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劍農

他從1927年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農業經濟學理論，在關於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農村經濟和土地制度方面，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領域，以及在農業經濟學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索，發表的論文和著作有300餘萬字。朱劍農早在少年時期，就積極地投入農民運動。在革命處於低潮的1928年初，他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2年夏畢業於上海法學院不久，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在獄中，他批判地研讀了資產階級各派經濟學著作，益發領悟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高度科學性。1935年出獄后，他到日本明治大學留學，研究農村經濟，對比地研究了中、日兩國農村社會經濟性質和階級關係狀況，並閱讀了大量日譯本馬列著作，深受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思想影響，從此立志以畢生精力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抗日戰爭爆發后，朱劍農毅然回國，奔赴東南抗日戰場，從呈戰地文化服務工作。這期間，他研究了日本帝國主義戰時經濟問題，在《中蘇文化》雜誌上連續發展論文多篇。1939年夏他出版了《日寇在侵華戰爭中能不引起經濟崩潰嗎》一書，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內外交困的虛弱本質。1944年夏，34歲的朱劍農應聘為國立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至新中國建立前夕，先後在四川大學、安徽大學、湖南大學任經濟學教授。由於公開講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積極支持進步學生運動，曾幾次遭解聘。建國后，朱劍農緊密聯繫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現實經濟問題，不斷地寫出了大量經濟學論著。1950年，他出版了《歷史唯物主義土地政策教程》；1955年，他又寫成《我國過渡時期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一書。此後，又有《價值及價值規律在各種社會制度下的作用》、《我國過渡時期的農業地租》、《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土地肥力經濟原理》等有影響的著作問世。他較早地論證了社會主義社會各種勞動產品，不論是生產資料還是消費資料，都是商品，並指出了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生產亦有一定作用，被學術界公認為是“寬派論”（即主張生產資料也是商品的觀點）的主要代表者之一。在十年動亂中，朱劍農教授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然夙志不懈，一直繼續進行學術研究。 1978年，湖北省新建社會科學院，朱劍家重返研究崗位。在短短的幾年中，他不僅完成了《土壤經濟原理》修訂第二版的修改工作，而且先後出版了《中國社會主義所有制問題研究》、《馬克思主義地租理論概要》、《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概論》、《中國經濟問題論集》等專著。這些著作對中國現實經濟問題，有著深入獨到的論述。朱劍農在50多年的科研和教學生涯中，勤勉耕耘，奮力開拓，著述齊身，是我國經濟學界多產的作家之一。他的主要成就有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關於所有問題問題的研究。他認為所有制形式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成分佔絕對優勢的前提下，應該有多種經濟成分和多種經營形式並存，以適應多層次生產力水平的要求。他還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具有多元性、多層次性，而不是多級性的特點。這些觀點獨樹一幟，在理論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二是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作用問題的研究。他的“寬派論”對我國經濟學界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作用，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三是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中農業地租問題的研究，這是他在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理論中的一項貢獻。四是關於土壤經濟問題的研究。他創立了科學的土壤肥力理論和土地生產力的發展理論，形成了一門很有特色的邊緣學科。日本東京大學阪本楠彥教授曾在日本國經濟刊物上為此寫了一篇書評，作了很高的評價。

朱劍農（1910～1986），安徽省旌德縣朱旺村人。其父為晚清秀才，英年早逝，朱劍農由祖父撫育成人。少年時就讀於本地私塾及城內高級小學堂，1924年考入南京安徽公學中學部。1927年北閥軍到達旌德，朱劍農輟學迎接北閥軍，投身農民革命運動，在旌德北鄉一帶組織農民協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朱劍農被迫離鄉，在武漢遇到共產黨人惲代英等，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不久回鄉，在成志小學任教。1928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反對本縣反動教育當局的鬥爭，成為縣教育促進會的活動分子和平民夜校組織者。同年秋，由於革命形勢惡化，朱劍農轉移至上海，考入大陸大學經濟系，後轉入上海法學院經濟系，一面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一面繼續從事革命活動，並擔任學院共產黨地下黨支部書記。“一·二八”事變后，身為上海大學生聯合會主席團成員的朱劍農，積極發動捐款，組織通訊、運輸、救護等，為支援十九路軍抗戰做了大量工作。上海法學院被日軍炮火炸毀后，被迫遷移至杭州複課。朱劍農擔任中共中央直屬杭州特支書記，積極發展浙江黨組織。大學畢業后，朱劍農回旌德籌集準備赴日費用，由於叛徒出賣，被捕關押進浙江軍人監獄。獄中三年，他認真研讀各派資產階級經濟學，出獄后留學日本，大量攻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同時，受到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先驅者、著名經濟學家河上肇的思想影響，決心畢生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研究。

“七七”事變后，朱劍農歸國抗日，在郭沫若主持下，積極從事戰地文化服務工作。他被派往浙江金華編印金華版《前敵周報》和《士兵周報》，後到中國青年月刊社，與進步人士組成立中國農民經濟研究會，主編《中國農民》月刊。後轉戰各地，潛心研究我國抗戰時期工、農、商、外貿等方面經濟問題，在《東方周報》、《經濟彙報》、《財政評論》等刊物發表大量經濟學論文。以後朱劍農先後到湖南國立商學院、四川大學、安徽大學、湖南大學任教，因積極支持進步學生運動，參加校內外“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群眾鬥爭，屢遭解聘。期間，朱劍農出版了《土地經濟學原理》《農村經濟》等著作。

解放后，朱劍農曆任湖南大學校委會常委、財經學院院長、湖北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所長、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顧問、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執行主席、湖北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常務理事、省政協委員等職，被譽為“紅色經濟學家”。在關於社會主義所有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作用、社會主義農業級差、地租和土壤經濟問題等四個方面發表了論文百餘篇，著述近20部，約300萬字。其中有影響的代表作除《自耕農扶植問題》外，當推我國研究土地經濟問題最早的專著《土地經濟學原理》。在《用歷史觀點考察商品概念和價值規律的作用》一書中，他主張生產資料也是商品的觀點，被當時學術界公認為“寬派商品論”主要代表之一。他主編的《中國農村生產關係研究》一書，被列為我國“六五”計劃期間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