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靜

1943年，26歲的張春橋在晉察冀邊區北嶽區黨委宣傳部任宣傳幹事。這年春天，宣傳部分配來一位戴眼鏡白白凈凈的城市姑娘，名叫李淑芳，張春橋一見鍾情。

1943年秋季，兩人確定了戀愛關係。隨後，文靜被調往邊區平山縣郭蘇區任區委宣傳委員，張春橋被調往晉察冀分局宣傳部宣傳科任副科長。

然而，隨之而來的日軍“大掃蕩”，卻中斷了張春橋的戀愛之夢。

1943年12月8日，爆豆般的槍聲在平山縣園坊村外響起，蜂擁而來的日軍包圍了村子。和區委同志失散的文靜，在突圍中受傷被俘。面對死亡的威脅，她交代了自己共產黨員和抗日幹部的身份。隨後，她充當了漢奸的喉舌，被編入日軍“宣傳班”，擔任班長，任務是編寫反共宣傳材料。

篡改歷史

從政治上考慮，張春橋不能再繼續和文靜的戀情。尤其當時他已經被提升為《晉察冀日報》的副總編輯，有文靜這樣一個既是“革命隊伍叛徒”，又是“民族敗類”的陰影隨身，對他以後的政治生涯是大為不利的。但他選擇了一個自以為是，然而卻最蠢的做法：接納文靜，並設法掩飾甚至抹掉她的這段歷史。

在張春橋的運作下，文靜被安排在《晉察冀日報》資料科任編輯。起初，在1945年12月15日，張春橋填寫履歷表時寫得含糊：1943年在北嶽區黨委認識的文靜，在1943年反“掃蕩”中受傷被俘，直到今年始回邊區。她的組織問題，據稱已經在天津市委解決，但未經正式轉來，現正解決中。

1947年，張春橋和文靜在張家口結婚。9月21日，他在填寫《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組織部幹部調查表》時，仍不敢完全隱瞞文靜的歷史問題，在“愛人的家庭情況”一欄中寫道：文靜本人是學生，17歲開始參加共青團，中間失掉過關係……1943年反“掃蕩”中被俘。1945年6月逃出后，至今尚未恢復關係。但這時候，文靜已經被他寫成是“逃出”了。

1949年5月，張春橋離開了時任總編輯的《石家莊日報》，到了剛剛解放的大上海，擔任市軍管會新聞出版處軍代表。他填寫《華東局及上海市委幹部履歷表》時，文靜的政治面貌已經被他明確地寫為“黨員”了。幾年以後，文靜的歷史問題，在張春橋填寫各種表格時已經不再提及，而且張春橋將她安排到了機要部門——新華社任組長，行政級別14級，月薪147元。1959年，成為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高級秘書和心腹的張春橋，在填寫《幹部履歷表》時，文靜的被俘叛變問題已無影無蹤，留下的只是“黨員”二字。

1960年11月4日，張春橋填寫《上海市委組織部幹部履歷表》時，文靜不僅“黨員”身份毫無疑問，而且已經進入了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這樣的要害部門工作了。

正是由於這樣，每次在審查幹部的時候，張春橋都為此十分惱火。老婆的歷史問題，無形中影響了他的“進步”。“文革”開始，特別是張春橋被調到北京以後，文靜對張春橋不放心，經常找各種借口要到北京來。

張春橋對此很是反感，加上他早就想將這條“辮子”扔掉，便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離婚，文靜都不同意。

“垂簾聽政”

張春橋去北京參加籌備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時，他向江青談起自己的苦惱，又提出離婚的辦法。江青冷笑著對他說：“你以為離了就乾淨了嗎？退一步就沒法收拾了？”張春橋心有所悟。

張春橋後來對文靜明白地說：“也不會為這個問題打倒我。”他指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即進入九大成立的中央政治局的江青一夥已經向他交了底。表面上，張春橋提出文靜不再擔任任何工作，實際上秉承他的旨意，讓文靜稱病長期躲在家裡，仍照舊發給所有文件，由專人送到家裡。王洪文在調中央之前，主持上海市委工作時期，也常常到文靜家裡去商量工作。黃濤、朱永嘉、何秀文等人為了討好張春橋，常常把自己起草、經張春橋批示的發言稿送給文靜，請她“審閱”、“指正”。

這種“垂簾聽政”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76年10月14日，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會議精神傳達到上海各級組織和群眾后，才停發了給文靜的文件。

文靜給張春橋生了四個孩子，三女一男。張春橋愛抽煙，也喜歡喝酒，文靜也抽煙喝酒陪著他。張春橋夜間工作時，文靜通知廚師做夜餐。張春橋決定與文靜保持距離，完全是出於政治原因。

提出離婚

張春橋曾多次私下向文靜提出離婚的事情，文靜都不同意。

一次他想讓上海的“四人幫”骨幹分子，再為他做離婚的工作。他對將去上海出差的王洪文秘書肖木說：“還有一件事情，想請你再次去找一下馬（天水）老和（徐）景賢同志，請他們再抽空兒出面找文靜談一談，儘快地將我們離婚的事情辦了。”

剛才還在大談國家大事的張春橋，怎麼一下子就轉到家庭的問題上來了？肖木的腦子一時還未轉過彎兒來，他驚奇地看著張春橋，感到困惑：“離婚？”

張春橋很堅決地說：“是的，離婚，還是那個頭痛的離婚。你告訴馬老他們，我沒有別的什麼要求，財產、孩子全歸她，只要能離婚就行。”

作為王洪文秘書的肖木，經常與張春橋打交道，是知道這位“首長”脾氣的，當然不敢再問下去，更何況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語的張春橋，在肖木不再說話之後，反而接過話頭來繼續說這件事情：“我提出離婚，可是文靜和孩子們不理解，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他們好啊！”

張春橋的聲音裡帶著幾分哀婉、幾分凄涼。“老婆孩子們的眼光都太短了，他們哪裡知道鬥爭的殘酷啊！”

萌生“找伴”念頭

1976年2月26日晚上，張春橋要徐景賢等親信替他找兩個秘書。徐景賢回上海后，就精心物色了兩個自以為可靠的男幹部，把他們的情況整理成兩份材料，寄給張春橋。

這一回，善於揣測張春橋心思的徐景賢失算了。3月，張春橋給徐景賢回了一封親收信，內有兩頁信紙。第一頁只淡淡地說他收到了兩位同志的材料后，覺得他們來了以後，可能沒有太多的事情，還不如在外面多干一些事情為好。第二頁單獨寫給徐景賢，一訴衷腸：老實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找個伴。信的末尾寫道：上一頁可給其他同志看，這一頁請閱后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原來張春橋不是找秘書，而是找“伴”。

但是，隨時在討好張春橋的徐景賢，也深知張翻臉不認人的本性，並沒有燒掉這頁密信。“四人幫”被粉碎后，徐景賢交代“找伴”這件事說：“……文靜有歷史問題。我覺得這是張春橋的一塊心病，後來根據我的了解，物色了政治上較好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對象，想當面徵求張的意見是否合適后，再和女方談。”然而張春橋很快就被捕了。

1981年1月，張春橋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1983年1月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因為當年和文靜離婚雖經中央批准，但沒有公開，所以張春橋出獄后仍和文靜共度晚年。

2005年4月21日，張春橋因患癌症病亡，終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