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謙初

1897年出生於山東省平度市田莊鎮劉家莊人。父親為他取了一個小名，叫作“光”，希望他長大成人後能有一番作為。

劉謙初8歲開始，先後在私塾和高等小學念書。

1913年春天，16歲的劉謙初考入平度知務中學，任學校青年會幹事。

1916年春，袁世凱復辟帝制。劉謙初聯合13名同學投筆從戎，參加了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第三支隊炮兵團。后因作戰英勇，被授予“山東三支隊義勇獎牌”。

1918年至1920年，劉謙初在齊魯大學預科班學習。畢業后，因家境不好，不能繼續深造，便到黃縣崇實中學任教。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參加了基督教上海聖教書報公會以《我的二十世紀宗教觀》為題舉辦的徵文活動，他的文章被評為第一名，因此被保送到燕京大學學習。在燕大，他接受並積極宣傳新文化新思想，併發起成立了《燕大周刊》，組織撰寫了《中國國民性的觀察》《武力不能統一今日的中國》等一批膾炙人口的文章，把周刊辦得紅紅火火，才華橫溢的劉謙初被稱為燕大才子，在同學中具有很強的號召力。

1921年預科結業后，因經濟困難，無力升本科，回黃縣崇實中學任教。因參加徵文獲獎，被保送去北京燕京大學文理科深造。

1922年，劉謙初考入北京燕京大學。在這個新文化、新思想的高地，劉謙初收穫了新友、新知。他發起成立了《燕大周刊》，組織撰寫《中國國民性的觀察》《武力不能統一今日的中國》等一批膾炙人口的文章。頗具才華的劉謙初在同學中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在北京求學期間，劉謙初與李大釗領導的學生組織建立了秘密聯繫，接受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

1923年，參與組織燕大文學會，任《燕大周刊》副主編。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他首倡成立“燕大滬案後援會”，被選為燕大學生運動負責人之一。

1925年9月，畢業后，曾在江蘇鎮江潤州中學、廣州嶺南大學附中任教。

燕大畢業后，劉謙初先後在鎮江潤州中學、嶺南大學任教。其間，他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新社會觀》《嚮導》等革命書刊，創辦了《木瓜》《流螢》《傾益周刊》等刊物，熱切地嚮往革命。

1926年12月15日，他終於來到革命中心武昌，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被任命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為軍部起草各種宣言、告民眾書、宣傳大綱等，在宣傳北伐軍的宗旨、主張、紀律、作戰方針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很受器重。

1927年2月的一天，劉謙初被邀到黃埔軍校武漢分校作一場關於政治形勢的演講，他從蘇聯的十月革命講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賀勝橋、汀泗橋戰役的勝利講到北伐戰爭的偉大意義。可謂口若懸河、辯才滔滔。坐在台下的一位姑娘，被這位氣度非凡的年輕軍官深深吸引。她就是時任中共京山縣委副書記、24歲的張文秋。她這次是專程到武漢購買槍支的，抽空來校內看望惲代英，碰巧聽到劉謙初的演講。

聽完演講，張文秋來到惲代英的住處。令她吃驚的是，那位演講者也在。惲代英介紹他們認識，並從食堂打來飯菜，留二人共進午餐。劉謙初也被眼前這位端莊秀麗、英姿颯爽的姑娘吸引住了。之後，他們像久別的朋友一樣交談，相約一起去聽演講，結伴前往參加“二七”大罷工四周年紀念碑的落成典禮。惲代英見他們彼此有意，就鼓勵劉謙初：“人生三十而立，你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可謂俯仰無愧事業，該關心一下婚姻大事了。”劉謙初接受了好友的建議，用書信向心儀的姑娘表達愛慕之情：“蓋自晤芳顏，神魂迷離，舉止動定，往往若有所失，雖一飲一食之間，亦恍若倩影在我眼中。每一成寐，則魂夢縈繞於左右。”張文秋含羞應允。不久，他們在武昌漢陽門大街致和里12號劉謙初的表姐家，舉行了簡樸的婚禮。

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劉謙初根據黨的指示，先到江蘇省委工作，后經上海去福建。

1928年6月福建臨時省委書記，組織部長陳祖康經不起敵人的誘惑，投靠張貞，叛變了革命。7月24日，福建省臨委先後召開黨的緊急會議和擴大會議，改選劉謙初為代省臨委代理書記，開除陳祖康，張餘生黨籍，選舉周肅清為代表向黨中央報告。9月，在福建省第一次黨代會上，劉謙初被選為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1929年初，黨中央調他到山東工作，以齊魯大學助教身份作掩護。面對險惡環境，他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常常冒著危險，來往於濟南、青島等地，夜以繼日地工作，傳達黨中央的指示，宣傳鼓舞群眾，揭露敵人的罪行，組織對敵鬥爭，很快恢復、重建和發展了被敵人破壞的黨組織，重新組成中共山東省委，並擔任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7月，他按黨中央的指示，和青島市委的同志一起，領導和發動了持續了40多天的青島大康、隆興和富士等七大紗廠的總同盟大罷工，給反動當局和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

