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吉和她的父親

四川涼山彝族區尼古拉達人民公社，來了一個支援公社建設水庫的工程隊。工程隊的老技師任秉清，解放前是涼山腳下的一名窮石匠。公社社長馬赫在自己家裡為工程隊開了一個歡迎會。在歡迎會上，馬赫的女兒達吉為客人們表演了節目，任秉清非常喜歡這個聰明漂亮的姑娘，同時也使他回憶起往事：十幾年前，任秉清有個女兒被當地的奴隸主搶上山去，以後一直沒有下落。解放后，他也曾進山找過女兒，可當年孩子太小，奴隸主把搶來的人又隨便轉賣了，未能找到。他想如果女兒要是還活著與達吉年齡相仿，也會像達吉一樣聰明、能幹。他們相處一段時間以後，任秉清從達吉的很多特徵里，終於認出達吉就是自己的女兒。但是他想如果認走自己的女兒，馬赫社長也將失去親如骨肉、相依為命的女兒。在萬惡的舊社會，奴隸馬赫從奴隸主手裡救出了達吉，並含辛茹苦地將她撫養成人。任秉清不忍心將吉認走，給馬赫帶來痛苦。解放以後，馬赫也曾為達吉尋找過親人，希望她與家人團聚。當公社黨委書記木呷告訴馬赫，任秉清就是達吉的父親時，雖然引起了他感情上的很大震動，但出於崇高的階級感情，他還是把達吉叫到身邊，讓達吉去認自己的親生父親。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使達吉十分驚訝，她為能和自己的親生父親相認而高興，同時也因可能會離開養父馬赫，離開可愛的涼山和自己的夥伴而不安。任秉清和馬赫在這個問題上，彼此都為對方著想。馬赫認為任秉清年過半百，為建設祖國東奔西走，應該讓女兒達吉陪伴照顧他。任秉清卻覺得女兒達吉與馬赫社長生活多年，跟他在一起最合適。最後，任秉清搬進了馬赫的家，與馬赫和女兒住在一起，決心同彝族兄弟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涼山。這樣，達吉既是漢族技師任秉清的女兒，也是彝族社長馬赫的女兒，她與兩個父親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該片具有濃郁的抒情特色，它對人物心理的刻畫較為細緻，善於選取富有表現力的細節和動作，發掘人物的內在感情。

它尤其注重挖掘和表現健康，真摯的人性和人情，將主人公之間的父女之情、兄弟之情表現得相當充分，真實地展示出主人公在特定環境中複雜的心理狀態，以及彝漢兩族人民的深厚情誼。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影片對借物抒情、寓理於情等傳統藝術技巧有較好的借鑒。

原峨眉電影製片廠第一任廠長朱丹南回憶《達吉和她的父親》：峨影廠拍攝的第二部電影是《達吉和她的父親》。高纓的同名小說發表於《新觀察》雜誌，在全國有影響，是一篇好小說，因此省委很重視。峨影有一個導演叫張波，很想抓這個劇。我剛從國外回來，《嘉陵江邊》還沒有完，這邊就在議論怎麼改編《達吉和她的父親》。小說是很好的，但是我怕峨影廠的導演和攝影師達不到應有的標準，擔心弄砸了。不是好導演，好攝影師，再好的故事也拍不好。那時候彩色片很少，劇本經過文化部審查通過了以後，才能決定你是否能用彩色片。這個故事不拍彩色片很不夠味，因此我的目標是拍彩色片。但峨影廠的創作理念、藝術力量跟不上。因此我就想到了與長影廠合作。那時候《五朵金花》已經出來了，1958年拍攝，1959年放映，已經打響。我的目標是不低於《五朵金花》，省委非常同意我這個意見。1960年開第三次文代會，我去參加。長影廠的領導我很熟悉，我和他們廠長亞麻一說，他很同意。我點名要的導演叫王家乙，他是我解放區時候的老戰友。他們廠長說可以，王家乙也同意了。我和四川藝術院的院長劉蓮池說好，他出演員。我們倆在會議期間休息時坐飛機回到成都，向省委彙報交涉的經過。沒有想到，王家乙當著省委書記就提出來，要我當導演可以，我有個條件，讓朱丹南演馬赫，讓劉蓮池演任秉清，我才幹。省委書記說，你這一招厲害，一個是廠長，一個是院長，把兩個頭頭都拉去，我們這兩個單位怎麼辦？省委同意了。王家乙事後說，他這一計是一條繩拴三個螞蚱，飛不了你，也逃不了他。

