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創新

集成創新的概念雖然還無定論，但無論何種表述都一致認為，集成創新的主體是企業，集成創新的目的是有效集成各種要素，更多地佔有市場份額，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現代企業集成創新以提高企業持續的整體競爭力為目標，創新過程與創新資源創造性地集成與協同。雖然集成創新的概念還沒有一個非常準確的定義，但無論何種表述都一致認為，集成創新的主體是企業，集成創新的目的是有效集成各種要素，在主動尋求最佳匹配要素的優化組合中產生“1+1>2”的集成效應。

當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水平的同時也加劇了企業之間的競爭。進入21世紀后，企業的經營環境愈加變幻莫測，越來越多的企業發現，僅有良好的生產效率、足夠高的質量、較好的靈活性已不足以保持市場競爭優勢。對於原始性技術創新與重大發明專利都較稀缺的我國及我國企業來說，集成創新顯得尤為重要。集成創新有可能成為技術跨越的突破口，集成創新已經成為新經濟時代對企業發展提出的客觀要求。

“集成”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解釋為集大成，意思是指將某類事物中各個好的、精華的部分集中、組合在一起，達到整體最優的效果。英文單詞為Integration，其意為融合、綜合、成為整體、一體化之意。我國學者張正義、吳林海認為，集成不是簡單的連入、堆積、混合、疊加、匯聚、捆綁和包裝，而是將各種創新要素通過創造性的融合，使各項創新要素之間互補匹配，從而使創新系統的整體功能發生質的變化，形成獨特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優勢。

集成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說是指一種創造性的融合過程，即在各要素的結合過程中注入創造性思維。也就是說，要素僅僅是一般性地結合在一起並不能稱為集成，只有當要素經過主動的優化、選擇搭配，相互之間以最合理的結構形式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由適宜要素組成的、相互優勢互補、匹配的有機體時，這樣的過程才稱之為集成。海峰等則從系統的觀點提出“集成從一般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要素(單元、子系統)集合成為一個有機系統，這種集合不是要素之間的簡單相加，而是要素之間的有機結合，即按照某種集成規則進行的組合和構造，其目的在於提高有機系統的整體功能。”

集成創新(Integration Innovation)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12年Joseph Schumpeter首次提出的創新理論。他認為創新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實現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一種新組合，這種新組合包括以下五種形式：引進新產品、引入新技術、開闢新市場、控制原料新的供應來源、實現工業的新組織。整個社會不斷地實現這種組合，就促使經濟向前發展。

集成創新的理論研究始於20世紀70 年代。為應對動態環境給企業技術創新帶來的挑戰，Dillon、Dosi、Utterback等分別從內部技術創新要素集成的角度探討了企業技術、組織、制度、管理、文化的綜合性創新，指出提高企業技術創新成效的關鍵在於合理協調上述各種要素的匹配關係，發揮協同作用。他們的研究促進了創新集成化思想的傳播和發展。

1982年，美國學者R.Nelson和S.Winter在生物進化理論的啟示和借鑒下，提出了創新系統演進的觀點。他們認為：技術創新過程的集成促進了各種資源要素經過優選，並以適宜的結構形成一個有利於資源要素優勢互補的有機整體。Freeman則在更廣範圍上展開對技術、組織、制度、管理、文化的綜合性創新研究，他認為：技術創新在經濟學意義上包括“新產品、新過程、新系統和新裝備等形式在內的技術向商業化實現的首次轉化。”這表明創新管理的集成化趨勢越來越明顯，集成的思想和原理逐漸在科技管理實踐中得到推廣和應用。

1998年，哈佛大學教授Marco Iansiti提出了“技術集成”(Technology Integration)的理念，而這也被大多數學者認定為集成創新概念的首次提出。他認為“通過組織過程把好的資源、工具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進行應用稱為技術集成，它為提高R&D 的性能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Nancy Staudenmayer把集成創新界定為按照社會和市場需求，系統地組織內外部優勢資源 (如技術、知識、信息等)而產生具有功能倍增性技術發明和創新產品的過程。Philip Sadler則認為，在當今企業創新管理中，構建柔性的組織結構、流程和創新型文化以快速響應環境的變化，更利於集成創新。這表明，在創新管理領域中，更高層次的集成及技術創新與組織、制度等由分化走向融合的趨勢更加明朗化。

H·K·Tang指出，集成創新思想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不是技術供給本身，而是日益豐富、複雜的技術資源與實際應用之間的脫節。集成創新的邏輯起點是把握技術的需求環節。在創造符合需求的產品與豐富的技術資源供給之間創造出匹配。Best 則基於Marco Iansiti的研究成果，從國民經濟和地區發展的角度提出了“系統集成”的概念，並以Intel公司為個案進行研究，研究證實了系統集成既是企業新產品開發的驅動力，也是企業生產的組織方式。Best 的“系統集成”進一步明確了“集成”模式或方法的普遍適用性。

