信天主教。這成為瓦爾澤終生困惑的難題，同樣歷經戰爭年代，他和德國文壇另一位同歲的文學泰斗君特·格拉斯相反，後者不斷描寫戰爭，並反省戰爭之罪，可瓦爾澤卻拒絕寫任何反法西斯的戰爭小說。在瓦爾澤看來，法西斯已經消亡，格拉斯更多的是在表達反法西斯的意願，但瓦爾澤思考的問題是德國為何會受到法西斯的誘惑。

瓦爾澤的小說主要反映德國的現實生活，主人公大多是中下層知識分子，作者揭示他們尋找個人幸福以及在事業上的奮鬥，側重於描寫人物的精神生活和感情糾葛。他擅長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往往通過人物的自我內省反映社會生活的變遷。在德國文壇經歷了長期戲劇化的鬥爭后，他越來越相信，要為自己寫作。在2002年以後的寫作重心，移向了人性中更柔軟的部分，關於愛情和背叛，關於衰老和死亡，關於信仰。這些看似遠離公共性的命題，柔軟外殼下包裹的卻是某種穩健的內核。

2010年瓦爾澤創作的小說《我的彼岸》以愛為母題，不過這樣的愛蒙上了一層宗教色彩。主人公奧古斯丁是瓦爾澤創作的典型人物：男性，德國人，已經或者將被錯過的生活。奧古斯丁心愛的女人瑪利亞永遠在他愛的彼岸。瓦爾澤寫小說，一向輕情節，和他推崇的普魯斯特一樣，他長於心理分析，喜歡讓人物充滿思辨地內心自省。驚奇的是《我的彼岸》只是他計劃2011年出版的長篇《童貞女之子》的開頭。而《童貞女之子》彷彿一場語言與哲思的狂歡，它像一個宗教寓言，相信自己是無父之子的主人公珀西，卻在現代社會苦苦尋找父親。它是一部狂野的小說：探討愛情的可能性，信仰的可能性，以及語言的可能性。

瓦爾澤的寫作在涉及歷史問題時，幾乎不用政治性或群體性的公共語言，他認為寫作是個人化的表達。在德國，曾有人批評他“把良心私有化”，他不予申辯。在瓦爾澤眼中，如果寫出了《鐵皮鼓》的格拉斯是一個熱衷於教育大眾的人，那麼他就只是一個表達信仰的人。

瓦爾澤的寫作風格獨特，擅長以心理分析、借喻、細節描寫和譏諷反映西德“經濟奇迹”時期的社會真實。劇作基調嘲諷消極，運用布萊希特敘事劇的表現手法，描寫現實的靜態和難以改變。在文藝理論上，瓦爾澤認為現實主義是不斷進化的，每當它僵化為理想主義時，便產生新的現實主義，即“X現實主義”。他認為作家個人的發展道路也是由現實主義的青年期進入理想主義的中年期，只要作家童心猶存，便有助於推進現實主義的發展。馬丁·瓦爾澤創造一種馬丁·瓦爾澤式的“角色散文”。他以刻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心理為主，像他的前輩托馬斯·曼一樣，筆底彙集了哲學、詩學、批評等不同門類的思想精髓，有時也流露出沉靜的嘲諷和悲傷。他的格言是：“對於小說家來說，觀點猶如短路。”或許，他的寫作正是由此而得以避熟就生。

瓦爾澤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認為文學創作應該參與推進社會的進步，使其更加民主。他一方面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一方面吸取現代派的手法和技巧，尤其推崇普魯斯特。他的作品長於心理分析，以借喻、譏諷、注重細節描寫見長，充滿濃郁的鄉土氣息。瓦爾澤被譽為“駕馭語言的能手”，他的小說被稱作優美的散文作品。在敘述中插入對話是他的小說的一個特色，這些對話不加引號，讀者必須細心閱讀方能辨出說話者。瓦爾澤稱自己是古代阿雷曼人的後裔，因此他的作品中常有方言出現。他的不少小說在情節上雖然並無上下承接關係，但是一個主人公常常出幾本書里。

瓦爾澤是反諷家和幽默家，當他用幽默和反諷應對衰老和死亡的時候，他就成了黑色幽默家。他在寫作自殺論壇時：一個人要自殺，其他人便爭先恐後去領養自殺者將要遺留的貓或者狗；一個男的自殺了，一個女的馬上表示希望能夠擁有他的一張照片，以便日後到了彼岸可以把他辨認出來；有人從字面理解《新約》，相信肉體的復活，所以在自殺的時候想方設法避免對身體造成任何損害。同樣地，瓦爾澤筆下的老人形象也令人唏噓。老人的呼吸描寫可以變得如此微弱，以致“幾乎無法抵達自己的雙唇”；他又說：“老年生活就是一片沙漠。裡面一塊綠洲，名叫死亡”；而且，他把德國高鐵的頭等艙稱為“行駛的老人院”——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火車頭等艙的確是老人扎堆兒的地方，所以他害怕踏入火車的頭等艙。“行駛的老人院”，這是一個具有驚悚效果的比喻，是一幅既讓人哈哈大笑、又使人感覺嚴重不適的畫面，是滑稽和恐怖相互滲透的結果。

瓦爾澤的文字，機智而富有哲理，我深深佩服。（莫言評）

馬丁·瓦爾澤是當代的歌德，是托馬斯·曼之後，最偉大的德語作家。（作家李洱評）

馬丁·瓦爾澤是除德國大主教之外，對德國人影響最大的人。他的《迸涌的流泉》和《戀愛中的男人》等作品就體現出他為什麼是德國人心靈世界的精確的刻畫大師。（作家邱華棟評）

瓦爾澤以他的作品描寫和闡釋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德國現實生活，他的小說和隨筆向德國人展現了自己的祖國，向世界展現了德國，讓德國人更了解祖國，讓世界更了解德國。（德國書業協會評）

作為和新生的聯邦德國共同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瓦爾澤見證了歐洲大陸“1968年革命”后德國社會回歸正常化的渴望，進入兩德統一的新紀元后，他越發感到，需要減輕歷史包袱給當代德國人帶來的精神壓抑。1998年，他出版了自傳體小說《迸涌的流泉》，描寫一個生活在第三帝國下的十歲男孩的成長經歷。該書上市后一路暢銷，卻被“德國文學教皇”、猶太人賴希·拉尼茨基主持的電視書評節目《文學四重奏》中猛批，因為“沒有出現奧斯維辛這個字眼”。瓦爾澤憤怒了，他對《南德意志報》的記者說：“其實每一個受他虐待的作家都可以對他說，賴希·拉尼茨基先生，就你我的關係而言，我才是猶太人。”由此，他誤入了德國特有的話語禁區：猶太人。憑藉《迸涌的流泉》，瓦爾澤1998年獲德國書業和平獎，在法蘭克福保羅教堂發表了空前轟動的演講：他對奧斯維辛的儀式化表示不滿，懷疑有人抓住德國納粹時期迫害猶太人這一歷史把柄，為達到政治或經濟目的。他承認奧斯維辛是德國人“永遠的恥辱”，應該悔罪。但悔罪應是內心活動而非表面文章。這驚世駭俗的無忌之言，博得了在場包括聯邦總統在內的人們站立鼓掌，也很快招致嘩然，德國猶太人協會主席伊格納茨·布比斯指責他搞“精神縱火”，有人把他視為否定歷史的右翼極端。2002年，他出版諷刺媒體霸權的小說《批評家之死》，引發了一場更迅猛的精神大火，斥責他“反猶”的聲音此起彼伏。瓦爾澤覺得跳進博登湖也洗不清，他甚至想移居奧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