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正錫

饒正錫（1911-1998），又名重遠。湖北省鍾祥縣人。早年在湖北大冶縣普愛醫學學醫。一九三○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三軍團第五軍醫院醫生、院長，紅三軍團衛生部醫務主任、衛生部部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軍委衛生部醫務主任，軍委衛生部副部長兼衛生學校政治委員，軍委衛生部政治委員兼中國醫科大學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教導旅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戰軍第六縱隊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戰軍六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第二十二兵團副政治委員，中共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委書記、市長，中共新疆分局組織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兼政治委員，總後勤部副部長兼衛生部部長，總後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饒正錫，1911年5月生，湖北省鍾祥縣人。字連遠，曾用名饒重遠。曾為武昌博文學院中學學生。1927年春入湖北省大冶縣普愛醫院學醫3年，學習期間秘密參加革命活動。

1930年6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紅三軍團總醫院醫生。7月參加兩次攻打湖南省會長沙戰鬥。1931年任紅五軍醫院院長。同年7月任紅三軍團衛生部醫務主任。後任紅五軍軍醫處處長。

1932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7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3年任紅三軍團第六師衛生部部長。同年至1934年任紅三軍團衛生部醫務主任。1934年8月至1935年7月任紅三軍團衛生部部長。參加中央革命根據地歷次反“圍剿”作戰。曾榮獲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頒發的三等紅星獎章。1934年10月率部參加長征。

1935年7月至11月任紅三軍衛生部部長。

到達陝北后，1936年3月至1937年7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衛生部後方衛生部衛生主任。

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8月後任中央軍委衛生部醫務主任。

1938年人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同年任中央軍委衛生部副部長兼衛生學校政治委員。

1939年1月至1942年6月任中央軍委後方勤務部衛生部部長，1942年6月至1945年8月任政治委員。

1940年上半年至1945年8月兼任中國醫科大學政治委員。

1943年1月至1945年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衛生部政治委員。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8月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教導旅副政治委員。同年10月至1947年3月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1947年2月改稱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教導旅副政治委員，1946年4月至10月兼政治部主任。

1947年3月至7月任西北野戰兵團教導旅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7月至10月任西北野戰軍教導旅副政治委員。同年10月至1948年任西北野戰軍第六縱隊政治部主任、黨委委員。

1949年5月至9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安市警備司令部政治部主任。7月至9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六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加保衛延安、解放西北、進軍新疆等戰役和軍事行動。同年10月至1952年6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二兵團副政治委員（至1952年）、兵團黨委常委（1950年10月起）、第六軍副政治委員（至1951年12月）。

1950年1月至1951年兼迪化（今烏魯木齊）軍區副政治委員。

1949年12月至1953年5月任中共迪化市委書記，1950年12月至1953年6月任迪化市市長。

1950年6月至1953年4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1953年4月至8月兼書記。

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兼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組織部部長、新疆分局常務委員。

1953年9月至1960年3月任中央軍委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兼政治委員（至1959年2月），1953年11月至1954年6月、1958年10月至1960年3月任衛生部黨委書記。

1955年3月至1967年4月任總後勤部黨委常務委員。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7年4月至1967年4月、1975年8月、1977年12月至1982年12月三度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關押達6年之久。后平反。

1980年12月至1985年3月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1981年2月至1985年3月任中共中央軍委紀檢委常務委員。

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第四、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八大、十三大代表。第十一、十二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1998年6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911年5月14日生於湖北省鍾祥縣塘港鎮一個小商人家庭。兒時曾入私塾一年，后免費就讀於基督教會在鍾祥縣城開辦的三育小學堂，小學未畢業父母相繼病故，生活陷入困境，被迫輟學。

1924年隨長兄一家遷居漢口，1926年初，經原三育小學校長介紹入武昌博文書院讀書。在此他除受到國文、數學教育外，還較紮實地學習了英語，成為爾後革命隊伍中少有的具有英語能力的領導幹部。1927年因其長兄經濟發生困難，被迫離開博文書院，轉入大冶普愛醫院半工半讀學醫。

1930年6月，紅軍第3軍團轉戰鄂東南佔領大冶，他毅然參加紅軍，到紅3軍團總醫院當醫生，接著參加了紅軍兩次攻打長沙的戰場救護工作，後任紅3軍團第5軍醫院院長。1932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9月改任軍團衛生部醫務主任。在反“圍剿”作戰中，他雖然職務發生了變化，但始終堅持履行醫生的職責，奮鬥在救治傷病員的第一線，曾以高超的醫術解除了大批危重傷病員的痛苦。因其醫術和工作成績突出，1933年8月獲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頒發的三等紅星獎章。1934年10月，升任紅3軍團衛生部部長。