我國學者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專註於集成創新的有關研究。逐步形成了有關集成創新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許慶瑞與陳勁合作完成的“企業創新系統”研究：江輝、陳勁合作完成的“集成創新分析框架及評價”；許慶瑞提出的“全面創新管理”等，都可以被認定為企業集成管理的雛形。集成創新是將各種創新要素通過創造性的融合，使各項創新要素之間互相匹配，從而使創新系統的整體功能發生質的躍變，形成獨特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優勢。李文博、鄭文哲認為集成創新是創新主體將創新要素優化、整合相互之間以最合理的結構形式結合在一起，形成具有功能倍增性和適應進化性的有機整體，組織通過學習為商業創新和競爭優勢創建一個管理秩序。金軍、鄒銳則認為集成創新是創新行為主體的優化、選擇塔配，相互之間以最合理的結構形式結合在一起，形成的一個由適宜要素組成的、相互優勢互補、匹配的有機體，從而使有機的整體功能發生質變的一種自主創新過程。

庄越等在研究分析現代企業產品創新集成化的基本原理、方法及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了產品創新是多項技術、信息、管理的集成。胡漢輝等從產業層面，用集成創新的思想設計了產業集群的演化路徑，解釋了產業集群的形成機理。魏江等通過對企業集群發展的研究，得出培育集群競爭力的關鍵是集群能夠獲得創新集成效應，並分析了企業集群中創新集成的實現機制、作用機制以及動力機制等。胡樹華探討了現代企業產品創新集成化的原理與方法，認為產品創新是多項技術、信息、管理的集成。慕玲、路風則從集成創新的技術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匹配角度，提出了以需求環節為起點，通過開放的產品構建和企業互動模式來集成各種技術資源，實現集成創新。張華勝、薛瀾從集成創新範式分析了集成創新的有關問題；西寶、楊廷雙從集成創新的集成方式、集成流程管理等方面，分析了集成創新的模式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對集成創新的機理進行了研究，提出了許多富有價值的見解。

此外，我國在對技術創新的案例研究中也逐漸發現到，在技術創新中各種要素的集成是保障技術創新效果的重要條件。

集成創新的理論源泉是1998年馬可。伊恩斯蒂（marco iansiti）提出的技術創新，而早期的集成創新也主要是圍繞技術創新所展開，但隨著經濟全球化、信息技術與網際網路快速發展及企業生存環境的複雜化，集成創新的構成要素也在不斷的發生變化。集成創新不只是集中在技術方面，還要考慮組織、戰略、知識等方面。集成創新是技術融合的進一步延伸，是產品、生產流程、創新流程、技術和商業戰略、產業網路結構和市場創新的集成。

Ragatz提出了戰略整合在企業集成創新中的管理許可權、地位與作用。他認為要實現企業技術集成創新的要求和目標，實施正確的戰略整合直觀重要。Freeman在更廣的範圍內開展了技術、組織、制度、管理、文化的綜合性創新研究。Dillon、Dosi、Utterback則分別從內部技術創新要素集成的角度探討了企業技術、組織、制度、管理、文化的綜合性創新。

我國學者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及企業發展的特點，對集成創新的構成要素進行了相應的完善與修正。歐光軍、胡樹華從技術集成、知識集成、組織集成、管理集成四個層面提出了集成動態創新模式。江輝、陳勁為分析研究企業形成集成創新的機制，將企業內部運轉的三個層面— — 技術集成、知識集成和組織集成作為構成企業集成創新的要素。李文博、鄭文哲在剖析企業集成創新理論內涵的基礎上將集成創新的構成要素劃分為四個方面：技術、戰略、知識、組織。黃玉傑、李忱、田楊茁則將企業的集成創新分為企業內部各要素的集成創新和企業之間的網路集成創新。其中，與本文研究相符合的企業內部各要素的集成創新包括技術的集成創新、管理職能的集成創新和企業整體的集成創新。

史憲睿、金麗、孔偉認為企業集成創新能力是企業通過集成創新模式實現企業競爭力的能力，企業集成創新能力是由各種能力要素連接而成的能力系統，包括戰略集成能力、知識成能力、組織集成能力。趙光輝認為集成創新是一個包括生產、經營、管理、組織等各方面內容的一個系統總體, 是對企業各種要素進行整合和集成的過程。孫金梅、黃清則將集成創新的要素劃分為六個方面：戰略集成、技術集成、知識集成、資源和能力集成、組織集成和時間集成。

