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25日－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應周恩來的邀請來我國訪問。

9月27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田中角榮，雙方進行了認真、友好的談話。29日，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在北京簽署。《聲明》宣布：“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布結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在《聲明》中，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規定。《聲明》宣布：雙方決定從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關係並儘快互換大使；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及政府間的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協定為目的的談判；決定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

中日之間戰爭狀態的結束，邦交正常化的實現，揭開了兩國關係史上的新篇章。同年11月9日，日本眾議院通過決議，支持中日兩國政府聯合聲明。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有著兩千多年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歷史。但自近代以來，1894年、1931年、1937年，在不到50年的時間裡，日本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使中國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災難。毫無疑問，這一時期是中日兩國關係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從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及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的大局出發，希望重建和發展中日睦鄰友好關係，提出了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標。然而，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控制下追隨美國，敵視新中國。1952年4月，在美國的促壓下，日本吉田茂政府同台灣當局締結了所謂的“和平條約”，宣布建立所謂“外交關係”，公然對新中國進行挑釁，為中日邦交正常化設置了嚴重障礙。

中日關係不得不從民間入手，“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大力開展民間外交，以“漸進積累”方式為兩國關係正常化創造條件。此後，中日兩國的民間貿易和文化交流不斷發展起來。日本人民要求恢復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聲也日漸高漲，從而為兩國關係在70年代取得突破打下了群眾基礎。

1972年7月，田中角榮出任新首相，並很快組成了田中內閣，大平正芳任外相。同年7月7日召開的第一次內閣會議上，田中就公開宣布“要加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正常化的步伐”。他還表示：“充分理解”中國政府一貫主張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則，即：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大平正芳外相說的更加明確：為實現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有必要在某個時期訪華。田中和大平的講話標誌著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1972年7月9日，中國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借歡迎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機會，發表如下講話：“長期以來一直採取敵視中國政策的佐藤政府任期未滿就宣布下台，7日成立的田中內閣明確在外交方面要早日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

8月11日，日方田中首相已決定訪華，並對周恩來總理的邀請表示感謝。8月15日，田中首相正式接受訪華邀請。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啟程訪華。

1972年9月29日，中日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聯合聲明宣布：自該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決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關係，並儘快互換大使；決心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

無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或正常化后，我國領導人都為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和周恩來就一再指出，要把日本廣大人民同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嚴格區別開來，廣大日本人民沒有戰爭責任，他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願意同中國人民友好，還要“把政府決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員區別開來”。在當時複雜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既同日本當局敵視中國的政策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更積極做爭取日本人民的工作，從舊軍人、戰俘到政界上層人士，廣泛開展工作，深得人心，成效顯著。在這個基礎上，由政界有識之士、大批友好人士帶動，形成不可抗拒的民間友好洪流，以民促官，最終推動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以民促官、官民並舉的優良傳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得到繼續發揚。儘管近年來中日爭端尖銳化，但友好合作始終是兩國關係的主流，這一點現在沒有改變，今後也不是任何人能輕易改變得了的。我們應該珍惜來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合作成果。面對當前複雜的新形勢，我們在堅持原則、同日本對華政策的消極面進行必要鬥爭的同時，同樣需要花大力氣做爭取日本人民的工作，推動日本國內中日友好隊伍的壯大和發展，以有利於排除障礙，促進兩國關係健康發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時，周恩來提出的“言必信，行必果”和田中角榮首相回應的“信為萬事之本”，充分表明了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對發展中日友好的極端重要性。近年來中日關係緊張帶來的一個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是，經過長期培育的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感情受到損害。兩國人員往來逐年增多，去年已突破400萬人次，但是相互理解和信任卻未能正比例地增長。如何扭轉這一狀況，促使兩國人員往來能同相互理解和信任同步增長，需要做大量艱苦細緻的增信釋疑工作，也是中日友好事業的一項長期艱巨的基本建設工程。

還值得重視的是，新聞媒體的輿論導向，對能否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有著重要作用。前段日方有些媒體對中日間問題報道的過分渲染和情緒化，只能給中日友好帶來負面影響。我們期待，雙方新聞媒體能本著客觀、公正、理智的原則，以中日友好的大局為重，著眼未來，對中日關係的報道發揮建設性的積極作用。

民間友好是推動中日友好的真正動力。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國內政治狀況的確發生了不少變化。隨著未親身經歷二戰歷史的新一代年輕政治家的上台，右傾保守思想抬頭，主張對華強硬的聲音增多，這意味著對日工作的難度增大，但我發展中日民間友好仍然存在著基本的有利條件。就日本國內情況來看，一是戰後日本社會形成的要求和平、反戰、反核和願同中國友好的主流意識，總體上看並沒有根本改變；二是日本政界一些右翼勢力和社會上的右翼勢力相呼應，時而興風作浪，不容低估，但畢竟是極少數人，大多數日本人民並不贊同其偏激言行；三是自新中國成立特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不斷湧現出不少日中友好團體和人士。這是一支可貴的中日友好力量。應該更加重視和繼續積極支持、培育這支友好力量的發展。四是日本執政黨雖然對華政策的消極面突出，但主導面還是願同我保持對話與合作，搞好雙邊關係，特別是在發展經濟合作、東亞區域合作等領域，有切身的共同利益。

民間爭取日本人民的工作，從根本上說，是力求我國的對日政策、我國人民對有關問題的反應，能逐步取得廣大日本人民的理解。爭取同日本人民一道，努力推動有關問題的妥善解決，促進兩國關係健康穩步發展。在中日關係的重要時刻，最近胡錦濤主席會晤小泉首相提出的五點重要主張，高瞻遠矚，指明了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的方向。當前的關鍵是，日方切實將自己的承諾兌現成實際行動。我們相信，在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努力推動下，只要雙方嚴格遵循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中日聯合宣言這三個重要文件的精神，就一定能夠克服困難，超越障礙，推動中日睦鄰友好合作關係不斷向前發展。

在中日間的兩個主要問題即歷史和台灣問題上，日方本是欠債，理應謹慎，但近年來卻一再做出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日本在一系列新老問題上所作出的對抗姿態，既同冷戰後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日國內大國意識膨脹有關，也反映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日兩國的不同發展態勢使日本心態複雜，不適應昔日落後的身旁大國迅速走向富強，視中國為妨礙其坐大的主要對手。

縱觀中日兩千年交往歷史中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得出的結論是，中日這兩個重要鄰國只能友好相處，而決不能決裂對抗。“和則兩利，斗則兩傷”。中日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友好合作，互利共贏，才是符合兩國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確選擇。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雙方本應以此為契機，推動中日關係及各領域交流合作取得新的發展。但不久前日本政府不顧中方堅決反對，執意採取非法“購島”行動，嚴重損害中日關係，破壞了邦交正常化40周年應有氣氛。中國政府對此表明了嚴正立場，中國各界也表達了強烈義憤。

2012年9月24日，全國友協、中日友協負責人日前表示，鑒於當前形勢，中方決定將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招待會調整到適當時候舉行。

該負責人同時表示，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方致力於發展中日關係，推進中日友好的信念沒有變化。

2012年9月28日，以“維護政治基礎，把握髮展方向”為主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

2018年10月26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舉行儀式，歡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華進行正式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