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軍虎

李軍虎大三時曾拍攝紀錄片《范坤》在鳳凰衛視播出。

2006年，李軍虎拍攝完成了15部感人至深的紀錄片。其作品《千里尋母》，分別榮獲中國最高政府獎——“2006年中國十佳紀錄片”、中國影視學院提名獎，併入圍法國飛帕電視節。

2006年2月，他跟蹤拍攝了四年之久的紀錄片《生於1977》獲得第28屆東京影像節優秀作品獎。2006年舉行的中國（廣州）紀錄片大會上，他的作品《城》獲得中國製作人獎。

東方早報：你和你父親的關係如何？

李軍虎：我是在新疆長大的，我父親是空軍的機械師。我們家和大多數家庭一樣，望子成龍吧。他們本來想讓我學音樂，因為我媽是個音樂老師。手風琴、管風琴，什麼都試過，但都沒學成。那時作為孩子的我，比較善於逃跑（大笑），部隊大院的孩子差不多，骨子裡都比較叛逆。我拍的片子都會給我父母看，剛開始看，父親會說，這老爺子真不錯。等到第二部、第三部，他就會說，呀，怎麼都是這種呢？以後不要給我看了！所以，他們也讓我明白一個道理，應該拋開學術、理論，把自己放在一個觀眾的角度來進行創作，這是最基本的。紀錄片的首要任務是好看。

東方早報：是不是去農村支教的那段生活對你後來的創作影響很大？

李軍虎：我沒有上過高中，也沒有學過電影，從師範美術教育專業畢業，就被分配當了美術老師。那個時候大環境的標準是，第一選擇中專，第二選擇才是大學。因為中專畢了業，國家就能給分配個好工作，比如鐵路、公交公司啥的，都是鐵飯碗。我們班學習最好的同學現在在開火車。

至於農村支教，不瞞你說，不是我情願的，那時候被鼓勵去了偏遠山區教書，誰去誰漲兩級工資。要是平時，漲兩級工資，最起碼得在城市小學熬上四五年，所以我們都被激勵著去了，很興奮。我現在還有同學在兵馬俑坐落的那個地方當老師。從西安到山裡有50多公里，沒有像樣的山路，去的時候太興奮了，待了一個星期我就受不了了，太苦。農村沒有專職美術老師，你必須得帶班，又是班主任又是管理員。一個老師除了音樂，什麼都得管。可是再牛的人去了那兒，就都完蛋了。那兒的孩子太好了，他們會咣咣地敲你房門，你一開門，他們手裡捧著全是吃的。這種最淳樸的東西，會把你心裡最柔軟的地方揪住不放。這些對我後來有很大幫助。

其實我拍的這群人是最好拍的，如果你願意坐下來和他們交朋友，他們馬上和你交朋友。不像城裡人，要對你有一個很長時間的判斷。比如我到一個學生家裡，他給我炒雞蛋，一下給我炒50個雞蛋，我趕緊說，你炒5個我都吃不完，他們說，這是打碎的雞蛋，他們也要吃。他們不刻意，全都是很自然的流露。後來我還是逃跑了，因為我出生在城市，受不了那樣的苦，也覺得這種苦是我解決不了的，我也不願意再回過頭去強調或粉飾那段支教的經歷，我比較直，我願意直視我拍紀錄片以來走下的任何腳印，但我不願意的是以高歌猛進的方式。

東方早報：那為什麼還花那麼長時間關注農民工？你的系列紀錄片《我是誰——農民工子女調查》還跟蹤拍攝了8個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子女的生活狀態。

李軍虎：一方面我也很現實，我認為這是實現自身價值的一個很有效的途徑，因為農民工佔中國人口很大一部分，農民工為什麼要永遠和貧窮、落後聯繫在一起？如果這些人的問題解決好了，實際上能夠解決中國一個大問題。

東方早報：你其實拍的不是農民工，更像是拍兩代人的關係，他們和時代的關係。

李軍虎：你說得特別對，這就是另外一方面。其實大家都是農民，任何一個中國人往上翻三代，肯定是農民。西方社會總拿農民問題揪住我們不放，但是我希望帶給大家一個真相。這並不一定是某種狹義上的主觀判斷，往往是時代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我關心的不是農村本身，也不是城市本身，我更關心的是城鄉之間的互動、人在其間的心理變化。我以前學攝影，在觀念上有一個視覺積累，基本上用畫面敘事，而我對紀錄片的理解是，好的紀錄片應該點燃觀眾心裡的問題，而不是通過一部片子就能解決存在的問題。