集成創新是美國高技術企業為適應經濟的發展所創造出來的一種新的技術管理和生產組織方式。它的出現與美國的工業服務基礎結構、企業組織結構和社會文化密切相關。當前，國外集成創新理論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工業基礎之上的，但由於不同的產權關係、不同的工業基礎、不同的員工素質和不同的文化背景，每個國家的集成創新模式必然有其各自特點。而國內有關集成創新的研究還大多停留在對國外集成創新理論的討論和概念描述，缺乏深層次的系統性研究，研究大多集中於技術創新和技術因素本身，不同程度上忽視了組織、文化等非技術因素及時空因素對集成技術創新過程和績效的影響。此外，集成創新不僅是企業保持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所在，更是企業獲取長期利潤的源泉。但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學者，大多數都側重於理論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實證方面，無法從企業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相應的改進措施，此一方面也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強調用戶在創新活動中的參與和互動。是企業集成創新發展戰略的重要特徵。企業的集成創新需要與用戶密切聯繫，需要用戶來參與相互交流。一些研究表明，企業主要是把從用戶(尤其是領先用戶)II里所得到的需求信息反饋，作為產品創新的基本依據。企業的新產品開發項目成功與否有眾多的關鍵因素，除了企業的人、財、物和項目設計過程的各個環節，最終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用戶．因此他們也是產品開發項目中必須考慮的重要成員。這是因為用戶的要求決定了產品的設計，如希望達到的功能、足夠好的質量、合理的價格和可接受的交貨期等。集成創新強調的是企業產品開發環境與市場用戶信息之間的相互匹配。

集成創新要求不同類型的創新資源和能力相互激發和協同作用，在本質上是創新要素的交叉和融合。傳統的技術創新主要特徵是產品或工藝的創新，而在集成創新模式過程中，技術創新逐漸被提升到戰略高度．並涉及組織結構、企業文化、人力資源等方面的協同創新。集成創新內容呈多元化，涵蓋技術、知識、資源、能力、文化等方面，並要求各要素間協同作用。

創新主體多元化是集成創新的重要特徵之一。隨著產品和技術複雜性程度的不同，掌握企業創新內容所涉知識、能力和資源的創新主體呈現多元化，涉及範圍包括個體、團隊、企業職能部門、企業(含企業的競爭對手和合作夥伴)、其他相關組織和用戶等。因此，集成創新要求各創新主體能積極思考、有效溝通和協作創新，創造協同效益。集成創新關鍵在於集成創新過程包含了集成主體積極能動的優選行為過程．其特點是經過有目的、有計劃的比較選擇，各集成創新主體既能夠發揮各自最大優勢，相互之間又能夠實現優勢互補。

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加，企業研發的技術難度和創新過程的複雜性大大增強，單個創新主體(個體、團隊、職能部門、企業)很難獨自完成越來越複雜的創新活動。在技術發展迅速、用戶需求變化多樣的環境中，要完成資源密集型的複雜任務，建立企業與企業間的網路聯繫，採取合作的形式整合資源，是企業間優勢互補、降低風險的重要途徑。集成創新已經從創新的線性過程走向網路化過程。

在現代化大生產過程中，產業關聯度日益提高，企業的相互依存度增強，傳統的企業邊界束縛被逐步打破，企業已開始從過去注重單個企業之間的競爭轉向企業集群之間的競爭，通過集成創新的方式發展企業新的優勢。國外學者對1900年以來的480項重大創造發明成果進行統計，結果表明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重大成果大都屬於獨創性的，而20世紀50年代後集成創新而來的成果所佔比例急劇上升，當前已佔全部創造發明成果的70%以上。

（一）技術集成創新，按照市場需求開發新產品，將有關的技術單元組織集成創新，使新產品快速進入市場。

（二）服務集成創新，讓處於同行業或同一供應鏈中的企業進入大市場，把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組織集成服務，以提高市場的經營效率。

（三）資源集成創新，將不同企業的優勢資源進行整合，以達到互惠互利的目的，比如擁有足夠資金的企業與擁有好項目並有經營能力的企業的合作。

（四）平台集成創新，將供應商、客戶、合作商等不同功能的組織平台集成為一個有機組織體，使其整體效率得到極大提高。

在集成創新過程中要解決好三個關鍵問題：一是系統集成，集成創新不是簡單的疊加過程，而是系統化的集成過程；二是協同集成，協同是集成的要素問題，通過信息化網路應用實現協同運作；三是人才集成，集成創新最為關鍵的是要有能擔當集成創新大任的人才。

集成創新是把已有技術單項有機地組合起來、融會貫通，構成一種新產品或經營管理方式，創造出新的經濟增長點。集成創新的主體是企業，集成創新的目的是有效集成各種要素以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

從自然科學的發展角度看，日本無疑是後進國家的典範，他們在有效學習和綜合集成西方技術的基礎上，快速推進國家工業化，成為主導世界經濟走向的重要發達國家。從日本科學技術發展路徑看，與美國相比，日本的基礎研究相對薄弱，在原始創新上與美國有一定差距。無論是“技術立國”還是“專利立國”的日本都強調技術集成，以產品開發為導向，綜合集成現有技術開發能獲取商業價值的產品。