長徵到陝北后，調任軍委後方辦事處衛生部醫務主任。抗日戰爭爆發后，曾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38年重回軍委後方衛生部工作。後任軍委後勤部衛生部部長兼衛生學校政治委員、衛生部政治委員兼中國醫科大學政治委員，參與領導陝甘寧邊區部隊的衛生工作和培養醫務工作幹部，曾在延安主持創辦製藥廠，編印出版《抗戰新葯集》和《國防衛生》等刊物，為推動和提高解放區的醫療和衛生水平做出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改行從事軍隊政治工作，先後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教導旅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戰軍第6縱隊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人民解放軍第6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加了保衛延安和解放西北諸戰役及進軍新疆。

新中國成立后，任第22兵團副政治委員，中共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委書記、市長。1953年起調赴北京，任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部長兼政治委員、總後勤部副部長兼衛生部部長、總後勤部顧問。1977年12月復任總後勤部副部長。1980年12月～1987年8月任中共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是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78年、1982年當選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1955年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1998年6月22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坎坷的路》、《風雨年華》、《論軍隊衛生工作》等。

在總後勤部的老副部長饒正錫同志去世前的最後幾年，給將軍印象最深的，是雖然時空已經過去了幾十年，但二萬五千里長征中的許多人和事，卻依然深深地鐫刻在饒老的腦海里，特別是長征途中看護隊的兩三名小青年，以及跟隨他多年的老馬夫李德茂……更是常常強烈地撥動著老將軍的心弦！

1934年8月中旬，紅三軍團在高虎腦、萬年亭結束了第五次反“圍剿”的最後一仗。在這次戰鬥中，紅三軍團衛生部的第一任部長、饒正錫將軍投身革命的引路人之一何復生英勇犧牲了。9月，軍團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楊尚昆任命饒正錫繼任衛生部部長。

由於受“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慘遭失敗，不得不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被迫戰略轉移，於10月中旬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時，紅三軍團衛生部有300多人，其中機關100人，擔架隊200多人，挑葯擔子的挑夫20到30人，還有一個24人的看護隊。每逢打完一次仗，傷病員都很多，上級要求不能丟掉一個傷病員，而照顧傷病員的任務主要就是靠看護隊的小青年。

長征時，部隊中配有“三夫”，即馬夫、伙夫和挑夫，其他則都叫“員”，如看護員、警衛員等。上級配給饒正錫的馬夫名叫李德茂。他是江西興國縣人，僱農出身，50多歲了，比饒正錫父親的年齡還要大，卻一直沒有成家。長征出發時，三軍團副官處給饒正錫配的驢騾，體型很小，別人都看不上眼，只有李德茂說，別看它長得不起眼兒，但這可是一匹好牲口，既有勁，性情又溫馴，好喂，能吃苦耐勞。於是，管理科長便讓李德茂給饒正錫當了馬夫。在年輕的戰士面前，李德茂頗有長者風度，對看護隊的小青年很照顧，小青年對李德茂也很尊重，都叫他老李。哪個小青年病了，不用饒正錫吩咐，李德茂就主動安排生病的小青年騎上馬歇一會。

因長征出發得十分匆忙，帶的藥品更是有限。儘管長征途中曾經攻佔許多縣城，然而由於受反動派的宣傳，人都跑光了，西藥很難搞到，只能買一點兒中藥。紅軍進入雲南后，藥品就基本上都用完了。當大部隊抵達雲南省馬龍縣時，軍委偵察隊截獲到一輛汽車。它是雲南省主席龍雲給軍閥薛岳運送地圖的，車上帶有一些白葯精、萬金油、八卦丹。就是這些簡單的藥品，可幫了紅軍的大忙。遇到紅軍戰士頭疼、腦熱、肚子痛，他們就都是給一丁點白葯精或萬金油，吃了居然也能管用。然而，就這樣的“藥品”，很快也都用完了。於是，外科葯只有鹽水，內科則啥葯都沒有。由於藥品匱乏，傷病員只能忍耐著。實在忍不住了，就給一點大煙土吃。罌粟，居然成了紅軍治傷治病的藥品。那時候，因為雲南、貴州軍閥帶的都是配有煙槍和步槍的“雙槍兵”，而且強迫老百姓種植大煙，因而大煙土在他們和土豪、劣紳那裡很容易繳獲到。一些老百姓家裡窮得大姑娘都沒有褲子穿，角落裡卻擺著一碗一碗的大煙土。就是靠這個東西，竟然也克服了很多困難，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看護隊的24人，全是十五六歲的小夥子。他們的工作十分辛苦。行軍路上，傷病員的急救，以及吃的、喝的，都要由他們負責。每次出發前，他們都要先給傷病員上好葯。不能走的，要把擔架整理好，用擔架抬著；能走的，看護員則要一路陪著走。傷病員如果掉隊，看護員就得跟著，以防他們丟失。常常是部隊到了宿營地，看護員還沒到。有時大家正在吃飯，或者次日部隊又要開拔，他們才匆匆趕到，來不及稍微休息片刻，便又得跟著部隊繼續行軍。即使他們哪天能夠跟著大部隊一起趕到宿營地，也得首先給傷病員燒水、洗腳、看病、換藥，然後服侍傷病員睡覺。直到把傷病員完全安頓好了，他們才能顧得上做點自己的事。而等把這些事情做完，也差不多到了第二天又要出發的時候了。