東方早報：除了這些，你的獨特性在哪裡？

李軍虎：紀錄片沒有絕對真實，每個導演都想體現自己獨特的判斷和認識，一點點兒地在向理想中的位置移動。我的紀錄片里，如《父親》是貼著人拍的，就像拍我自己的父母，我很了解我自己和我的父母。有些東西我根本就拍不了，比如地震第二天，有人要我去拍，還有錢拿，我想都沒想就拒絕了。因為我觀察事件的方法確定了我不能拍攝那樣的題材，我會把自己拍瘋了，我受不了冷靜觀察。我對自己太清楚，我看不了雜技，參加不了葬禮，這些都太殘忍了。特別是出現殺雞、殺狗的鏡頭，我一看就會崩潰。

東方早報：一部紀錄片拍攝的成功，80%取決於拍攝對象的選擇，你怎樣挑選你的人物？

李軍虎：《換城》的這兩個家庭有我的影子，我隨著我的父母去過無數個城市，待過不同的學校，所有的學校都在修建。我小的時候，也是很多家共用一個樓道，父母在樓道里做飯，小孩子們就在樓下玩兒。這就是我生活過的那個年代，所有的片子都有我的記憶在裡面。《父親》里的父親，是“中國式”的父親，父親並不一定要做過多驚天動地的事來體現他的價值。現在我們回想起最牛的父親是朱自清的《背影》中的“父親”，那是一個背影，我們每個人心裡的背影。大家總想找視覺的衝突，我的影片不精彩，但是十年後再來看看，也許又是不同。

東方早報：換句話說，你的片子戲劇衝突不多，但是時代的衝突很明顯。

李軍虎：對。有的人一部影片可以解決一個問題，我就不行。我曾經拍過那麼多不同的人，出生在城市裡的孩子、一家人、保姆、服務員、通過婚姻來換取城市身份的人，我拍了一個大相冊。我也曾經拍過富翁，他在拍賣會拍了一瓶紅酒，花了18萬元，一上車就給我們開了喝了。我當時說，你怎麼能把18萬元給喝了？把這錢給我，夠我拍一個片子了。他當時還笑著對我說，“沒關係，我待會再送你一瓶。”我後來就不再拍了，因為那不是我想要的東西。

我記得我和CNEX合作的一年，我的方案通過了，和其他人一起去報預算。我看大家寫的都是30萬元，我就報個20萬元，後來發現所有人都寫的是美元。剛好我報的選題是：“為什麼貧窮？”那個老外評審就問我，你很窮嗎？為什麼別人要30萬美元，你只要20萬元人民幣？我還是回答他，就是拿不到一分錢，我也還是會拍的。這不是喊口號，在拍紀錄片這件事兒上，我還真不願意從理論上、學術上說太多，我只願意去做，能去做我就特別興奮。

東方早報：人為什麼會貧窮？

李軍虎：有的人認為是教育，是大環境，我認為不是。我覺得還是觀念。這個觀念要好幾代人、好的教育背景才能扭轉過來。

我去年跟著一個農村女孩拍，到最後，身邊聚集了一幫城市裡的女孩子，為什麼呢？年輕女孩當服務員只能賺1000多元，可是去給人洗腳，當然是正規的，一個月可以賺四五千元，還很輕鬆。當時有很多城市裡的女大學生覺得這個洗腳的工作真的不錯，就一直幹下去了。她們還會留下客人的電話，一個月有的甚至可以賺1萬多元。一個20歲出頭的年輕女孩子，一個月靠洗腳可以賺8000元到1萬元，她的世界觀能不亂嗎？

東方早報：所以你鏡頭的價值觀是？

李軍虎：紀錄片應該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秘密”。農民工很容易跟你接觸，所以你很容易接觸到他們的秘密，紀錄片可信度越高、故事越有震撼性，也證明秘密挖掘得很深很完整。但現在很多紀錄片作者和拍攝對象的糾紛很嚴重，原因就是你把他的秘密公佈於眾了。

回到《父親》這部片子，之所以把父親的哭剪掉，就是我為他保守了他脆弱的秘密，為觀眾留下了他堅強的一面。所以《父親》的英文名就叫做“勇敢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