1868年的明治維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三大國策，開始全面學習西方近代科技成果，逐步建立起近代科技體系和科技管理體制，主要奉行以增強軍事實力為核心的科技政策。20世紀50年代日本湧現出一批現代化企業，十分注重消化引進技術（如：錄音機、半導體晶體管、維尼綸、氧氣頂吹轉爐等）和消化吸收技術。20世紀60年代日本逐步從引進模仿向創新轉變，提出了著名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20世紀70年代，日本在科技體制方面發展以“研究組合”方式建立的官產學合作組織，成功地抓住了新的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20世紀80年代至今，在整體上加速了自主創新的進程。通產省和科學技術廳聯合提出了“科學技術立國”口號，旨在增強國民的危機感，同時激勵國民和科研人員發揮出創造力和堅忍不屈的精神，舉傾國之力與歐美為首的世界各國展開競爭。據統計，這一階段，日本基本實現了由模仿創新到自主創新的轉變。據統計，1982年到1986年，日本尖端技術引進增長86%，其中軟體增長103%，硬體增長69%；1986年到1990年，三個指標分別為91%、153%和16%；1990年到1992年，三個指標分別降為9%、7% 和2%。這緣於高速發展使得的日本技術引進餘地已變得越來越小，在經濟結構調整中，日本必須通過自主創新提升產業乃至國家的競爭力。

日本走過了從引進、模仿到集成創新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頒布過《企業合理化促進法》，規定凡是企業進口機械和引進技術均予以免稅。20世紀 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日本平均每年引進項目230項左右，最高時達到580項。60年代的日本開始了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從整個項目引進轉為關鍵技術引進，平均每年引進1000項技術，1968年最高時引進1744項。與此同時，日本開始注重消化和模仿，避免重複引進提出了“1號機引進、2號機國產”的口號。20世紀70年代，日本大企業已經積累了相當能力，開始注重實驗室技術引進，成熟技術引進比例大大減少。20世紀90年代，日本已經基本完成了追趕歐美髮達國家的使命，確立了“技術立國”的方針。這一時期，日本企業積極走向海外，國內企業總部主要開展研究開發和設計等高利潤活動，順利實現了引進、模仿到集成創新的轉變。日本的科研政策主要放在科研自主開發上，技術引進項目有了一定的減少，重點集中在通訊、計算機、生物工程等高科技領域。

日本國家科技創新政策的特點是“以科研體制改革為主線”，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執行“科技基本計劃”。1995年，日本頒布實施了新的《科技基本法》，對日本科技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此影響下，日本開始了連續的、五年為周期的執行“科技基本計劃”。1995年至2005年，日本已經完成兩期“科技基本計劃”，主要內容包括：加強產學研合作；在大學或研究機構的技術種子或創意的基礎上，促進新風險企業的創辦；大幅度增加博士后獎學金名額，加大對年輕研究人員的支持；提高研究人員的流動性；增加競爭性研究資金，更加集中地使用研究資金；增加政府研發資源。

（2）將國立研究機構改為獨立行政法人。2001年日本執行“第二期科技基本計劃”，開始國立研究機構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國立研究機構的法律地位變為獨立行政法人，提高各機構在人員和財務管理方面的靈活性；取消研究機構僱員的公務員地位，使研究機構有充分的自由根據自身需要簽訂雇傭合同；允許研究機構接受私營部門的資助（以前是禁止的）；改變主管省廳按年度來詳細規定研究機構工作計劃和預算的做法；主管省廳對獨立行政法人定期評估，評估結果會影響到政府資源的分配。

（3）國立大學法人化。2004年4月，日本開始國立大學獨立行政法人化改革，具體措施包括：從法律地位上看，國立大學變為獨立行政法人，不再是文部科學省的一部分；從政府資助經費總量看，國立大學從政府得到的資助總量沒有顯著的變化；從國立大學數量看，日本政府已明確表示未來會減少國立大學的數量，導致國立大學的合併（如醫科大學併入缺少醫學院的大學）。

（4）增加競爭性研究資金。“第二期科技基本計劃”規定5年內實現政府競爭性研究資金總量翻一番。2000年競爭性研究資金所佔比例僅為9% ，2003年提高到約18%。

（5）確定四個優先領域和四個附加領域。生命科學、信息通信技術、環境和納米技術/材料等四個優先領域約佔政府研發總支出的45%；能源、製造技術、社會基礎設施和前沿領域（空間和海洋）等四個附加領域占政府研發總支出的38%。此外，日本還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推動科研體制改革，如允許企業研究人員申請科研補助金；加強青年學者培養力度，每年培養一萬名博士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