徠當時，饒正錫最擔心的就是這些小青年生病，或者掉隊。如果這些小青年病了，掉隊了，整個醫療工作就失去了主力。況且在當時艱險萬分的情勢下，掉隊，就意味著失去依託；掉隊，就意味著犧牲。行軍途中，一些反動武裝時常朝紅軍打冷槍，看到掉隊的紅軍戰士則極其殘忍地整死，然後還要把他們的衣服完全剝光。有一次，一個名叫鄒國仁的看護班長和他看護的一副擔架一起掉了隊。那擔架員正在病中，小鄒本人年齡又小，實在抬不動擔架，只好陪著傷病員慢慢地走。在路上，他們看到剛剛被反動武裝殺害的紅軍戰士，心中很是害怕。緊趕慢趕，直到下半夜，才趕到部隊的宿營地。

為了防止看護隊的小青年掉隊，饒正錫想了不少辦法：一是引導、教育他們不畏艱險、勇往直前；二是想方設法減輕他們的行軍負擔，如當時每名紅軍戰士要帶3天、7天或10天的糧食，饒正錫就決定將看護隊的糧食都集中起來用牲口馱運；三是如果小青年病了，就讓他們騎上牲口休息一會。由於看護隊編製上沒有牲口，只能靠領導幹部的牲口來解決。

那時候，副官處給饒正錫配一匹驢騾，而他想，自己才23歲，年輕體壯的，除馱戰士們的行李外，很少騎它。於是，這匹驢騾就成了看護隊的一匹救護騾子，哪個小青年病了就騎著休息一下。可別小看這匹驢騾，關鍵時刻它卻是很管用的，曾經救過不少人的命。有一次，饒正錫的文書尚中谷、看護員謝方圓同時病了，他自己也不舒服，但他和尚中谷都堅持讓給看護員騎。就在爬一座高山時，尚中谷只爬到半山腰就精疲力竭，一頭栽倒下去，從此再也沒能起來，長眠在巍峨的山下。

剛剛走出草地，紅軍隊伍又遇到一條很寬的河流。河水洶湧澎湃，又涼又急，許多強壯的漢子下去都支撐不住，更不要說那些身單力薄的小青年了。饒正錫最擔心的是激流會沖走那些身體單薄的小看護員。最後，還是李德茂管理的那匹驢騾幫了大忙。饒正錫讓小青年們拉著驢騾尾巴，相互攙扶著並肩前進，一趟兩位。最後，終於全部平安地渡過了這條河。

1935年10月，隊伍勝利抵達陝北，24人的看護隊，犧牲了8人。先烈們長眠在漫長的征途中，熱血浸透了他們的足跡，許多人連姓名都沒有留下，更沒有哪怕是最簡陋的一座墓碑。然而這支由24名小青年組成的看護隊，卻幾乎成了饒正錫將軍生命的一部分，小鬼們在惡劣環境中所表現出來的不畏艱難困苦、不怕流血犧牲和對革命工作認真負責的精神，都使他終生難忘。

由於李德茂是侍弄牲口的一把好手，這匹牲口一直從江西瑞金走到了陝西延安。到延安后，軍隊糧食不夠吃，要自己組織運輸隊運糧，這匹驢騾便要被抽去參加運輸隊。李德茂與它已經有了很深的感情，實在難捨難分。饒正錫就勸李德茂：“老李啊，只要革命發展，好馬總是會有的，就讓它去它該去的地方吧！”就這樣，這匹驢騾離開饒正錫參加了運輸隊。後來，上級又給他配了一匹馬，李德茂依然給饒正錫當馬夫。

抗日戰爭勝利后，饒正錫被調到教導旅工作，按規定不能帶李德茂走。李德茂也感到自己年齡大了，想回鄉成個家。臨分手的時候，饒正錫托一位同志給李德茂辦手續，又把自己當時惟一能值點錢的一件大皮襖送給了李德茂，還將自己僅有的一點津貼費都給了他。

後來，因戎馬倥傯，天各一方，饒正錫將軍再沒有機緣見到李德茂。然而，每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都會深深地想念起這位可敬可愛的老馬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