拍完這部電影以後，我也寫了一首詩：

為在銀幕映涼山，詩人急忙著新篇。

請個名家當導演，三個螞蚱一繩拴。

這部電影拍出來以後，正好文化部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電影創作會議。在這之前全國文藝座談會也是在新僑飯店開的，這兩個會議接上了。我從長影帶著樣片參加會議，並送到文化部審查。開始文化部一審查就通過了。通過以後，拿到會議上來放映。這一放映，引起議論紛紛。那時候主要是兩派，一派是“電影派”，一派是“小說派”。因為從小說到電影的修改比較大。小說是“爭女兒”，馬赫一聽說有人來找達吉，從腿上拔出刀子來，“哪一個要認走達吉，我就和他拼！”我給高纓說，這個情節要改，現在講民族團結，要讓。任秉清的身份也要提高一點，他是個老石匠，支援涼山建設，就是土工程師；馬赫讓他當社長，已經是共產黨員了，都是共產黨員。小說派以李希凡為首，他是權威，紅學專家，調到中宣部任文藝處處長，又任人民日報社文藝版的主編。他在文藝報發表的文章題目是《是提高還是拔高？》，認為電影的改動是拔高了人物形象，當時好像趙丹也是傾向小說派。我們感覺到壓力很大，就提議把小說和影片都送給周總理，周總理原定的要對兩個會議講話，看周總理的意見怎麼樣。這部影片是作為七一獻禮片準備在7月1號放映的，當時還沒有公開放映。周總理看了以後，於6月20幾號講話，才解放了我們。他首先說，小說電影他都看了，他認為小說比較粗獷一些，電影就細緻得多了。但是電影也有缺點，感情上還沒有放開，受著限制。導演和演員都有限制（這是因為那時候經常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人情味）。他說，有些地方好像是要想哭，但是哭不出來，因為導演把人限制住了。這個缺點確實存在。周總理對電影的評價基本上是肯定的，他的講話很有說服力。出版社曾經把對《達吉和她的父親》的評論出版了厚厚一本集子。當時爭論是很大的，集子里的觀點也是一派說小說好，一派說電影好。周總理不是一棍子打，而是說小說和電影各有各的長處。

在全國文藝座談會和電影創作會議開完以後，大約6月29日或30日，周總理請了部分著名演員和電影廠廠長，有20多人到他家做客，吃飯和座談。周總理在西花廳門口迎接，同來賓們一一握手，夏衍作介紹。輪到我時，夏衍介紹說，這是朱丹南。周總理說，我認識，他就是馬赫老爹。夏衍又介紹說，他還是峨影廠的廠長。周總理說，好哇，我們就是需要領導幹部參加生產，領導生產。吃飯時，周總理舉著酒杯到我們這一桌，專門給我敬酒，並說，希望再在銀幕上看見你。我回答說，再拍三五部不成問題。遺憾的是，由於文革，這個願望沒有實現。

建廠的時候，文化部把西南雲貴川3個廠划給八一廠，在藝術上由他們輔導，也調了一些人來，如攝影師、車間主任，選址也是他們幫助選的。華北幾個省划給北影廠，東北的幾個省划給長影廠，華東幾個省划給上海的兩個廠。因此第一部影片我們是請八一廠的導演給我們導演的，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導演。《嘉陵江邊》是在八一廠完成的，《達吉和她的父親》中涼山的鏡頭只有幾個空鏡頭，邛海、涼山的外景大部分都是在東北拍的。故事發生的地方在公社駐地尼古拉達頓，拍攝地是吉林省的四道溝；達吉採花，山上已經沒有花了，都是塑料花。更大一部分是在攝影棚里拍的，比如我扮演的馬赫救小達吉，當時下著雪，雪都是塑料雪，都是假山樹林。電影不弄虛作假成本就太高了。

《嘉陵江邊》是八一廠幫助拍攝的，《達吉和她的父親》是長影廠幫助拍攝的，我們也配備了全班人馬，王家乙作導演，張波、張其作副導演。這邊的建設老是上不去，因為省委抓錦江大禮堂和錦江賓館的建設，又擴建飛機場，我們就掛不上號，材料也很欠缺。廠里的職工提出，我們要單獨拍一部片子。開始選的工業題材的劇本《十二個老礦工》；農村題材選了四川文學上發表的小說《東山女炮排》，但感覺條件還是不行。最後選來選去，我說《嘉陵江邊》可以算是工業題材，《達吉和她父親》也可以算是農村題材，是不是可以搞個戲曲片，因為我當過川劇院院長，一想就想到川劇。我當川劇院院長的時候，拍過一個川劇集錦，包括《秋江》、《五台會兄》、《評雪辨蹤》，還可以，但是沒有拍過整本戲。最後選到《鴛鴦譜》，這是個喜劇，演員現成，拍攝技術上要求不高，黑白片。那時候攝影棚還沒有建成，有個大食堂，就把大食堂當作攝影棚；錄音車間也沒有，就半夜錄音，因為半夜沒有雜音噪音；洗印也是臨時找間房子洗印，沒有空調，從肉聯廠拉冰來洗印片子，最後還是拍成了，名字改成《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用的成都市川劇院的原班人馬，效果也不錯，送審結果也很好，發行到港澳、東南亞華人比較多的地方。

這部片子還沒有拍完的時候，我帶著廠里的要求到文化部去請任務，這已經是1962年。省人藝演出《抓壯丁》，效果很好，我們準備用原班人馬拍《抓壯丁》。到了電影局，那時候電影局的局長是陳荒煤，他說，老朱阿，你野心勃勃，很可惜，國務院已經確定峨影廠下馬，各省廠都要下馬。而且這個題材八一廠已經定攝了。你說你們人藝演得好，八一廠定的是延安的原班人馬，把你們的“潘駝背”也叫去了，吳雪演李老栓，陳戈演王保長，你斗不鬥得過他們？結果完成了《鴛鴦譜》就下馬了。

雷蕾，著名曲作家，父親是更著名的作曲家雷振邦，雷蕾先後為《天音》、《熱戀》、《便衣警察》、《渴望》等影視劇譜曲，在社會上產生強烈反響，許多歌曲傳遍大街小巷，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絕唱。還在雷蕾7歲的時候，《達吉和她的父親》的導演就選中了她，讓她扮演影片中的小達吉。有意思的是，影片中小達吉的養父、彝族馬赫老爹的扮演者朱丹南20年之後竟成了雷蕾的紅娘。經朱丹南牽線，雷蕾與她的丈夫李南岡相識並相愛，而朱丹南是李南岡父親的老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