1929年8月6日，劉謙初經青島赴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工作時，不幸被捕入獄。在國民黨濟南警備司令部監獄里，敵人用盡了各種威逼利誘的辦法，對他施以坐鐵籠、上壓杠、灌辣椒水等種種酷刑，打得他血肉模糊、遍體鱗傷，但絲毫動搖不了他的意志。就義前夕，劉謙初在給妻子的遺書中寫道：“望你不要為我悲傷，希你緊記住我的話，無論在任何條件下，都要好好愛護母親（指黨）！孝敬母親！聽母親的話！”

1931年4月5日，劉謙初戴著沉重的鐐銬，高唱著《國際歌》，高呼著“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口號，大義凜然地走向刑場，英勇就義。犧牲時年僅34歲。

1927年4月4日，毛澤東主持的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舉行開學典禮。劉謙初、張文秋親耳聆聽了毛澤東作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感覺獲益匪淺。

劉謙初陪妻子到武昌都府堤41號毛澤東的住處拜訪。毛澤東和妻子楊開慧熱情招待了他們，尤其是5歲的毛岸英和3歲的毛岸青，學著媽媽的樣子舉著小手抓紅棗、花生去送給客人，結果撒到地上，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當毛澤東聽說兩人新婚不久，幽默地說：“我有幾個兒子，我祝你們早生幾個姑娘，我們好對親家呀！”

張文秋詳細彙報了京山縣農民運動的情況，毛澤東認真聽取后給予充分肯定，有針對性地提出指導性意見，還縱論了中國革命和世界的局勢。毛澤東的真知灼見，使二人頓覺眼前亮堂，思緒開闊，由衷感慨：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1927年4月29日，劉謙初接到緊急命令隨軍北伐，張文秋留在故鄉繼續戰鬥。他們這一別就是兩年。其間，劉謙初先後調上海、福建等地從事黨組織的恢復整頓和發展工作，曾擔任福建省委書記、常委。1929年4月，調任山東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張文秋也轉戰南北，曾領導了河南駐馬店的秋收暴動，曾在豫鄂邊區和江漢平原一帶堅持游擊戰，曾擔任湖北省委秘書處和上海滬西區委負責人。

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1929年春，張文秋也調任山東省委任婦女部長（常委），化名陳孟君。

初次踏上丈夫的故土，張文秋感到既陌生又親切。按事先約定，她下火車后就在站內等人來接。不一會兒，聽到背後有人叫“陳孟君”。她轉過身，看見一位穿著灰色羽紗大褂、頭戴黑色禮帽的男子大步朝她走來。等到跟前，兩人都猛地愣住了：這不是日夜思念的愛人嗎！久別重逢，夫妻倆有太多的話要說，但他們最感激的還是周恩來的細心安排。在白色恐怖下，夫妻倆並肩戰鬥，他們深入民眾指導工農運動，幫助建立基層黨組織，使山東黨組織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但因叛徒出賣，1929年7月2日，新的省委又遭嚴重破壞，夫妻倆先後被捕。在獄中，劉謙初寫詩鼓勵妻子：“無事不必苦憂愁，應把真理細探求。只有武器握在手，可把細水變洪流。”

1930年1月，經黨組織營救張文秋出獄。此時，張文秋已有7個月的身孕。臨別前，她讓丈夫給孩子取個名字。丈夫深情地望著她說：“無論是男是女，就叫‘思齊’吧。山東古來便是齊魯之地，英雄輩出，禮儀最盛，讓我們的孩子時時記住這塊地方吧。”3月2日，女兒思齊在上海出生。4月5日，劉謙初壯烈犧牲。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長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張文秋，受黨組織派遣，攜女兒來到延安。已經8歲的小思齊，長得伶俐俊秀，而且能歌善舞，經常參加一些文藝演出。有一次，她擔任主角的話劇《棄兒》在中央軍委禮堂上演，劇情是表現革命烈士後代流浪的故事。正在台下看演出的毛澤東，不由地想起自己的幾個兒子曾流浪上海街頭的情景，心裡有些酸楚。小思齊惟妙惟肖的表演更令他感動。演出一結束，他就上台抱起小思齊，親切地問：“你的爸爸、媽媽是誰？”“我是她媽媽。她的爸爸是已犧牲的山東省委書記劉謙初。”毛澤東應聲望去，一眼認出了張文秋。10年後兩家人再次相逢，楊開慧和劉謙初都已經犧牲。他們百感交加，眼含熱淚，緊緊握手。毛澤東非常喜歡小思齊，當場認她做乾女兒。

1948年初，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從蘇聯歸國。在陝北中共中央駐地，毛岸英和劉思齊相識相戀了。毛澤東和張文秋聽說后都非常高興。毛澤東對張文秋說：“思齊是我的乾女兒，我很喜歡她。我贊成他們現在訂婚，將來結婚。”

1949年10月15日，毛主席才擺國慶宴，又主女兒婚：在中南海的豐澤園，毛岸英和劉思齊舉行了新婚典禮。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董必武，謝覺哉等領導同志攜夫人前來祝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